在36年前的6月3日到4日夜间和凌晨数小时里，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沿途道路上，发生了人们不相信但害怕发生的一场军队对民众的暴力镇压。著名音乐家王范地和张先玲夫妇19岁的儿子王楠也惨遭杀害。王范地先生在2017年去世，始终未等到所谓的“六四平反”。他的夫人张先玲如今已88岁，仍然作为“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之一进行最后的抗争。

当局要求张先玲女士保证：不见记者、不说话。她表示做不到。她平和而明确地回答：“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你们不说这个真相，人家来问我，我还不说吗？是人来找我，不管是不是记者，只要问我六四的事情，我都说。”

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分散各地，不能常常见面，但从每年参与联署公开信的人数看，有不少难属的家人和她一样坚守“平反六四”的承诺，也坚定了她的信念和意志。

每年在各地悼念六四的人们也支持着“天安门母亲”群体。张先玲说，只要大家都记住当年在北京和天安门有发生过的屠杀，深信总有一天能在中国公开真相和悼念。

谈到自己当年只有19岁就被子弹夺走生命的的儿子王楠，张先玲说，每年快到儿子遇难日时，内心都会很难受，丧子之痛不会被年月淡化和抹去。

张先玲当时是原航天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她的儿子王楠是北京月坛中学的高二学生，只有19岁。王楠喜欢摄影，立志成为一名有抱负的摄影记者，因此非常关注学运的事，几乎每一天，他都会趁着午休的时间跑去天安门广场拍照。

张先玲永远记得36年前的1989年6月3日晚上，她与儿子的对话：那天晚上，王楠问母亲：“妈妈，您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 张先玲自信地回答说：“‘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可能开枪呢？”

这番母子间的对话之后，王楠出门了。令张先玲没有想到的是：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向“人民”开枪了，王楠倒在了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南口的血泊中，可是王楠的死讯直到事发10天后才被告知给他的父母。

据王楠父母在事后的调查，当时，子弹射穿了王楠的头盔，他左前额中枪，子弹从左后脑穿出，因而在头盔后面留有一个弹孔。戒严部队以枪伤者为暴徒为由，威胁在场市民不许救人，跟在部队后面的医学院学生只得就地帮王楠包扎，但因失血过多，王楠已经回天乏术。

王家后来调查得知，戒严部队曾打算“毁尸灭迹”而把王楠与其他二具遇难者遗体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面的北京二十八中学门前的草坪下。几天后，天降大雨冲散了泥土，遗体传出臭味。由于中学的投诉，戒严部队才将遗体挖出来。但这不影响中共官媒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和儿子王楠的照片

王楠的尸体被挖出后，由于他当时身上穿着类似军服的服装，而被误以为是军人，所以没有被部队的人当作“暴徒”立即火化，而是被送到北京护国寺中医院太平间存放，这使得到处寻找王楠的家人有机会找到王楠的遗体。

虽然寻得儿子的遗体，但邓小平6月9日发话把学运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收到命令的火葬场不许火化尸体。王楠的父亲王范地与当局几经交涉，最后因其是“九三学社”成员，由北京市统战部通过市委与有关方面交涉后，于6月20日才获准火化。但火化证上的致死原因却写的是“在外死亡”，掩盖他是被枪杀的事实。

王范地张先玲夫妻俩人坚持呼吁为六四平反、还事件真相和死难者公道。1989年8月，他们一同拜访六四遇难者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和丁子霖教授。自此，两家成了血泪之交，一同成立了“天安门母亲”群体。

在“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多是以母亲及遗孀为发言人，但也有不少父亲同为群体的骨干，王范地正是其中之一。虽然抱病在身，但他仍积极地参与群体工作，接受媒体访问，向外界披露当局监控“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情况。

王范地1933年出生于上海。他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元老级教授，也是中国传统琵琶的一代宗师，在中国琵琶界还享有“圣手”的美誉，他创编的琵琶独奏曲《天山之春》《送我一支玫瑰花》久负盛名。

2013年3月，王范地受邀担任5月28日举办的“青乐杯”2013香港国际青少年琵琶比赛的专家顾问。其间，王范地夫妇一直受到公安骚扰，公安阻挠他们前往香港。一直到他们出发去香港的前一天，主办单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突然致电王范地，以“六四”临近为由婉拒王范地来港。

2017年12月8日，王范地因心脏衰竭去世，终年84岁。张先玲说，丈夫弥留之际，有一只眼睛没有闭上，仍叮嘱她要坚持平反六四。她许诺要完成丈夫未完成的心事，继续肩负“天安门母亲”的责任，之后就把丈夫的眼睛合上。

张先玲曾在自述中写道：“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16个字不仅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共识，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