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报道，欧盟普通法院于5月14日裁定，先前《纽约时报》要求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公开她在2021年与辉瑞执行长博尔拉（Albert Bourla）讨论疫苗采购时所发简讯一案，欧盟执委会败诉。这起事件也被欧洲媒体称为“辉瑞门”（Pfizergate）疑云。

欧盟普通法院裁定，欧盟执委会“未能合理说明为何认为这些与疫苗采购相关的简讯不含重要资讯”，并强调委员会不能仅声称未持有文件，必须提供可信解释，让公众与法院理解文件无法找到的原因。法院认定，简讯在政策制定中属于官方沟通，应受透明度规范，驳回执委会的立场。

这起备受争议的“辉瑞门”案，起于2021年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高峰期间，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与辉瑞药厂（Pfizer）执行长博尔拉曾以简讯方式沟通，随后执委会向辉瑞采购价值18亿欧元的疫苗，创下执委会史上最大一笔采购纪录。这些私人简讯的存在最初是在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被透露的，当时引发了人们对欧盟核心决策不透明的广泛担忧。

然而在2022年，《纽约时报》记者Matina Stevis-Gridneff依循欧盟相关法律向执委会索取前述简讯内容，却遭到执委会以无关采购决策、并非正式文件故未持有为由拒绝。这一拒绝促使《纽约时报》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告诉，主张执委会拒绝提供前述简讯内容违反了欧盟的资讯公开法律。

全球深陷武汉肺炎疫情之际，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与辉瑞药厂执行长博尔拉之间的私人简讯，成为一场横跨政治、商业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丑闻核心。这场被称为“辉瑞门”的争议，不仅搅动欧盟高层政治，更揭露出在危机时刻政府决策程序的透明度与缺失，进一步冲击民众对欧盟体制的信任。

  突显欧盟主席权力无法制衡

当时在全球疫苗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份疫苗合约神秘诞生，范德莱恩声称与博尔拉进行了数周简讯与通话，以加快协商过程。但这种“个人化外交”模式迅速引来批评。欧盟未能提供这些简讯纪录，仅以“文件未保存”为由拒绝公开，激起透明化倡议组织与媒体的不满。

舆论普遍质疑，这样的重大合约为何不透过正式机构与专业审查流程进行协商，而是由单一政治领袖与企业高层以私密管道定夺？在涉及公共预算与人民健康的重大议题上，这样的做法被视为践踏民主治理原则。

欧洲议会及审计机构一再要求执委会公开相关合约与通讯内容。欧盟公务员守则原则上要求保存与重要决策相关的所有纪录。欧洲审计院曾在一份报告中批评此案“严重缺乏基本的审查纪录”。相关单位也介入调查，直指执委会“管理不当”。这场丑闻随即成为欧洲各国反对党与欧洲怀疑主义（Euroskepticism）的攻击武器。

更有批评者指出，执委会内部机制对主席权力的制衡过于薄弱，范德莱恩在决策过程中几乎不需对任何人负责。这一制度缺陷，使得未来类似的滥权风险仍可能发生。

2023年，比利时公民巴尔丹（Frédéric Baldan）正式向列日检察署提起刑事告发，控告范德莱恩妨害公务、灭证、贪渎与利益冲突。匈牙利与波兰随后也跟进提告，尽管波兰新政府后来撤诉，但欧洲检察署（EPPO）仍接手调查。虽然比利时法院最终驳回巴尔丹的告诉，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影响持续发酵。欧洲人民党（EPP）仍力挺范德莱恩，支持她寻求连任，但反对党与民间社会对她的批评声浪未曾止息。

重大决策用简讯？引各界挞伐

这场丑闻也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夕投下阴影，部分极右翼与左翼政党将其作为选战主轴，主张欧盟架构过于菁英化、缺乏民主监督，应彻底改革。支持者认为，范德莱恩当时争分夺秒为欧洲争取疫苗、挽救生命。然而，批评者强调，紧急状况不该成为逃避规则与审查的借口。公民组织如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呼吁建立更严格的紧急采购制度，加强资讯公开与外部监督。

此外，有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疫情初期抢购疫苗情有可原，但欧盟作为超国家组织，理应审慎评估需求与仓储能力，以免造成庞大浪费。此案也反映欧盟健康政策缺乏统筹，各国分歧与中央权限边界不清，成为危机中的制度瓶颈。

该事件也推动欧盟内部讨论如何规范政治人物的数位通讯保存，避免未来再有以简讯私下谈判、却无纪录可查的漏洞。同时，数位治理立法成为欧盟重要议题，如何兼顾个资保护与公共利益，也浮上政策优先序。

此案核心在于简讯是否应视为需公开的“文件”。透明度倡导者与外部观察家认为，“涉及决策的简讯”应与其他官方沟通方式受到同等对待，但欧盟执委会坚称简讯不适用。荷兰自由派议员Raquel García Hermida-van der Walle赞扬此判决为“透明度的重大胜利”，强调“民众有权知道决策如何形成，这是民主的基石，即使是透过简讯”。

此案为其批评者提供政治弹药，可能影响其领导威信。欧盟执委会回应称“透明度对委员会及范德莱恩主席至关重要，我们将严格遵循法律框架，决定后续步骤”。专家预测，此案可能推动欧盟修订相关法律，明确将数位通讯纳入透明度规范。

欧盟多位高层身陷利益冲突

欧盟执委会在过去也曾卷入其他争议，与“辉瑞门”类似，同样凸显欧盟在决策透明、利益冲突与监督机制方面的制度性挑战。

欧盟执委会前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在卸任后随即加入美国“高盛集团”顾问，震惊欧洲政坛。尽管他未违反欧盟规定的18 个月“冷却期”，但此举被广泛批评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令人担忧官员在任内可能为未来职涯铺路，削弱政策中立性。

2016年“巴哈马文件”揭露，曾担任欧盟委员会竞争委员会专员的克鲁斯（Neelie Kroes）在任职期间，隐瞒其为巴哈马一家境外公司的董事身分。克鲁斯虽辩称未从中获利，但事件仍引发严重关注，质疑其是否违反欧盟利益揭露规则。

“辉瑞门”揭露的不仅是一次决策过程的瑕疵，更引发对欧盟民主正当性的根本质疑：当执委会主席能在缺乏议会监督下签署数十亿欧元的合约，欧盟是否仍忠于权力分立与代议制精神？

有观察家指出，欧盟机构虽在危机中展现行动力，但若制度缺乏透明与问责基础，反而成为民粹势力的攻击靶心。若不正视这些结构性缺陷，欧盟的合法性将面临长期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