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指出，美国政府以“安全逻辑”推进人权议题，其实是一场浮士德式交易。在这种框架下，人权议题退居次要，甚至成为可牺牲之物。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评论《国家安全与人权的碰撞：美国如何回应跨国镇压》，作者怀箴(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 研究员)指出，在过去一些年里，中国流亡群体深受跨国镇压威胁。骚扰电话、对国内家人施压，甚至人身威胁，并没有随着跨越国境线而消失。尽管人权组织多年来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并呼吁政策回应，直到最近，美国国会、司法部下属的联邦调查局(FBI)及国土安全部(DHS)才开始警惕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

文章说，中美关系的国家安全化，为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带来部分新的机遇。他们长期努力将人权议题纳入美国外交政策核心但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华盛顿过去始终优先维系与北京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合作，从而常常搁置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判。美国社会这些年开始质疑接触与交流能够改变中国，在“接触”信念瓦解后，新生的是遏制中国影响力、保护自由民主国家的战略思维。自由贸易不再是互利共赢的选择，而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系统漏洞——中国正在利用经贸关系削弱西方的经济安全。

然而，作者提醒说，以“安全逻辑”推进人权议题，其实是一场浮士德式交易。安全化的核心，是将所保护的对象——此处为美国国家完整性——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由此赋予国家动用非常手段的正当性。在这种框架下，人权议题退居次要，甚至成为可牺牲之物。对人道价值的坚守可能被视为“软弱”或对敌方的天真同情，是存亡之战中所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一张力塑造了美国反跨国镇压策略：新立法将赋予执法机关更有效打击恶意外国代理人的手段，日渐收紧的移民政策也使移民群体面临跨国镇压时更为脆弱。在这种权衡中，人权让位于国家安全，对华立场强硬的重要性超过了关怀夹在两国之间边缘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怎样帮助中国人权项目?

关注中国问题的时事和学术网站“中参馆”(China File)发表文章《中国活动人士对美国削减人权项目感到震惊》，作者凯洛格(Thomas Kellogg，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指出，在竞选期间，川普在对华问题上态度强硬。上任后，他任命了多名所谓的“对华鹰派”进入重要的高级外交职位，包括卢比奥担任国务卿。然而，除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惊人关税外，人们仍不清楚川普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样。进入第二任期100天，人们不知道川普的外交团队是否会优先考虑中国人权，还是人权会被其他问题(包括贸易)取代。目前为止，外界收到的信号极其混杂。

面对川普政府终止涉华人权资金、关闭RFA和VOA等关键媒体的做法，中国问题观察界该如何回应?作者认为，首先，私人基金会需要加大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资助。没有任何一个私人资助者，无论多大，都能完全取代美国政府的角色。但私人资助者可以、也应该在这一危机时刻伸出援手，支持那些失去DRL或NED拨款、面临关闭风险的团体。

其次，学术界、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也有角色可扮演，可以支持那些失去工作、签证和关键专业平台的活动人士、记者和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就住在在美国。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问题学者和研究人员应该主动联系国会议员，确保他们了解政府单方面中止人权项目所造成的损害。到目前为止，共和党在国会中占多数，几乎没有表现出愿意对政府行为进行制衡的意愿。但随着川普的公众支持率持续下滑，共和党议员可能会更愿意采取行动，哪怕只是为了与一个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拉开距离。应该确保国会明白，恢复人权项目援助资金至关重要。

关注中国问题的时事和学术网站“中参馆”指出，进入第二任期100天，人们不知道川普的外交团队是否会优先考虑中国人权，还是人权会被其他问题(包括贸易)取代。

为什么不应该用“China mainland”称呼中国?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当德国学生提到中国时用“China mainland”》，作者曾友俞(台湾执业律师及写作者)说，日前受托带领一对来自德国HdBA的学生游览高雄，发现这些学生对于台湾的政党政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在沟通的过程中，因为都是使用英语，作者发现他们在谈论到中国时都会使用“China mainland”，于是就问了他们为何会这么称呼，得到的回复是官员是这么使用的，他们就这么沿用了。

作者对这些德国学生指出，一般在指称中国时是以“China”，而不会在其后加上缀语“mainland”，若指称台湾时则是称为“Taiwan”。因为是否有该缀语，将会形成一个是否有地理上的从属关系之别，换言之，“mainland”与“island”的隐喻性从属关系。虽然在中文上指称中国会有中国、中国大陆、大陆等不一而足的用法，但至少在英文上，极少见到有“China mainland”的日常语用。

文章说，这也是台湾的政治问题，即语言问题，许多的“概念”与“实体”之间存在着错综的指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