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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江平、吴敬琏的“最后呐喊”
www.wforum.com | 2024-02-11 15:46:44  议报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临近岁末,情绪极度低落。

冰天雪地,寒冷异常,疫情再度抬头,校园家属区“外松内紧”,加强封控,限制人际交往。保卫部以“安全”为由,盯梢师生,增添摄像头,加派特务生,逐级汇报可疑言行。

所有神秘动作,都逃不过我邻居老张的法眼。

这位退休老保卫干事,不但“眼特尖”,能发现任何新监控花样,而且“耳特灵”,部下晚辈常给他透风。为免惹事,我听从老张建议,谢绝学生来访,难得过清静日子。

两位尊师的“最后呐喊”

就在此时,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不幸于12月19日离世,对我又是一击,更加重我的压抑。江老多次受邀来校,主持民商法讲座,我跟他常交流,尊他为老师。

如今,为送别老师,我无论如何得写点文字,顺便谈谈他跟吴敬琏共同发起的“法制化市场”研究。吴敬琏跟江老师同龄,都94岁高寿。上世纪80年代,吴任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曾来我校兼过课,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算我的启蒙老师。

人们之所以把江老的“法制化“,与吴敬琏的“市场化”,联系起来,掀起改革开放的“最后呐喊”,我想跟下列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法制化市场研究”,本是二老九十年代发起的研究课题,但举步艰难,历时三十年,才受到主流学界认同,及少数高官支持。如今,市场化跟法制化严重脱节,所以,两位九旬老人的呐喊(毛粉称“绝望的哀鸣”),有振聋发聩的示警作用。

第二,当前经济萧条,内外交困,危机成堆,高层拿不出任何救治方案,只有懒政怠政,任由体制空转,局面恶化,坐等出事。强调“法制化市场”,对体质内的智囊们来说,也有提供政策选择(另类思考)的意图。

第三,今年是改开45周年,有媒体借纪念之机,试图推动新一轮突破,比如《财新网》发表“事实求是”的短文,虽被迅速封杀,但影响深远,算上一轮改开的历史回响。

第四,支持改开的明白人毕竟不少,就算形不成派别,但愿望强烈,能形成合力。与45年前“摸着石头过河”相比,认识更加清醒,更容易理解温家宝的临别赠言:“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难以彻底,已经取得的成就,还可能得而复失。”

或许预感风向有变,校内监控有所放缓,窃窃私语开始活跃。最让我吃惊的还是老张,一向谨言慎行的他,居然送给我两篇打印出来的“重头文章”,说“体制内流传广,都跟纪念改开有关”。一篇是国务院智囊胡伟(参事室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社科联副主席,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的大作,题目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其中,有些新颖提法:比如,应该“毛体邓用”,还是“邓体毛用”?另外,也分析了中国与欧美关系的重要性;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性,等等。

奇怪的是,文章结尾哀叹,这应该是他“最后一篇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章”,大有与文坛诀别的味道。其实,与三十年代出生的江、吴二老相比,五零后出生的胡伟,年轻许多,应该不是年龄问题。那么,究竟是因为“说了也白说”,故此宣布封笔归隐?还是因为处境险恶,自感随时有可能“被归隐”?不得而知。其中苦涩,的确耐人寻味。

另一篇“奇文”,是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计划经济的本质是崇拜权力的力量,大数据帮不上计划经济什么忙》,锋芒更露,是他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最早发表在2020年2月18日的《中国企业报》上,现在拿出来,明显属于炒冷饭。我之所以称为“奇文”,是因为它的立论,三年前不太扎眼,因为当时的局势,远没现在严峻。那时的改革开放,还经常占据报刊头条,不像现在这么模糊不清,甚至成为“敏感词”。如今连怎么定义“改革开放”?或者说,改革开放需要什么“前提条件”?都需要辩论了。因此,老张私下说,如今的官媒宣传,其实是“借改开之名,行倒退之实”。

我看江平、吴敬琏的“最后呐喊”

题图来源:第一财经

市场法制化,本属基本常识

说到市场与法制的关系,45年前并非没讨论过。记得当时,在江老师主持的民商法讲座上,两派激烈辩论。一派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用来镇压产阶级敌人的,有宪法和两部主要法律就够了。刑法针对敌我矛盾(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民法解决内部矛盾(各类社会纠纷),这是列宁的教导。再增加民商法,属于画蛇添足,繁琐哲学,自缚手脚。但以江平老师为代表的一派(我也在其中),不同意上述看法。我们认为,如今国家要改革开放,对内需发展统一市场,对外还要融入世界经济,吸引外资,三来一补,经贸关系日益复杂,决非毛时代两类矛盾那么简单。就算都是国企(其实,全民所有也是名义,实际都是部门所有,或地方政府所有),按市场竞争原则,也必须单独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处理债权债务,也需要按独立法人对待。遇到无法协商解决的纠纷,还得对薄公堂,由法庭审判裁决。更别说私企/国企,内企/外企之间,个人、集体、和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了。

江老讲《民商法》的时候,就明确说过,商法,相当于市场行为的指导原则。它既有调解商务纠纷的功能,也向社会成员(包括法人和自然人)提供行为规范,起到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的教化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的交换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已经比较规范的市场形态,已有法制化的制度安排。尽管两百年前的法制体系,其完善程度,无法与今天相比,但初步具备了相对完善的配套,其中最基本的内容,例如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商品所有者(包括劳动力所有者工人)的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土地,原料,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在不同地域和不同部门间的自由转移;等价交换,自由决策,不受胁迫;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等(我戏称“五毒俱全”)。如果缺乏这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正常交换秩序就无法维持,资本主义市场也难以形成。

有学生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出版)里不专设一章,来谈论法制化的市场秩序呢?我的回答是:19世界中叶,机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已经基本形成,西欧主要工业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制化市场体系,上述条件,已经不言而喻。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常常提及,否则,就没有《资本论》的分析基础和立论条件。尽管恩格斯出版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其中列举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但不可否认,英国工人的整体状况,逐渐改变。以8小时工作制为例,就在恩格斯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两年后,英国于1847年通过立法,规定8小时法定工作日,超时需超额补偿。发展到今天,欧美普遍进入40小时工作周(每周5天,每天8小时)时代。还有些欧美亚国家,开始试点4日工作周(每周30多小时)。对比咱们中国,许多员工,继续遭受996(每天12时,每周6天)的血汗盘剥。

中国的改开,实为回头走资(相当于刘少奇在五零年代说的“资本主义补课”),突然从毛左体制转弯180度,难度很大。以率先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难的不是生产经营者个人。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原本就是男耕女织,半农半商、精打细算,准许恢复个体经营,对他们来说,求之不得,易如反掌。

难的是他们头上那些吃官饭的党政人员(用孙大午的话说,八个大盖帽,管着一个破草帽),以及替他们跑腿的村级干部。这些人,非但对合作化以前的市场经济已经淡忘,甚至对“复辟走资”怀有恐惧和抵制心理。因为他们长期习惯打压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内行,如今让他们支持“单干”,鼓励农民“发家致富”,非但内心反感,面子上也难转弯。所以,仅仅把承包田分到社员名下,根本不能保证农民自主经营的合法权益,因此,提出法制化的市场经济,非但应该,而且必须。最起码,当经营者遭到非法打压,无理罚款的时候,能用法律招架一下。比如,我去农村赶集买菜,就看到摊户们,常把放大的经营许可证,以及相关法律条文,高挂在头顶,还配上八个醒目大字:“照章纳税,合法维权”。所以说,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理应如此,向来如此,深入民心,天然合理。

法制化,离不开民主化

当然,江、吴二位老师也多次表示,法制建设的成败,最终还要看民主化是否到位。比如“司法独立”,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以个体农户为例,他们自产的蔬菜水果,经常被垄断性收购公司压价压,损失惨重。拿到集市去零售吧,又被市管会强收管理费(要收据多缴,不要收据少缴),还有地痞流氓敲诈保护费,不堪其扰。总之,非法盘剥相当严重,往往占售价两三成,让你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白干。所以,年轻人宁可外出打工受气,也不想在家耕种,任由土地荒芜,乡村破败。

大家心知肚明,垄断公司、市管会、黑社会,往往跟当地司法,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就算你有人证物证,可以告官,也根本没有胜诉机会,还会遭到更严厉报复。原因很简单,公检法都归政法委管,最终由一个书记说了算。寻租各方私下串通,分头打点,根本没有百姓说理的地方。江老跟我说,他知道咱们是“有法律之名,没法治之实,一元化(党管司法,还有私有模糊,言论自由等)是问题的病根。没有政改,法制化也是空谈。但就连彭真,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谁提司法独立,谁就被打入另册,成为批判对象。”

他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能在民商法“总则”部分,点明法制完善与政治改革的紧密关系。这个问题,曾经多次列入人大法制组的议事日程,但讨论无果,最终在高层授意和政法委直接干预下,胎死腹中。

反对把法制建设与政治改革挂钩的意见,据说来自老邓本人和江、胡两任总书记,他们抵制的理由是:新加坡和香港,都没有政治民主(党派竞争与政府民选),但有相对完备的司法体系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群体,应该成为中国学习的样板。“圣旨”这样批示,下面不让讨论,成为禁区。直到温家宝下台谢幕,才勉强打破沉默(脱稿)说了他对政改的看法。

对“没有民主化,也能法制化”的说词,我有三点评论,曾跟二位私下讨论过,他们表示认同:第一,民主程度,有高低层次:先看新加坡,有人认为,那里没有民选政府,是“威权主义”,甚至“一党专政”。其实,无论按它的宪法定义,还是实际执行,实行的是内阁制议会民主。尽管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并控制国会,但国会议员经投票直选产生。李显龙上台后,逐步放宽言论管控,允许反对党存在,因此,许多人说,新加坡应该属于“部分民主”,或者“有缺陷的民主”。

再说香港,回归前是殖民政府,由君宪制的英国首相任命,虽非民选,亦非专制。其司法相对独立,廉政公署执法之严,效率之高,广受好评。二战之后,港英曾打算还政于民,开放直选,但被咱们党中央出面制止,因为毛、周担心,主权回归后,民选产生的港府,可能不听北京指挥。因此,只有立法局部分议员,开放间选,且无实权。主权回归之后,按《基本法》规定,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承诺逐渐增加直选议员比例,等等,实际执行如何,下文细表。

第二,虽无民主,但有自由:社会生态,由多项指标综合决定,其中民主自由,常被相提并论。新加坡和回归前的港英,就算没有政治民主,当地百姓也没感到太压抑,原因是自由度较高,除了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更有从业,经商,投资,移民等各种自由,这些必不可少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法制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市场跟随时代潮流,不断提升档次的必要条件。正由于这些经济自由和与之配套的法制体系,才创造了“亚洲四小龙”,让它们一度成为企业家的投资天堂。

第三,英国殖民,影响犹存:最后,不能不提到英国因素。新加坡和香港的良好投资环境,归根结底,跟英国殖民地的历史遗产,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纵观诸多前殖民地,有些非常糟糕,比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留下许多社会弊病,导致它们独立之后,腐败横行,政变不断,难以良性发展。而英国在前殖民地留下的遗产,就能成为法制化市场的推动因素,新加坡和香港就属于后一类。究其原因,跟英国曾经是工业革命发源地、市场经济领头羊,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是英国原有法制化市场经济的制度(或文化)基因,为后殖民社会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明基础。

当然,英国打下良好基础是一回事,独立(回归)后的新政府,能否善加利用,再创辉煌业绩,则是另一回事。从目前情况看,新加坡属于成功例证,而香港,则不幸成为失败典型。

香港主权回归后的前十年,一国两制总体平稳,港人也为内地的改革开放贡献良多。后来,是北京片面强调“一国”,逐渐忽略”两制”, 从2019年开始,围绕“送中”与“反送中”的所谓“国安议题”,中央、港府、和港人之间,出现博弈,爆发冲突,导致香港自治地位和法制状况,明显倒退。“一国两制”徒有虚名,香港“内地化”已成事实,原有的法制体系、廉政形象、投资天堂等等,都成过眼烟云。企业外迁,资金外逃,曾经赫赫有名的亚洲金融中心,已被新加坡取代,就连投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也被台湾股市超越。

如今,中国形势异常严峻,房地产、连环债、私企倒,外资撤,失业率高,产业链断,内外安全,危如累卵。媒体空喊改开,实际倒行逆施,无论国企还是民企,日子都不好过。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法学泰斗江平和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联手推动法制化市场经济的长期努力,终于获得大众认同。尽管舆论环境,远未宽松到可以高呼“民主化,法制化与市场化”的宽松程度,但开始感受民心躁动,多少给我一点希望,看到一丝光明。辞旧迎新之际,希望明年带来好运。

至于黎明前的黑暗还有多深,面临的艰难险阻还有多大,我们管不了,只有义无反顾,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呐喊,持续抗争(说哀鸣也行),就像北宋诗人王令说的 “子规半夜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一群书生,除了用语言文字表达信仰,拥抱三化(民主化、法制化与市场化),我们别无选择。

2023年岁末初稿,2024年元旦修改

于北京寓所

作者关凤翔为北京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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