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不会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允许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土地的公有化，完成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化，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贫富悬殊。”

　　在东方卫视1月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28期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携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带领观众一起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概念，并展望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之路。

　　张维为：

　　最近，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其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非常明确提出的目标。在这里我和大家回忆一些，当年和邓小平同志就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些谈话。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时任总理穆加贝,当时我担任翻译。穆加贝是笃信社会主义的非洲领导人，他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一种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在那次会晤中，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非常坦率地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

　　邓小平非常平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邓小平当时说：“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小平接着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是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当时讲完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目光环视一下当时的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这番话。然后他又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第二个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接着说，我们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些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1959年1月13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来源：人民日报

　　邓小平用的是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但实际上他已经大大地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放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比方说当时农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但包产到户、长期不变，这是一种新型的集体所有制。

　　那么对于穆加贝不太理解的外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分析。他很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他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的一部分也归社会主义所有。

　　为了说服穆加贝，邓小平补充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发现小平同志在谈到向外国学习的时候，他从来不只是关心“硬件”，他还非常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好的管理经验学过来。

　　就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我给大家做一些解释，所有制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但是中国的做法和苏联的做法不完全一样。

　　苏联是对私人资本采用了剥夺的政策，中国采用的是赎买政策，苏联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占到当时苏联整个工业成分的99.97%，几乎是100%了，而中国到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56%，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集中资源建设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科研体系等等。

　　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占到当时苏联整个工业成分的99.97%。来源：valenteshop.ru

　　其余部分主要是集体经济，包括大量的“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成为乡镇企业崛起的主力军，引爆了中国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阶段就是邓小平时期的公有制为主，同时允许个体经济和外资发展，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大致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三。

　　第三阶段，以1997年召开党的十五大为标志，中国公有制的概念与时俱进，它不仅包括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包括国家和集体控股的股份制等等。公有制为主的定义就开始强调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的优势，包括国家对土地、矿产等各种战略资源的拥有，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再强调国有企业的具体数目，或者集体企业的具体数量和比重。

　　这次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形成了今天的“两个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的竞争，一种互相促进的全新格局，在学术界也被称之为“混合经济”。

　　回望中国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感叹万千，不是说这个模式十全十美，它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同时发挥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从而证明是中国模式最出彩的地方之一。

　　比方说，现如今的中国享有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经济，远远领先美国，因为美国的私营企业不愿意投资建设大农村的通讯基站，因为长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国是国企承担了把通讯基站网络建到所有村庄的使命，这也是中国模式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

　　政府还投资建设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村村通公路”等等工程，民营企业也抓住这个发展的历史机遇，壮大了起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村村通公路”工程。来源：雪花新闻

　　现在看来，公有制占主体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种底线思维，因为改革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但我们保住了这一条，即使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拉大，我们也可以用资源来逐步解决。

　　在邓小平谈完了所有制问题后，他就和穆加贝谈到了如何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那么邓小平对穆加贝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小平接着自问自答说：“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回顾40多年的改革开放，贫富差距拉大了不少，但即使相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获得大幅度的改善，到2020年中国彻底消除了极端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所以中国的贫困问题是相对贫困，而不是困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贫困绝对化的问题。

　　对于两极分化，我觉得要采取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克服“文革”时期的极端平均主义，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加速现代化的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完整地表述，就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它地区富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这个战略构思总体上有效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当然发展起来也产生了新的问题。邓小平是1989年11月正式退休的，退休之后，他对于共同富裕还是十分关注。

　　邓小平处在1990年有一次谈话，他说中国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平均主义是发展不了经济的，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就必须搞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1993年，邓小平又和他的弟弟邓肯有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聊天，表达他对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忧虑，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的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获得，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那么就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回头看来，我们基本做到了邓小平两个论断的第一部分，就是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富裕起来，带动其它地区富裕起来。中国的发达板块和欠发达板块，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良性互动机制。过去20来年，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几乎都比沿海地区要快，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消除极端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

　　但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中国还在探索，还没有做到理想的状态。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就有个说法，初次分配是效率原则，靠市场；再次分配是公平原则，靠法律，主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等；第三次分配靠道德，靠自愿捐款等等公益事业。

　　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来源：人民网

　　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对中外记者谈了现在党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一些思考，在谈到第一次分配的时候，他说第一次分配既要讲效率，又要讲公平，合理控制初始分配的差距。

　　第二次分配要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的两头更小一些、中间更大一些。

　　第三次分配要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这在客观上会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随着中国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加上国家激励政策的完善，中国的公益事业将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韩文秀还特别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不能仅仅在分配上做文章。韩文秀说：“中国人均GDP虽然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但还没有完全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使把现在所有的国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那也达不到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是没有捷径，不是变戏法，必须靠14亿多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做到。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总之，共同富裕不会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允许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涉及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道德、生态文明、公益慈善等许多方面。

　　2021年6月，中央决定选择浙江省来建设中国首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做得比较好，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是1.96倍，低于全国平均的2.56倍，今后它还要进一步地把这个缩小到更合理的区间。

　　浙江已经做到的和正在做的许多事情，我想其它地方也可以参考、借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可以进行分区的试验，好的经验就及时推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实现14亿人的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我们要不断探索前行，最终一定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好，谢谢大家！

　　寒竹：

　　刚才张老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历史的情况，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就是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即使在每个朝代的盛世，比如说汉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唐代盛世时期，也只出现了杜甫讲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所以，贫富悬殊和土地兼并，是中国过去每一个王朝无法解决的问题，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土地的公有化，完成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化，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贫富悬殊，或者缩小贫富差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的话，共同富裕它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

　　但有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央再次强调要提出实现共同富裕，原因在什么地方？个人体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富的分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贫富悬殊更多的是通过劳动所得和经营所得所形成的，但是经过了30多年、4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财产性的收入或者资本所得大大地超过了劳动所得，以及经营性的所得。不管你从事打工也好，挣工资也好，还是说从事实体经济也好，这个收入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财产性的或者投资所得到的报酬。在过去10年，资本所得大约是10年前的四倍，这时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增幅回落2.3个百分点。来源：中国政府网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发展，2008年达到了顶点，GDP达到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在2012年前后，中国开始进入中高速的发展，那么根据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说法，中国已进入了中速的发展期。

　　当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蛋糕在变大的时候，人们很少意识到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但是当社会的发展速度从高速降到中高速，再从中高速进入到中速发展之后，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在中央提出共同富裕后，很显然已经感觉到贫富差距在当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问题，中央提出了三次分配，我来着重讲一讲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我们在第一次分配当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严格地执行中国的劳动法，要保障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当中的权利，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

　　第二次分配，转移支付中国做得非常成功的，2020年，中国的转移支付超过了8万亿，中央财政把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一些收入，转移到落后地区、内地或者边疆地区，其实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个是中国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

　　如果要缩小贫富差距，那么整个政策是要向贫困人口，或者是要向低收入的人群进行一些倾斜，这才是能够解决中国贫富悬殊的一些重要措施。在今天，中国已经是势在必行，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就还可能扩大。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缩小贫富差距，实行共同富裕，这些都是有战略意义的，看到了问题，也看到了未来。

　　圆桌讨论

　　主持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要义之一，在说共同富裕概念时，除了跟收入有关，跟经济有关之外，它还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张维为：其实，我们对于共同富裕的理解是不断深化的，过去，中国确实比较侧重经济方面，现在包含了许多经济方面、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建设、各种社会服务的均等化、文化建设等等。

　　在40年前提共同富裕时，只是为了激发大家的活力，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逐步变成小康、全面小康、彻底消除贫困，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寒竹：共同富裕讲得更多的是公平正义，有的时候需要把共同富裕和发展对比起来讲，就是既要讲发展，也要讲公平正义。因为富人毕竟是少数，无法构成、支撑整个中国的消费市场，而发展和公平正义是相互促进的。同时，共同富裕跟政治问题、战略问题也息息相关，因为解决问题以后，对整个社会老百姓的获得感或者政治稳定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主持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个实施方案，里头有9个大章、52个小点，内容非常丰富，它涉及的范围远不只是经济这么简单，比如说生态文明、基础设施建设、人文教育、公共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都在共同富裕大概念框架之下。当要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时，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其它的一些维度，以及不同角度的获得。

　　浙江：到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9内。来源：中新网

　　张维为：我觉得中国采用试点的方法非常好，因为浙江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共同富裕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的，我之前提过，浙江的城乡收入差别，可支配差别是1.9倍左右，中国平均是2.56倍，这就创造出了很好的条件。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我们要在2035年共同富裕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浙江是提前十年，2025年就要做到。

　　中央的口号用得很准——“高水平发展下的实现共同富裕”，把发展放在第一位，饼还要做大，蛋糕还要做大，而且要做好，然后再分配好。这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还有非经济类许多方面。

　　主持人：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是把所有的钱大家都平均分了，也达不到共同富裕。所以要发展，先把蛋糕做大，而且还不光是把经济的蛋糕做大，其实是把整个社会发展的总量，经济总量，其它的各个维度的总量，都要做大，所以共同创造很重要，共同创造之下的共同富裕。

　　寒竹：就中央选择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试点来看，共同创造也是浙江的一个优势，浙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里的人民很多都是从事制造业和中小企业。

　　张维为：市场主体很多。

　　寒竹：从统计上来讲，浙江是缩小了贫富差距，微小企业是浙江给全国显示了一个示范的效应。

　　张维为：虽然浙江是一个示范区，但实际上各地都在开始创造，都在摸索。我相对比较熟悉的昆山，就是1.0版、2.0版、3.0版，1.0版是农业，昆山农业发展得非常好，然后是2.0，工业发展得非常好，现在是3.0，生态和科技，主题非常明确，这里面就包含了共同富裕。所以各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创造，我觉得因为各个地方的禀赋不一样，传统不一样，所有制结构也不一样，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适合各种各样的情况。

　　主持人：但是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等待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行动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那刚才说到一二三次分配，一次、二次、三次还有哪些可以做呢？

　　张维为：现在第三次分配谈得比较多，我自己走的国家比较多，实际上靠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是找不到例子的。美国号称慈善业非常发达，比尔·盖茨的基金名义上都是慈善基金，但实际上，慈善基金有另外一面，变成富翁避税的一个最好手段。

　　慈善基金里很少一部分会用于慈善，而很多一部分用于其它目的，包括避税、支持各种各样的符合自己利益的基金、非政府组织，甚至支持“颜色革命”，所以美国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希腊病”导致希腊破产。来源：The WallStreet Economist

　　而法国的贫富差距就非常小，它是靠税收，基本上是一次、二次分配来解决该问题的，北欧基本上也是这个模式，政府的作用比较大。而中国需要走一条有创意的路，这非常重要，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不要患“希腊病”，就是完全靠福利，结果养懒汉，结果希腊后来真的是破产了；也不要患“美国病”，就是太资本主义，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如何怎么找到中间道路？有人说北欧模式，但北欧模式现在看来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瑞典犯罪率之高，很多人只要拿到失业补贴，移民补贴，就开始懒惰不干活。英国、法国都是这个问题，所以中国要怎么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怎么把各种资源全部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而不是机械地学某个国家的方式。

　　寒竹：仅仅靠三次分配，来真正能够解决缩小贫富差距是很难的，因为你把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个主要的途径或者一个重要途径来缩小贫富差距的话，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困境。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是慈善，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它能够靠自愿就能够解决贫富差距，那这就不是问题了。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鼓励富人能够做慈善，在法律方面支撑他进行一些完善。

　　张维为：实际上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很多企业都主动承担了很多扶贫的任务，这就是帮助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对企业形象也很好。另外，国企的利润30%都要上交中央财政，用于医保、社保等支出。这是中国独特的一块，因为中国国企的比重相对比较大，其他国家很少有，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主持人：在说贫富差距、共同富裕时，我们会引用基尼系数，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因为基尼系数的算法每个地方其实不一样。所以我想听听两位对于这个概念，能不能从根本上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中国的基尼系数仅次于拉美的巴西和非洲的南非，甚至高于在发达国家中普遍认为收入不平等的美国。来源：未来智库

　　张维为：基尼系数的定义是货币化的收入，这当中的差别就是，超过0.4就是有点问题了，0.45以上就风险很大了。但是对中国这样超大型的国家，另外我们有大量的老百姓的资产没有体现在货币化的收入。

　　最典型就是农村、农民，他现金货币收入不多，但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非货币化的这种收入，房子时自己的，所以住是免费的，平时的粮食也是自给自足等等，这些都没有算进去。

　　所以，光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就会失真得厉害，中国是超大型的国家，如果计算中国内部各个地区的情况，比方说上海市、江苏省、农村的基尼系数，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的。换句话说，如何实行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衡量的体系标准，我们要创新，指标体系要创新，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指标体系。

　　寒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用一个系数来讲，就和中国全国平均气温是一样的，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实际上，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区分，不同地区的工资都不一样。

　　当时上海是八类地区，那么同样一个工作，上海的工资可能就比另外一个地方高，但并不等于收入高，因为上海的整个物价体系更高，落后地区的物价体系更低，光是地区性上的差异就很难靠着基尼系数反映。

　　张维为：我曾经长期追踪过家庭资产的数据，恐怕能够说明不少问题，去掉个人的所有债务，包括房产、所有的储蓄、股票等等。如果要和美国比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有意思的变化，40多年前，很难想象中国人跟美国人比财富，如果现如今再来比较家庭净资产平均水平，美国比中国高很多，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家庭净资产是289万人民币(专题)，美国是480万人民币，高了将近一倍。

　　问答环节

　　【观众一】：各位老师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很多具体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就比如我们怎样兑现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对高收入进行一个规范和调整，而我们普通人民群众在这一过程中又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同时对于那些庞大的企业，我们又该怎样去让它们兑现它们的社会责任呢？

　　张维为：我觉得先富裕起来的能够照章纳税，完完整整纳税，这个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总会有富人想要逃税的现象，用美国人讲的话就是，只要税收一高，这些富人就到瑞士来避税。美国也是这样，这样的话，美国的全世界资本就会流动。

　　在“避税天堂”排行榜中，瑞士排名第三位。来源：Visual Capitalist

　　但总的来讲，如果要实现共同富裕，恐怕先富的群体通过各种各样制度安排，应该多交一点税。国家需要对数字经济等做出规范，该交的税一定要交，不能靠一上市全发财，每个人都分几千万，要承担社会义务。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有着很好的传统，周总理说过有红色资本家，都是愿意纳税、支持人民共和国、有些还在朝鲜战争时捐飞机，香港就有红色资本家，这需要一些榜样。我们有些企业家做得非常好，需要让他们意识到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

　　中国的富裕真的是年龄世界最轻、速度世界最快的，而背后都是众多的国家公有资源投入，国家从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培训、工程师的培养等等方面做了很多实事，我们要心存感激。

　　从社会来讲，就是让他有更多的渠道，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能看到希望。这个我觉得中国相对还是比较成功的，首先，多数老百姓绝对希望改变自己命运，虽然有一些年轻人说“躺平”，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躺平”，我们都经历过。但实际上真混的人不是很多，很多人混一段时间，“躺平”一段时间，然后又开始干活了，这点不需要太担心，但社会要确保渠道畅通，才能够往上走能够互动。

　　主持人：仔细去观察最近富起来的人，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多个人的劳动和努力，这点我们要看到，但确实也是站在时代的肩膀上，如果不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发展，到了现在提供那么多好的条件，你可能即便再努力，可能不会获得如今的这种财富。

　　一次、二次分配我们要更加的完善，然后在税收制度上面，我们恐怕还要做得更好一些。最近国家税务部门一直在对演艺界相关的偷税漏税情况，电商主播偷税漏税的情况在严查，一方面是要做好规范，另外一方面向全社会传递一个概念，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对社会进行回报，至少遵纪守法是最基本的回馈。

　　寒竹：关于先富带后富，先从两方面看，首先就是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一个先富带动后富，只是先富的地区去带动后富的地区，这是我们取得成就的一些方面，另外，中国目前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防止偷税漏税，对富人采取很多规范的作用。

　　主持人：先富带后富不光是先富的人群带后富的人群，还有先富的地区带动后富的地区，在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当中，中国制度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保障？

　　张维为：简单回忆一下邓小平，因为再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在讨论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很多人觉得社会主义没有希望，社会主义就是贫困。邓小平跟外宾讨论社会主义的时候，我就发觉了他的一个特点，最终邓小平只落实在两点上，就这两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

　　2020年7月21日，格库铁路全线铺通，新疆青海两段铁路顺利接轨。来源：新华社

　　党的领导是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最多是五年一次党代会，它一定要审时度势，看看过去五年做得怎么样，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要改进，下一步怎么做。另一方面，公有制占主体就是国家手中有资源，这非常重要。中国整个的战略调整，比方说2000年开始的西部开发大战略，就是党中央审时度势觉得中西部差距大了，现在到了要改善中西部的情况了，我们就开始中西部战略。

　　后来证明这个战略非常好，中西部就开始发展起来了，有底线思维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探索、事业、股市、市场都可以一试。如果出问题了，靠这两条来纠偏，这是基本的一个思路，社会主义这就相当于回到最本质的东西，有这些手段在手，我就可以做今天中国在做的事情。

　　我顺便讲一句，很多国内老百姓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保底的，美国的龙卷风、日本的核灾难，政府稍微给点救济之后就不管难民了。在国外建过房子就知道了，一定要买保险的，但保险里边一定有一条，如果出现人力无法控制以及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那就没有人管你了。而中国不是，像汶川地震，国家一定要给你建一套房子住进去的，没有人露宿街头。

　　主持人：对，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的时候，更要了解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它是一个保底的制度，而且还要带着大家共同富裕。

　　【观众二】：三位老师好，共同富裕里面提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要多做一些公益跟慈善，那如何避免他们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一种被逼迫，被“劫富济贫”的这种感觉，从而导致适得其反呢？

　　不搞“杀富济贫”，也不养“懒汉”。来源：中新网

　　张维为：现在，中央反复地强调不能搞“劫富济贫”，这也有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基因，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叫“红眼病”，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万元户”。

　　一个知识青年自己创业，每个月拿150块钱，然后胡耀邦写了个批示，大家看了可不要红眼，当时就容易有这个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平均主义。中国为什么这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因为中国文化中有社会主义基因，我们讲就是平等，平等是好的事情，共同富裕是好的事情。走到极端就会产生富人一定有点问题的想法，同等学历，有些富人成绩还不好，为什么挣的钱多？

　　我觉得确实要防范这个思想，就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都是从极端平均主义时期过来的，那个制度是有问题的，工作没有积极性，社会没有活力。最极端就是非洲，非洲富不起来的重要原因就是极端平均主义。我曾经在内罗毕的联合国机构工作过，因为在联合国薪水比较高，我做了有关于工资的调研，基本上非洲雇员工资发完以后，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就全部用完了。

　　万元户：八十年代的“富豪”。来源：中国青年网

　　他的亲戚、朋友，整个村庄的人全要叫他请客，然后他跟我说，如果在乡下盖房子，第二天就被人烧掉了，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非洲的确仇富到极端。中国在共同富裕方面做得比美国，一句话很多国家都要好了，但我们能够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可以自信地强调，在高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在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允许有差别，讲究勤劳致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依法保障物权，其中包括公有财产物权和私有财产的物权，这个非常重要，是革命性的。

　　寒竹：关于第三次分配，一定要有适当的差异，多劳多得，我经营得好就会有多的收入，一定要有这个机制，社会才能有活力，才能够发展。我们要清楚的理解到，第三次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是施加压力，也不是要求社会财富要均等，保持适度的差异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须的，这样社会才有发展。

　　【观众三】：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节目。在第三次分配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用慈善的方式来助推我们的共同富裕呢？

　　张维为：慈善不是形式主义，慈善需要发自内心的，而且很有个性，去帮助方方面面的人，这样反而真正能够做好，而且可能会长期地跟踪做一个项目。我相信相当多的先富群体都是有良知的，并不都是道德非常败坏之人。

　　要实事求是，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好，守望相助也好，特别到出现困难、国难的时候，大家一定是出手帮助的。无论是海内外的华人还是中国人，大家都会这么做，就把这个基因给激活起来，这就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国家和一个没有文化底蕴国家的差别，其它国家可能做不到，我们可以做到。

　　寒竹：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一定要使用慈善这个词，我们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

　　主持人：古时候的一个乡村里富起来的乡绅，他肯定会造福一方，至少一个良好的乡绅，良绅。

　　寒竹：而且以前历代出现灾荒，当地的一些富人也开仓放粮，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都是中华文化当中的优良传统，我们需要把它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