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有关“时空伴随者”的定义和规定并不一致，但通常是指与确诊者在同一“时空网格”（800米乘800米范围内）共同停留超过10分钟，且在最近14日内，任一方的手机号码累计停留该地时长超过30小时以上。

中国《人民网》解释，在户外开放空间，同一基地站一定距离范围内与确诊者共同停留一定时长，就可能暴露的“时空伴随”。《澎湃》则举例，感染者14天内到过某地，而你这14天的轨迹与他有过交集，无论是身体上擦肩而过，还是通讯信号上的漂移，都可能被认定为“时空伴随者”。

许多在成都的居民过去这几天胆战心惊，担忧自己会成为“时空伴随者”，而被迫待在家中无法出门。有一名成都居民向德国之声表示，“担心坐在家里或出去走动一下，买点菜也会成为『时空伴随者』，因此有些担忧，有些恐慌”。

根据成都市规定，时空伴随风险人员必须立即向社区报备，并在3天内进行2次核酸检测，获得核酸阴性结果前得在家里，不能外出。

过于严格？

由于“时空伴随者”名称相当科幻，且定义的范围与90座国际标准足球场差不多大，在网络上引发讨论。据当地媒体报导，目前在四川成都、陝西西安及北京都有实施类似“时空伴随者”的相关防疫措施。

中国《山西晚报》引述中国网友吐槽称，“『时空伴随者』这个代号著实透著点紧张的幽默…很浪漫的一个词，但是，可是被限制出入了。很赛博朋克的词（Cyberpunk），有种极致浪漫感。”也有网民在微博上称“时空伴随者概念真的文艺感十足”，更有人称“疫情是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扩大自治权的大爆发的标志性时刻”。

全球健康专家马蒂娜．梅滕（Martina Merten）表示，大范围的追踪确诊接触者，在其他国家绝对行不通，中国政治体系及拥有自身对于数据及隐私保护的规定，才有办法执行。她说：“这种方法在欧盟国家是做不到的，如此严格追踪足迹侵犯隐私，大部分的人都无法接受。”

来自德国的梅滕向德国之声说：“像中国这种严厉的防疫政策在德国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政府比须考量人民的接受度，德国社会已经无法接受疫情之初所实施的严格防疫措施。”同时她也指出，防疫措施常常不是公卫议题，而是政治议题，靠的不是科学证据，而是有政治目的。

检讨防疫措施

中国公卫学者也对“时空伴随者”措施提出疑虑，中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的女儿、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主任医师陈芙君等三人11月8日联名发布公开信，强调“目前流行状态亟需专家评估，并调整优化防控措施”。

信中指出：“应该关注由于黄码范围扩大的社区筛查带来的医疗资源挤兑、卫生资源耗费、公众恐慌情绪增长和人民正常工作生活被干扰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应考虑该措施在今后新冠疫情长期的常态化管理中的可持续性。 ”

四川省副省长杨兴平11月10日召开公共卫生专家座谈会，听取了包括陈芙君在内等多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称“会充分吸收专家意见，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政策”。

来自德国的马蒂娜．梅滕（Martina Merten）坦承，从公卫角度来看，大范围且紧密追踪确诊者的接触者的确能有效控制疫情，但大部分国家因确诊人数太多而无法采取类似措施。

“零容忍”手段

梅滕强调，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多，“防疫政策必须考量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中国社会可能已经习惯又或是熟悉这样的严格的抗疫模式和措施”，她所指的是中国仍持续坚持的“零容忍”防疫手段。

亚太临床微生物学和感染学会主席坦比亚（Paul Ananth Tambyah）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大多数国家在新冠疫情刚发生时，遵循了“时空伴随者”这种类似“零容忍”的方法。

不过，他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同样这样的资源，且经过一段时间，对疫情感到疲劳，及病毒持续传播，导致所有地区都放弃了这种方法”。并称，现在只剩中国、台湾以及香港仍采取类似措施，新西兰“零容忍”防疫强度则相对宽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11月10日的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全境共有约12.7万人感染新冠肺炎，5697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