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科学家正重新评估他们对新冠病毒（COVID-19）实验室泄漏理论的看法，周二（29日），美国一所顶尖大学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简称武毒所）如何模仿美国的技术，并在更低的安全水平下进行实验，以更快地取得冠状病毒的研究进展。

据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创办的杂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周二报道，2013年，美国病毒学家巴里克（Ralph Baric）在一次会议上找到了中国病毒学家、武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事件起于他们的谈话。

巴里克问石正丽，他是否可以得到“SHC014”的遗传数据。他说，“她很慷慨，几乎立即给我们发送了这些序列”。他的团队把用该代码改造的病毒引入小鼠和人类呼吸道细胞的培养皿中。果然，该嵌合体在人类细胞中表现出“强大的复制能力”，这证明自然界中充满了冠状病毒。

巴里克是冠状病毒方面的顶级专家，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开发了冠状病毒的反向遗传学技术。这项技术不仅使他能够从遗传密码中制造真正的病毒，而且可以将多种病毒的一部分进行混合和匹配。

而石正丽和她在武毒所的团队一直在蝙蝠洞里采集大量的冠状病毒。在一个蝙蝠粪便样本中，他们检测到了两种新病毒基因组：“SHC014”和“WIV1”，它们是与最初的SARS病毒最接近的两种病毒，但石的团队无法在实验室中培养它们。

当巴里克的研究正在进行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宣布，它将暂时停止对“功能增益”研究的资助（该研究使已经很危险的病毒变得更有毒性或传播性更高），直到此类研究的安全性得到评估。该公告使巴里克的工作陷入了停顿。

巴里克认为，他在实验室采取的极端措施已将风险降到了最低，他的研究非常紧迫。最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同意了他的研究。巴里克与武毒所分享了他的工作和技术。他甚至还给他们寄去了在他的研究中使用过的人源化小鼠。文章中指出，在这一点上，这成了一种竞赛，武毒所急于证明它能够发现和研究最多的冠状病毒。

2016年，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达扎克（Peter Daszak）和石正丽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了中国实验室如何设计了不同版本的“WIV1”，并测试了它们在人类细胞中的感染性。这篇论文宣布，武毒所已经开发了自己的反向遗传学系统。

然而，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的区别——它大大改变了风险的算法。中国的工作是在二级生物安全水平（BSL-2）下进行的，比巴里克的三级生物安全水平（BSL-3）低得多。

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生物学家埃布赖特（Richard H. Ebright）认为，可能是因为高封闭条件下工作的高成本和不便，中国实验室决定在BSL-2条件下工作，这将“有效地提高进展速度，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提高10-20倍”。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生物工程师米歇尔·林（Michael Lin）说，即使与新冠病毒没有联系，允许在BSL-2实验室进行潜在的危险的蝙蝠病毒研究也是“一个真正的丑闻”。

目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原因仍不确定，而且石说她的实验室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前从未遇到过SARS-CoV-2病毒。5月，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封呼吁对武毒所和实验室泄漏理论进行调查的信，巴里克博士也加入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