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20世纪人类历史的西班牙大流感

全球新冠疫情目前仍然没有结束的征兆，日本也发出了第二次的紧急事态宣言。更易感染的变异体不断出现，今后的疫情发展变得愈发难以预测。我们目前为止的对应是否正确，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

话虽如此，以史为鉴的机会还是有的。西班牙流感是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大流行，它开始于1918年并持续了两年之久。在新冠疫情开始一周年之际，我们总结了西班牙流感的发展始末和其感染对策。

病毒传播，以及介入措施

1918年3月，西班牙流感的第一例病例在美国堪萨斯州的陆军基地被报告。第一波疫情从此开始，但致死率较低，到了夏天已经接近消失。然而，第二波的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疫情扩散到全美国，造成了50万人死亡。其中15岁到30岁的健康的年轻人占了主要部分。致死率也增长了10倍。在大流行结束之时，全世界已有5000万人左右死亡。

在美国，这种极其危险的病毒是在1918年的秋天开始真正大范围传播的。例如，费城的第一例病例是于1918年9月17日报告的。第二天开始，为了防止病毒蔓延，费城开展了“不要在他人面前咳嗽，吐痰和擤鼻子”的宣传活动。然而在11天后，不顾病毒蔓延的风险，全市又开展了20万人参加的胜利游行。在此期间，感染者不断增加，从1例到2万例仅仅花了两周。到10月3日，学校，教会，剧场和集会所等场所终于被封锁，社交距离也被限制。但此时，全市的医疗系统已然崩坏。

在费城报告感染者之后不久，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也于10月3日报告了第一个病例，并开始迅速采取措施，两天后便禁止了集会，并且规定感染者需在自家隔离。由于反应及时，病毒的传播速度开始下降，死亡率也不到费城的一半。据统计，在第二波疫情开始半年内，同时也是疫情最危急的时期里，每10万人口的死亡人数费城为748人，而圣路易斯市为358人。

解除介入措施的时机很重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得抑制大流行变得更加困难了。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变得越来越高，这使得病毒得以在几小时内便传遍整个城市。但实际上，我们对抗病毒的手段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对于没有疫苗的传染病，我们能采用的第一道防线仍然是公共卫生手段，即封锁学校，商店和餐馆，限制人的移动，保持社交距离，禁止聚集等。

当然，如何强制市民们遵守这些规定也是一个问题。1918年，旧金山的卫生官枪击了拒绝按规定佩戴口罩的三人。在亚利桑那州，警察逮捕了没有随身携带预防感染用品的人，并处以10美元的罚金。话虽如此，最有效果的还是彻底的抗疫对策。在严禁了集会的圣路易斯，旧金山，密尔沃基以及堪萨斯城，最终感染率减少了30%到50%。此外，一开始就实施了强制隔离和错时上班的纽约，是东海岸死亡率最低的城市。

200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两篇论文，调查了各个城市不同的应对措施是如何影响疫情传播的。在对比了死亡率，时期以及公共卫生介入手段后，结果表明，与对应迟缓或者完全没有采取措施的城市相比，在疫情开始阶段就采取了措施的城市死亡率低了大约50%。其中，同时封锁学校，教会和剧场并禁止集会等措施效果最明显，为疫苗开发争取了时间，也减少了医疗机构的负担。

此外调查也表明，如果过早的减缓介入措施，情况会发生逆转。比如在圣路易斯市，因为死亡率降低而放开集会限制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集团感染，不断产生新的感染病例。而在坚持了长期介入的城市，就没有出现第二次的死亡率高峰。

对于1918年流感，防止死亡率上升的关键措施是限制社交距离。100年后的今天，避免聚集等手段对于新冠的防治很可能具有同样的效果。

为何年轻人的死亡率最高

正如前文所说，死于西班牙流感的大部分是健康的年轻人，这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谜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于2014年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研究，提出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率差异可能是来源于他们儿童期接触到了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

1918年流感作为H1N1流感病毒的一种，造成了年轻人高死亡率的原因可能在于，出生在大约1880年到1900年的许多青年成年人在童年期接触了一种抗原不同的H3N8病毒，因此可能缺乏对这种大流行病毒的免疫保护。而早于或者晚于大约1880年到1900年出生的人则因为童年期接触过N1和/或H1相关抗原而拥有对1918年H1N1病毒的部分防护能力。

“在这场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大流行中感染人数最多的高龄者，基本上都存活了下来。”这篇论文的核心作者，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生物学家Michael Worobey表示。而作为对比，18~29岁年龄段的感染者中出现了大量的死者，大概200人中就有1人死亡。

儿童时期没有接触过病毒的人在成年后感染后死亡率较高这一发现，或许会帮助我们预防将来的大流行，以及改善疫苗的接种方法。相比未来会流行的病毒，针对儿童时期未能获得免疫的病毒进行疫苗接种或许更加有效。

“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才刚刚开始，我们期望能够对目前的状况有所帮助”，在2007年一篇分析了西班牙流感数据的论文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家Stephen S. Morse说道，“如果能够吸取1918年的教训的话，我们或许能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