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新疆大举打压穆斯林、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魏本岩 (Benno Wiener)近日出版了名为《西藏边陲的中共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Tibetan Frontier)的新书，指出中共建政初期在安多藏区的政策失败应该为它当今执政敲响警钟。本台记者家傲周一专访了魏本岩，讨论本书的现实意义。

记者：你能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吗？

魏本岩：这本书讲述了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试图把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纳入新中国文化版图的故事，特别是在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国边陲安多藏区发生的事。

简单来说，我认为中共当初在安多并不只是为了立国(state-making)，也是为了建立国族认同感(nation-building)。但后者是项非常棘手的工程，常常无法实现。这本书介绍了中共是怎么试图在当地建立国族认同感的，而这项工程最终又为何失败了。

到了1958年，安多藏区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而这场起义被中共残忍地镇压了，标志着新中国决定动用国家暴力来统治这个地区，而直到今天，这种暴力行为仍在阻挠中共在安多和其他地区的统战工作。

记者：你在近期的一篇博文中多次提到“民族文化暴力”(ethnocultural violence)这个词。你能解释下它的含义吗？

魏本岩：“民族文化暴力”指的是一个族裔对另一个族裔施加的暴力行为。在这个例子当中，我指的是多数族裔人口或代表这个人群的中共对安多藏区的藏人和其他族裔的打压。

记者：你指出民族文化暴力可能对立国比较有效，但它很难建立国族认同感。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魏本岩 (Benno Wiener)（推特截图）

魏本岩：从国族认同感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是建立在集体共识之上的。在理想状态下，它是一个大家都存在归属感的政治群体，而不同群体间的联系需要基于共赢原则。

为了让一个少数族裔全面融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当 局需要给予他们一个归属的理由。在这个例子当中，中共不但没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自愿的合法性政权，而是试图通过暴力胁迫在这些边陲地区建立合法性。

记者：你还在这篇博文中写道，几十年前在安多藏区发生的事与如今的新疆和香港局势也有关联。这个关联在哪里？

魏本岩：在处理当今的新疆和香港问题上，几十年前在安多发生的事理应为中共上了一课。与安多藏区相似，新疆也是在18世纪清朝时期被笼络到中国版图中的。在此之前，新疆从来不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不但如此，中共也是通过暴力手段“解放”新疆的。在我看来，当局如今在新疆开展的大规模监控、再教育营、强迫劳动等措施很难成为建立国族认同感的工具。除了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和暴力行为，我很难想象当局对新疆的武力镇压能够达到其他目的。

另一方面，香港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而是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香港曾经是一个英国殖民地，所以港人有一段不同于内地人的经历、理想、期望和身份认同。中共在当地的政策应该是说服港人融入中国能够如何让他们受益。相反，依赖于胁迫政策可能会强化港人不同的身份认同感，迫使更多的港人视中共为一个帝国式强权。

记者：你在博文中讨论了新疆穆斯林和香港人越来越把中共视为一个帝国式强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宣传一向强调，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在你看来，中共自身是否已经具有新帝国主义的倾向了呢？而这种倾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魏本岩：如今，不少西藏、新疆和香港居民认为中共在对他们行使帝国式强权，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被胁迫和打压，而这对中共来说是个难题。

中共长期有个“百年屈辱”的官方宣传口径，而这种抱有受害者心态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今在中国随处可见。

我认为，这种情绪助长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对少数群体的偏激态度。正是因为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促使了族群民族主义的蔓延。这种情绪也让他们更容易为自身的攻击性行为开脱，不论是在中印冲突这样的跨国界问题上，还是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亦或是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的涉港问题上。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