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些精英与组织站在暴徒一边，背后是心理上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受害者同意犯罪者行为，并参与犯罪，成为文明的耻辱。

　　全球华人社会看香港问题，都惊讶于香港一些精英与组织站在暴徒一边，对明显违反法律与文明底线的行为都不予谴责，还暗中支持，对于暴徒砸餐馆、商铺、银行、将不同政见市民点燃等行为，都拒绝表态甚至倒果为因，说他们是被警察压迫，形成是非不分，混淆视听，也使香港局势不断恶化。这是犯罪心理学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这源于1973年瑞典一宗银行抢劫案，4名被劫持为人质的市民在被劫持6天后释放，却拒绝出庭指证劫匪，甚至为其辩护。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也是今天香港的情况。这是香港的悲哀，也是世界文明史的悲哀。

　　最近香港几家大学校长的表现，也被怀疑是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们被一些激进学生羞辱与禁锢后，声称自己站在学生立场，要谴责警察，但对学生的种种违法行为却不追究，最后还要与这些违法学生称兄道弟，肯定校园暴力，令很多香港人错愕。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就面对这样的批评。

　　事实上，香港有一些“精英”耽于与暴力“合群”，形成一种“共犯结构”。更奇葩的是，当舆论指出若暴乱者烧地铁或攻击警察的场景在西方出现，警察早就开枪杀一堆人了，香港精英却会振振有词地反驳说，美国警察可以开枪，因为他们一人一票选举。这样的逻辑让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香港不少民众却被蛊惑，认为有道理，背后其实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心态。

　　美英也借此来吃香港的豆腐，对香港警察开枪击退暴乱者大加谴责，但对暴乱者火烧活人，却假装看不到。这助长了香港社会的集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要想真正解决，政府内部要全力整肃那些吃里扒外的官员、那些与暴徒私通的“和理非”精英，揭开他们永远不好意思说出的心理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