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开始，除了已经进行了四个月以上的香港“反送中”之外，印度尼西亚与加泰罗尼亚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虽然不同地区爆发的示威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其采取的抗争策略却依稀带有香港“反送中”示威的影子。

　　例如，过去四个月，香港“反送中”示威当中，最著名的便是华裔功夫明星李小龙“像水一样灵活、快速及不可预知”(Be Water) 的理念。这个思维被示威者广泛应用在各种行动当中，促使他们应用社群软体来沟通与动员，更从此开创出“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延长示威者的抗争能量，使之能与配备精良的香港警察抗衡。

　　如今，香港示威者的蒙面与纵火手法也出现在印尼街头，万人包围机场的景象也在西班牙巴塞罗纳机场上演。过去几个月，香港示威者证明，就算没有核心领袖，示威者这个“群体”仍然能够阻碍香港地铁、瘫痪机场运作，或者一次次的号召数万人上街游行，达到不亚于有核心领袖的抗争效果。香港示威者展现出的策略思维，因此成为其他国家示威者取经的对象。

　　印尼示威者分析香港模式

　　10月，印度尼西亚国会计划通过新的刑法，将婚外性行为、未婚同居与侮辱总统列为违法行为。反对者认为，当权者可能意图透过这套新法削弱反贪腐机构的权力。从9月30日起，成千上万的学生连续好几天都走上街头，甚至包围印度尼西亚国会，抗议国会拟定的新刑法。抗争过程中，学生焚烧轮胎、朝警方扔石头与汽油弹，而警方则以催泪弹与水炮车反击。

　　德国之声访问了两名参与示威的大学生。他们说，印度尼西亚的示威者在策划示威的过程中，将香港示威者应对催泪弹的影片与文章翻译成印度尼西亚文，并透过不同社群平台与通讯软件广为发送。 23岁的资工系学生TA告诉德国之声，印度尼西亚示威者主要透过WhatsApp群组、Line群组、推特与Instagram来散播与示威活动相关的知识与讯息。 他表示：“为了让前线示威者了解如何应对警方所发射的催泪弹，我会举办小组会议，并在过程中仔细分析香港示威者如何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应付催泪弹。 此外，为了让印度尼西亚学生更了解香港示威的背景，我也花时间向他们解释香港运动的五大诉求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女大学生则告诉德国之声，除了透过社群媒体观摩香港示威者的策略外，不少印度尼西亚示威者在街头抗争时，也会效法香港示威者戴口罩或将脸部遮起来。 她说：“在示威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灵活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虽然大部分印度尼西亚学生都不是因为看到香港的示威才决定上街抗争，但我们非常佩服香港示威者过去几个月来展现的韧性。 ”

　　加泰罗尼亚的“民主海啸”

　　另一方面，在加泰罗尼亚，示威者复制香港示威者的模式，号召上万名群众包围巴塞罗那国际机场，成功瘫痪周边交通，促使上百航班被取消。加泰罗尼亚人的不满起因于西班牙最高法院10月14日的一项判决: 有9个加泰罗尼亚分离运动领袖被判处9至13年的有期徒刑。许多加泰罗尼亚人认为这是西班牙政府针对加泰罗尼亚的政治迫害。之后，加泰罗尼亚地区持续发生大规模示威与警民冲突，至今已经进入第7天。

　　“民主海啸”这个网络发起的组织从九月成立以来，便持续透过社群媒体与通讯软件Telegram鼓励加泰罗尼亚人发起大规模的和平示威行动。在西班牙法院于14日宣布判决后没多久，上万名加泰罗尼亚人便开始聚集在各地的商场与街道上，阻碍路上交通。 到了当天晚上，上万名示威者现身巴塞罗那国际机场，占领了航厦与通往机场的主要干道，而“民主海啸”则运用Telegram分享了至少130张登机证，让示威者能凭证通过安检，进入机场。

　　这样的策略与香港示威者8月初瘫痪香港国际机场的策略如出一彻。 当时，因应香港机场的安检越趋严格，香港示威者也是透过购买便宜航班的机票，进入机场进行示威。

　　根据网络媒体《连线》(Wired)报导，为了让示威者更轻松的发起各式抗争活动，“民主海啸”开发了一款抗争软件。 而为了避免像香港的“全港抗争实时地图”App一样被苹果公司下架，“民主海啸”的这款App只有开发从网站下载的版本，刻意避开会被第三方掌握的App平台。为了防止警察渗透，此软件也要求所有想要下载App的新用户，需要先取得现有用户发送的专属QR Code，才能开始安装并使用这款软件。专家认为，这个功能可以防止有心人士获取抗争活动的相关信息。

　　这款软件也采用了地理位置定位科技 (Geolocation Technology) ，以便让用户知道附近有哪些地方正在发生抗争活动，借此协助示威者策划抗争活动。但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软件只会根据使用者的所在位置，将显示的地图限定在一定范围以内。这使得地图有别于传统的地图，也让资讯在一定的封闭族群当中流通。

　　事实上早在九月底，加泰罗尼亚的团体便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香港的抗争模式。例如加泰罗尼亚最大的分离组织“加泰罗尼亚国民会议”召开的公开讲座便是在9月29日举行，主要探讨香港示威者如何运用新科技来推动非暴力抗争。

　　另一个在网路上推动公民参与的组织“为共和国野餐”也是早在香港示威的初期阶段便十分关注香港示威者的行动，观察他们如何运用各种科技来组织抗争行动。

　　“为共和国野餐”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由于加泰罗尼亚的草根分离运动一直是主张非暴力的抗争模式，所以香港抗争中的许多策略非常适合套用到加泰罗尼亚。该组织成员告诉德国之声：“除了运用新科技外，香港示威者不断以迅速、出乎预料且有创意的方式来应付警方的压迫，而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有效的策略。 我们非常认同香港示威者‘如水一般’的抗争策略。 ”

　　“为共和国野餐”认为，新科技能使示威者更容易接收第一手信息，同时也能让示威组织者更容易号召示威者参与抗争。 他们说：“示威者能实时分享手边所拍下的图片与影片，但更重要的是，所以参与示威的人都能实时收到关于警方暴力的讯息。 ”

　　“香港模式”究竟能不能复制?

　　然而，香港与印尼、加泰罗尼亚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抗争理由、社会环境、政治结构的差异，导致其他地区的示威者即便借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手法，却也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例如印尼，由于民众还不熟悉社群网路的运作逻辑，Telegram在香港达到的机动性与动员能力便无法百分之百的在印尼重现。相比起香港的示威者，印尼示威者的公民素质与团结力也没有如此熟练: 就算经过如何应对催泪瓦斯的训练，印尼示威者在前线遇到催泪瓦斯时，大多数仍会选择退散而非向前扑灭。

　　加泰罗尼亚的团队“为共和国野餐”说:“与香港示威者比起来，加泰罗尼亚的示威者似乎较无纪律。”他们称赞香港人的团结: “我们无法想象加泰罗尼亚的示威者与香港示威者一样，用人力组织成一条供应链，把前方的讯息或后方的物资完整的传达到另一方。 ”

　　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讲师郑夏霓 (Shiany Perez-Cheng) 为德国之声比较了两个地区的政治差异: 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并没有包含争取香港独立，但加泰罗尼亚的示威者却希望脱离西班牙的统治。

　　她说: “香港示威者的诉求是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基本法，要求中国落实赋予人民的权利的承诺。但是虽然西班牙宪法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保障了加泰罗尼亚一直以来享有的自治权利，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的诉求却已经违反了这两项条例。 ”

　　针对类似的抗议行动，不同的政府也给出了不同的反应: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不断的回避诉求，直到示威进入第4个月之后才宣布撤回修例，但是在印尼与加泰罗尼亚，领导者很快就出面回应示威者的诉求，愿意展开对话。然而这个反应时间的差异，可能也只是体现出香港特区政府隶属于中国政府的而已。郑夏霓说: “加泰罗尼亚面对的是一个民主政权，但香港示威者面对的却是一个专制强权。这点让俩个运动相距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