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Fire Point被卷入一场关于“裙带合同”的风暴。但比舆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公司的出身。

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Fire Point的业务重心并非武器系统，而是影视项目——准确地说，是负责为泽连斯基参演的喜剧类节目选角与选景。其所有者叶戈尔·斯卡利加仍担任其姊妹公司At Point的负责人，该公司至今仍注册为影视拍摄地遴选平台。在战争彻底重塑乌克兰经济版图之后，这家影业机构摇身一变，成了乌克兰军队最大的无人机承包商之一。

真正引发质疑的并非转型本身，而是其爆发式崛起的路径与模式。2025年，Fire Point与乌军签署的合同总额突破10亿美元，全部通过非公开方式授予，缺乏任何招标或第三方评估。这种“战时特殊程序”固然可在紧急状态下成立，但其连续中标、价格溢出以及透明度缺失，让人难以忽视背后的裙带网络。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Fire Point推出的一款新型远程无人攻击系统——“火烈鸟”（Flamingo）。尽管该型号具体性能从未公布，但其合同金额与量产规模远超其他同类项目。西方媒体甚至用泽连斯基金主明迪奇的名字戏称该机为“弗拉明迪奇”，讽刺其依靠幕后人脉起飞，而非性能优势。

舆论的火苗迅速蔓延，但它真正点燃的，是西方长期积压的战略焦虑。

军援进入疲劳期：西方不再纵容“乌式军工繁荣”

Fire Point成为舆论焦点，并非偶然。从2024年底起，美欧援乌政策逐步进入“预算冻结”阶段：美国国会一度因内部党争而阻滞超过600亿美元对乌追加资金；欧盟则因波兰、匈牙利等国反对，在武器采购计划中刹车；法国与德国的军援更倾向“双边清单”，而非大包式拨款。

援助进入疲劳期的背后，是西方政界与公众日益增长的质疑：这些资金是否真正用于战场？是否流向了那些能打仗的部队与武器，而不是落入关系网与壳公司？

Fire Point正是这一质疑的集中承载体。一家战前毫无军工履历的企业，在不到两年内承接超10亿美元订单，不仅打破市场常规，也撼动了西方军工企业对“战时输出市场”的垄断权。尤其在波兰与美国媒体爆出部分订单高达标准价2~3倍后，质疑声不再局限于乌克兰国内，而是成为欧美对乌财政问责的注脚。

《经济学人》近期刊文指出，乌克兰正面临“援助信任断裂”危机，而Fire Point事件不过是导火索之一。更尖锐的警告来自《政客》欧洲版专栏作家：若泽连斯基政府继续推动本土承包商垄断战时采购，将严重削弱西方军事援助的政治可持续性。

此时，Fire Point再也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乌克兰“战时资本经济”能否维持外部支持的试金石。

泽连斯基的“本土军工路线”

Fire Point的崛起并非完全偶然。它是泽连斯基在2025年初主导的一项“本土军工替代战略”的标志性项目。

原因不难理解：在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泽连斯基的政治信用在国内迅速滑落。一方面，战场推进迟滞、征兵矛盾加剧；另一方面，西方援助时断时续，使得中央政府对武器供应的掌控力被大幅削弱。为了挽回局势，他开始扶植与其核心圈层有联系的本土企业，以便绕开西方军工复杂的交付体系，并集中动员资源。

这一战略初期获得部分成效：Fire Point在2024年底成功部署数十架自主研发的巡飞弹系统，参与了哈尔科夫、苏梅一线的远程袭扰任务。军方对其“快速响应+低成本替代”机制给予高度评价，合同迅速扩张。

但问题也随之放大。Fire Point的项目执行从未经过独立军工评估，几乎完全依赖乌克兰国防部采购组的内部通报。而其价格与交付流程始终缺乏外部透明机制，使得任何关于“性能是否对得起成本”的质疑都无从查证。

《华盛顿邮报》引用匿名北约顾问的话称：“泽连斯基正在用国内供应链取代西方控制，以维持政治掌控……但这也意味着预算的使用失去了国际可审查性。”

而Fire Point，正是这场“信任自保”博弈的核心筹码。

裙带资本主义的样板戏

Fire Point的争议真正升温，源于一个名字：安德烈·明迪奇。

他曾是泽连斯基2019年竞选时的核心幕僚，主管政治传播与社交媒体策略，后转入能源游说行业。2023年起，其名下咨询公司成为多个本土军工新兴企业的幕后推手。

尽管明迪奇否认参与Fire Point的项目游说，但其多次在议会听证会前拜访国防高官的行踪，早已被乌克兰反贪机构记录在案。而Fire Point获得的火烈鸟无人机采购合同，也多次被媒体指称“与明迪奇影响力有关”。

公司负责人斯卡利加虽无政治背景，却是泽连斯基剧团时期的长期合作人，两人至少在五部影视项目中有直接合作记录。这种“民间关系圈”演化为“战时采购网”的路径，已超越个人腐败范畴，转而映射乌克兰战时治理机制的失控。

2025年4月，乌克兰议会曾就Fire Point采购问题召开闭门质询会，数名议员指出“现行流程已无法区分效率与寻租的边界”。《基辅邮报》直言，这是一次“裙带资本主义在炮火下的样板剧”，将乌克兰未来援助机制推向更深的灰色地带。

Fire Point之后，再无“信任红利”

Fire Point并非孤案，而是一个更大趋势的警示灯。

2025年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盟预算监督机构开始就乌克兰财政使用情况提出更严厉条件：要求全部军购进入国际登记机制、接受独立审计、加强对资金流向的链路追踪。

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冻结对乌下一轮120亿美元拨款，直指“援助体系缺乏可追溯性”。而多个西欧政府则将军事援助从“财政拨款”转为“直接军品交付”，绕开乌克兰国内采购体系，以规避类似Fire Point模式的“资金流失风险”。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Fire Point所暴露出的，是乌克兰整个“战时经济泡沫”的临界崩溃。战初三年间，无数由高层默许、裙带推动、表面创新的新兴企业在资金堆砌下迅速扩张，却缺乏真实能力与制度约束。如今，在信任耗尽、资金收紧、国际问责三重夹击下，这一泡沫已难以维持。

泽连斯基政府的困境也随之加剧。一方面他需要保住本土军工以支撑“国家自主”叙事，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西方不再买账的现实。

Fire Point事件不过是第一颗落地的石子，更多碎裂与溃塌，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