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世纪”能否大展鸿图。眼下清晰可见的，是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战略动作，以及深埋其中的“奥斯曼雄心”。

据土耳其媒体《光明报》报道，土耳其与叙利亚将于8月底前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土耳其将帮助叙利亚新政权进行军队改革和人员培训，还将在叙利亚建立三处军事基地并部署防空系统和无人机。

这一消息尚待土耳其官方证实，却完全不足为怪。叙利亚政权更迭后，土耳其不断乘势扩大自身影响力，随时可能迈出新的步子。

有人跌倒，有人吃饱

2024年12月，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突然垮台，土耳其“捡漏”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严格来说，貌似“捡漏”，实为长期的苦求。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土耳其就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为此，埃尔多安政府不仅向叙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还允许极端主义武装借道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外部势力介入使巴沙尔政权处境一度岌岌可危，但2015年俄罗斯的强势介入，再加上伊朗鼎力支持，巴沙尔政权开始转危为安，逐渐收复失地，重新控制了叙利亚大部分国土。

就在各方都以为叙利亚大局已定时，2024年11月27日，盘踞在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沙姆解放组织”等突然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迅速攻城拔寨，最终在12月8日终结了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的统治。

在巴沙尔政权垮台前，土耳其政府积极为“沙姆解放组织”等叙反对派提供武器援助和后勤、情报支持。土耳其鼎力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国民军”直接参与了对阿勒颇的行动。巴沙尔政权的意外垮台，使土耳其获得多重好处。

一是巩固和扩大在叙北部地区利益。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土耳其通过支持叙反对派武装，在叙北部地区建立缓冲区，并始终不肯从“安全区”撤军。巴沙尔政权垮台后，土耳其凭借亲土的“叙利亚国民军”等，在叙北部事实上建立起“国中之国”。

二是有效打击库尔德武装。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联系密切。叙利亚陷入内战后，土耳其多次发动跨境军事行动，如“幼发拉底盾牌行动”(2016年)和“橄榄枝行动”(2018年)，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势力。巴沙尔政权被推翻后，土耳其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由此彻底切断了叙利亚与土耳其库尔德势力的密切联系，最终迫使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缴械投降。

三是增强土耳其的地区话语权。叙利亚位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地缘位置极为重要，土耳其通过增大对叙利亚控制，手中俨然多了一张地缘政治筹码，极大增强了土耳其对中东格局的塑造能力和地缘博弈实力。

“新奥斯曼主义”

在叙利亚影响力的扩大，进一步刺激了土耳其的地区大国梦。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权力真空”随处可见。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位置、日渐增强的军事力量，以及埃尔多安政府的强势外交政策，逐渐从中东事务的“配角”转变为“主角”。土耳其日渐萌生了“新奥斯曼主义”，试图恢复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影响力，使土耳其成为影响欧亚非的枢纽大国。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利用军事、经济和宗教软实力，在中东、北非、高加索甚至巴尔干地区扩大存在感。埃尔多安多次公开宣称要“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荣耀”。这种“新奥斯曼主义”并非简单的历史怀旧，而是一张试图付诸实践的蓝图。这些年来，土耳其为实现地区大国梦想，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一是加大军事力量投射。

土耳其不再满足于充当北约的前沿哨所，而是积极向外投射军力。除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外，土耳其还在2019年直接出兵利比亚，向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提供无人机、雇佣军和军事顾问，土耳其借此获得地中海东部的能源勘探权。在2020年纳卡战争中，土耳其向阿塞拜疆提供大量无人机和情报支持，帮助其击败亚美尼亚，由此巩固了土耳其在高加索的影响力，还试图打通连接中亚地区的通道。在东地中海，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因海上边界和油气资源争端剑拔弩张，甚至派出勘探船挑衅欧盟国家，彰显其捍卫“蓝色国土”意志。

二是外交表现活跃。

土耳其利用其多重身份属性(北约成员国、穆斯林国家、新兴经济体、突厥语国家等)多面下注：通过北约成员国身份与西方保持合作，同时近年来寻求加入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国际组织，其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与各方保持接触，尽可能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土耳其还积极斡旋地区冲突，从斡旋俄乌粮食协议到推动俄乌谈判，从高调批评以色列到调解巴以冲突，土耳其俨然成为斡旋地区冲突的外交中心。

三是加大软实力输出。

首先是借助穆斯林兄弟会编织跨国政治-宗教网络。土耳其执政党“正义发展党”本身就是穆兄会分支机构，穆兄会又是遍布伊斯兰世界的跨国宗教组织。当前土耳其以全球穆兄会势力的庇护所自居，积极支持埃及、突尼斯等国内具有穆兄会背景的政党。然后是媒体与教育渗透。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和阿纳多卢通讯社用多种语言向中东、非洲输出亲土宣传;土耳其政府还在非洲多国援建学校，推广奥斯曼文化遗产。最后，土耳其还通过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和红新月会，在索马里、巴基斯坦等地开展援助项目，塑造“伊斯兰世界领导者”形象。

四是运用能源和武器贸易杠杆。

利用其地跨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打造东西方能源枢纽。土耳其希望成为俄罗斯、中亚天然气输欧的枢纽，并通过“土耳其溪”管道增强对欧洲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同时，扩大武器出口。近年来，土耳其无人机在中东、非洲战场表现抢眼，成为提升土耳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筹码。

“大国梦”的现实难题

从上述种种迹象看，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东地缘政治游戏的新玩家，正试图从地区舞台的配角升级为规则制定者。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土耳其实现大国梦并不那么容易。

首先，土耳其日益面临战略透支风险。“新奥斯曼主义”目标定位是世界性大国，这与土耳其中等强国的国家实力存在落差，使土耳其不可避免地面临国力透支风险。这种情况此前已经出现过。2011年中东剧变后，土耳其对外政策就从“与邻国零问题”转向进攻性外交，频频干涉邻国内政，结果导致土耳其与相关国家关系急剧恶化，“零问题”几乎变成了“零盟友”。

与此同时，频繁对外发力加大了土耳其国内经济压力。目前，土耳其经济状况仍不容乐观。2025年3月，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暴跌至37:1.创历史新低，通胀率飙升至 55%，面包价格同比上涨210%，最低工资购买力相比2020年缩水58%。国内经济捉襟见肘，推进“新奥斯曼主义”自然有心无力。

其次，地区国家普遍对土耳其心怀警惕。阿拉伯世界历史上曾长期遭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直到一战后才相继获得独立。因此这些国家对土耳其重燃“新奥斯曼主义”普遍高度戒备。从现实来看，土耳其在中东扩大影响主要借助穆斯林兄弟会网络，因此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视土耳其为“地区搅局者”，抵触情绪强烈。埃及就曾警告土耳其不得在利比亚永久驻军。

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同样日趋紧张。此前，以土同为美国盟友，关系相对友好。但近年来土耳其为塑造“伊斯兰世界领袖”形象，高调支持哈马斯、谴责以色列，导致土以关系坠入冰点。叙利亚政权垮台后，以土均将叙利亚视为“势力范围”，双方因争夺叙利亚爆发冲突可能性日趋增大。

第三，面临美俄等域外大国的“两面挤压”。这些年来，土耳其热衷于在美俄之间奉行骑墙政策。土耳其既是北约成员，又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运用得当是“两面通吃”，运用不当则会“两面不讨好”。例如，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导致美国冻结F-35战机交付并威胁对土制裁。与此同时，土耳其在叙利亚、高加索、乌克兰等问题上的政策与俄罗斯存在明显冲突，俄罗斯不可能允许土耳其无限扩张。

当前，随着美俄矛盾重新激化，土耳其“平衡外交”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小。此外，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在入盟谈判、移民和难民、与塞浦路斯和希腊领土纠纷、东地中海能源勘探等问题上矛盾重重，土耳其的扩张势头很可能重新触发相关矛盾，并引发欧盟反制。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土耳其的处境类似多球杂耍，任何一个球落地，都可能引发游戏崩盘。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中稳妥推进自身利益，考验着土耳其的外交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