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欧洲集体自卫一直只是个愿望。如今，实现这一目标的时机终于成熟。

欧洲的势头正在增强：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多年来为加强欧洲防御而采取的边缘性举措让位于有意义的行动，而自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以来的六个月里，这些努力更是加速推进。

欧洲领导人在6月的北约峰会上承诺大幅增加国防及与国防相关的开支，将成员国的总体预算承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提高到5%。为了兑现这些至关重要的新承诺，欧洲正在引入新的金融机制，并打破其国防工业合作的壁垒。

当前的危险在于欧洲会失去其发展势头，而美国由于推迟从欧洲撤军的预期行动，会让这种局面发生。

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希望欧洲的防务建设取得成功。美国能够腾出目前驻扎在欧洲的部队用于其他任务，或者干脆裁军节省开支。

一个能力更强的欧洲会成为华盛顿想要和需要的那种伙伴，而且欧洲作为全球大国将获得制定自身战略的自由。

为确保这种必要的再平衡得以推进，川普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幅削减驻欧洲美军数量，并真正将该地区的常规防御负担转移至欧洲大陆。

若犹豫不决，将阻碍欧洲的进展，并有可能在未来数年里使不理想的安保架构长期固化。

为促使欧洲切实履行自身承诺，华盛顿必须制定一份切实可行、目标明确且分阶段实施的计划，在未来四年里将驻欧洲美军数量削减约一半，同时保留对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部队或欧洲在短期内无法合理替代的部队。

如果裁军行动执行得当，几乎没有理由担心这会终结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或使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威胁。

2025年4月，丹麦埃斯比约港内的美国陆军 | 图源：Reuters

机会也是机遇

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的最佳时机就在当下，而非五年或十年之后，届时政治意愿或许已消退，或者他处突发紧急状况迫使美国突然撤军。

做出改变的理由不会消失。与中国的竞争以及新兴全球大国的崛起改变了美国的战略现实。华盛顿已无法维持冷战结束后享有的全球军事霸主地位。

为避免过度扩张，美国必须谨慎分配其资产，这意味着从世界某些地区撤军或减少驻军。否则，将耗尽国家资源，加剧国内财政危机，并断送美国仍享有的全球军事领先地位。

自奥巴马总统以来的每一届美国政府在理论上都认识到了这一紧迫性，尽管在实践中很少付诸行动，而未来的政府也极不可能有不同想法。

现实情况是，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军队规模超出了捍卫其在欧洲核心利益所需的规模，因此它们仍将是削减名单上的首要对象。

这并非因为欧洲对美国不重要，而是鉴于当前的威胁水平，驻欧洲的许多美军已无必要，而且随着欧洲军事实力的增强，这些部队正变得多余。

当然，俄罗斯对欧洲和美国都构成严重威胁。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这两个国家都怀有敌意。俄罗斯拥有先进的核武器、成熟的混合战争和情报能力，以及一支因多年对乌克兰作战而得到锤炼的庞大常规部队。

但并非所有这些能力都直接威胁到美国。俄罗斯的远程核武器和先进的网络能力使美国面临风险，俄罗斯的特工从事间谍活动、破坏公民社会以及暗杀普通公民的行为也是如此。

然而，俄罗斯的坦克和火炮则不然。随着华盛顿削减其承诺，美国将资源集中用于核、网络和灰色地带防御，而将陆地防御主要留给欧洲盟友，这将是更可持续的责任分工。

乌克兰战争常被当作维持美国现有兵力规模的理由——如果普京愿意入侵乌克兰，那么他或许也愿意入侵其他欧洲国家，而美国军队能有效遏制这种可能性。

但鉴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深陷泥潭，至少在未来几年内，克里姆林宫都不太可能认真考虑对北约国家发动常规攻击。

这为美国和欧洲创造了机会。如果美国现在能将更多欧洲安全责任转嫁给欧洲，那么等到俄罗斯从乌克兰脱身并重建实力时，任何出现的缺口都能被填补。

欧洲从未有过如此有利的时机来引领大陆的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让欧洲民众看清了来自莫斯科的威胁的严峻现实，也削弱了他们对增加军费开支的抵触情绪。

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看到美国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了东亚和中东。乔·拜登将是最后一位能被算作冷战一代真正跨大西洋主义者之一的美国总统；未来的总统不会像他那样被欧洲所吸引。

欧洲领导人意识到美国可能不会来保卫他们的大陆这一真正的风险。确保能够通过加强自身防御来保护本国人民，这是他们的道德和政治责任。

这也是他们建设一个更加自立、更加自信、更有能力的欧洲以及确保北约更强大、更可持续的机会。

并发症效应

美国大幅撤军的战略理由很充分，但细节决定成败。

驻欧美军中有一部分对于保护美国东海岸免受来自北大西洋的俄罗斯海上攻击至关重要，尤其是防范通过格陵兰岛、冰岛和英国之间的海域缺口发动的攻击。

部署在欧洲大陆的其他美国常规武器，如“铆钉头”侦察机、“全球鹰”无人机和P-8海上巡逻机，收集着至关重要的情报。撤走这些力量是不明智的。

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大型武器具有多种用途，这使得大幅削减兵力变得困难。例如，美国军舰在印太地区需求迫切，而欧洲本身也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但许多美国舰艇仍需留在原地。美国在欧洲的海军力量配备了一系列用于不同任务的武器，其中一些任务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需在欧洲继续执行。

以美国海军的主力舰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为例，其“战斧”巡航导弹的对地攻击功能欧洲有望替代，但其“宙斯盾”雷达系统却是欧洲导弹防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将其移除。

作为美国核三位一体的关键组成部分，俄亥俄级核潜艇需要使用欧洲的某些海军基地。美国海军在欧洲的存在——尤其是西班牙罗塔基地的使用——对于其后勤网络和向世界其他地区投射力量也至关重要。

美国显然不应从欧洲全面撤军。也不应过快、在过多地区同时撤出资产，以免削弱欧洲自身军队在未来几年内无法有效填补的能力。

在规划撤军时，华盛顿必须考虑到对欧洲财政资源、官僚机构和国防工业基础能够达成的雄心勃勃但又切实可行的期望。

华盛顿还必须接受，在撤军过程中出现空缺会带来一定风险——否则，撤军可能永远无法推进——但它不应鲁莽地让欧洲暴露在俄罗斯的攻击之下。

话虽如此，但人们很容易夸大美国撤军带来的风险，而低估欧洲填补这些空缺的能力。在撤军的同时保留许多关键能力，并非抛弃欧洲。

但大西洋两岸有既得利益的各方可能会将美国撤军描绘成这种行为。例如，那些在增加国防开支和生产方面面临障碍的欧洲领导人可能会指责美国。

美国陆军的支持者也可能辩称，由于陆军在亚洲不需要，所以不妨留在欧洲，但这在欧洲军队能够自行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毫无战略意义。

为了反驳夸大其词的说法，并抵制允许不必要的冗余的压力，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谨慎措辞。

他们谈论和实施美国撤军的方式必须维护赋予美欧关系力量的信任、规范和程序。美国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总统，必须继续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支持，阐明华盛顿的目标是改革和更新北约，而非终结它。

行动起来

撤军本身应当是可预测且有重点的，分阶段进行，主要针对陆上力量，其次才是空中力量。在第一阶段，华盛顿应当撤回其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增派至欧洲的美军。

战争初期，美军人数曾超过10万，较2022年之前驻扎在欧洲的约6万人大幅增加。此后，这一数字已降至约8万人。（由于部队轮换，具体人数不断变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最初的增兵部署是谨慎之举，鉴于当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之外意图的不确定性，但三年过去了，显然俄罗斯近期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极小。

川普政府因此应当宣布计划，立即开始撤军，于2026年底前完成。除了这些地面部队，预计今年秋季开始执行任务的美国F-35中队也应纳入首轮撤出范围——欧洲自身已有大量战斗机，且未来几年还将收到大量新机交付。

迅速开启这一适度撤军阶段，将有助于欧洲保持势头，加强常规防御力量，同时避免出现欧洲难以填补的巨大缺口。

然而，如果华盛顿就此止步，那么它在真正将防务负担转移至欧洲肩上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川普政府在实施第一轮削减的同时，还应制定一个更广泛的美国常规部队撤军计划，并设定2029年1月为最后期限。

这将为欧洲提供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同时又不会让最后期限变得过于遥远，以至于失去动力。

这一第二阶段应（暂时）完成美国在欧洲部队的重组工作，将其规模削减至目前水平的大约一半，并重新调整部队构成，使其主要由海军力量组成，空军力量所占比例较小，地面部队数量有限。

为实现这一部队构成，美国应撤回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东欧轮驻的装甲旅战斗队、自2018年以来部署的欧洲战斗航空旅和火炮力量，以及大部分短程防空部队。

这些部队的主要作用是让欧洲盟友安心并威慑俄罗斯。它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或许出色得有些过头了。

如果欧洲军队得到适当的训练和装备，它们也能承担起威慑职能。随着美国部队的缩减，美国在欧洲各地的总部人员规模也应相应缩减。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海军派往欧洲的六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中，应有两艘重新部署到需求更大的印太地区。

鉴于欧洲拥有大量且不断增长的高端战机，目前部署在欧洲用于威慑目的的大多数美国战斗机，比如F-35和F-16，也可以撤回。

川普政府还应与法国、德国、波兰和英国——欧洲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探讨任命一位欧洲官员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北约最高指挥职位的可能性。

这一备受瞩目的职位传统上一直由驻欧洲美军司令担任，但让一位欧洲将军承担这一职责将加快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进程。

一位美国高级军官可以担任副手。在短期内，也可以定期轮换美国军官担任这一最高职位，以缓解交接过程。

即便兵力有所削减，美国在欧洲仍将保留一支规模可观的驻军，包括两个陆军旅、支援飞机以及大部分海军力量。

美国的指挥控制、特种部队、太空部队、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其他只有美军才能提供的力量仍将驻留。

为避免无端激怒盟友，美国还应继续向北约“增强前沿存在”计划派遣少量低耗部队，这一部队有助于遏制俄罗斯对北约东翼的攻击。

剩余部队将维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保护美国东海岸、维持核威慑以及支持美国世界级的情报收集工作。

不过，撤军将释放出大量美国空军和陆军部队，这些部队要么可重新部署到其他战区，要么在返回美国后裁撤，从而为国家节省开支。

而且，这一分两步走的计划也不必是美国在欧洲部队重组的终点。华盛顿可以在2030年代继续推进裁军，或者，如果安全形势变化需要，也可以将部分部队重新派往欧洲。

成本最低，收益最大

和任何变革一样，这一策略也存在风险。主要的危险在于，欧洲各国军队可能无法填补美国撤军所造成的全部空缺，从而使欧洲比现在更容易受到俄罗斯的攻击。

欧洲在为加强防务提供资金和协调方面已取得切实进展，但工作尚未完成，仍有可能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保持势头如此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风险实际上非常低。欧洲当前的军事弱点被过分夸大了，俄罗斯对北约构成的常规威胁也是如此。

确实，一些欧洲军队的战备水平较低，但欧洲拥有大量军队——仅欧盟成员国就拥有130万现役军人，与美国的数量大致相当，比俄罗斯的110万还要多。

欧洲的作战航空力量十分先进，能够严重削弱试图入侵波罗的海国家或芬兰的俄罗斯军队。欧洲的北约盟国已经在波罗的海部署了大量部队，包括德国永久驻扎在立陶宛的士兵——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由于欧洲军队将进行防御作战，因此在对抗俄罗斯的进攻时，他们不需要像进攻方那样拥有更多的兵力就能保持优势。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能力也已证明没有之前担心的那么强。多年来，前线国家一直担心俄罗斯的闪电战可能会在盟友能够提供援助之前就推翻他们的政府。但在2022年，他们都在乌克兰看到了这一策略的失败。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欧洲总体上具备应对俄罗斯可能入侵的能力，但某些特定的美国地面系统仍难以替代。比如远程火炮和防空系统价格昂贵、需求旺盛且生产困难。

不过欧洲每年的采购资金都在以数十亿欧元的速度增长，这应能在未来几年内使其有能力购买并部署许多此类系统。欧洲还可以通过除一对一替换之外的手段来增强其武器库，比如提升无人机作战能力。

美国应当尽其所能，让这一过渡尽可能顺利。仅仅公布其撤军计划就能简化欧洲的防务考量，因为这会让未来更具可预测性，从而有助于欧洲切实考虑其采购目标。

最终，许多新型欧洲武器将来自欧洲工业，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欧洲仍需从美国大量采购。国务院在批准美国出售的系统销售时应优先考虑欧洲，国防部和白宫应与美国国防企业合作，克服它们对进行必要技术转让的抵触情绪，以帮助欧洲工业迅速填补空白。

最终，一个严肃且装备精良的欧洲自卫力量，将比一个长期依赖美国的相对弱小的欧洲，更能对俄罗斯的攻击起到可信的威慑作用。

毕竟，欧洲大陆在保卫自身领土方面，其利益远比华盛顿在大洋彼岸作战的利益要大得多。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广泛军事力量投射自由的时代早已结束，华盛顿不能拖延调整，以免陷入过度开支和相对衰落的循环。

缩减驻欧美军规模是这种再平衡的关键一环。通过有计划且目标明确的撤军，美国能够消除欧洲对其抛弃的担忧，并保持对盟友的影响力。为了自身和欧洲的利益，美国现在就需要采取大胆行动，以维持已有的势头，实现欧洲可信的自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