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爆发的以色列空袭伊朗事件中，多名伊朗核心部门领导人被“斩首”，大量绝密情报被以色列媒体公之于众，伊朗情报内卫系统如此不堪一击，让人震惊。

追溯历史，20世纪初，西亚古国伊朗才形成现代意义的情报机构，尤其是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成立的国家情报安全局（SAVAK，萨瓦克）更是权力熏天。

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王权后，伊朗情报系统经历重大变革，尽管以鲁霍拉·霍梅尼为代表的革命领袖一度对其持排斥态度，但最终“形势比人强”，导致了1984年情报部门的重新建立。

21世纪后，随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实力增强，以及其在从能源到通信等所有国家战略领域的地位日益提升，这又触发了伊朗情报系统的内部斗争，正如相关人士后来所坦承的，这就成为伊朗情报战线屡屡破防的重要根源。

“影子战争”延绵不绝

从6月13日以军开火，到6月25日传出伊朗接受停火的消息，这两个中东强国都未在这场高强度冲突中展开地面作战，而是用战机、弹道导弹等远程武器“互殴”，“比拼谁家扛打”。殊不知，这种“非接触作战”背后的一大支撑，恰是双方情报能力的较量。

以色列总参谋部早在2018年发布的《国防军战略》中指出，与“地区大国”（尤指伊朗）的作战将在多个维度展开，将涉及情报、技术、电子、策反、认知及军事打击等多种进攻工具。

以色列针对伊朗实施的，是一种围绕情报谋略展开的“影子战争”。从2011年11月1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项目负责人哈桑·德赫拉尼·莫加达姆遇刺，到2020年11月27日伊朗“国宝级”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杀，再到此次冲突中，以军第一时间“斩首”超过13名伊朗军政高官，摧毁伊朗大量核设施及武器装备，严重迟滞伊朗核计划进度，这无不体现了以色列在传统战争准备之外，更追求在平时利用高质量情报主动进攻的斗争思路。

反观伊朗，自2011年至今已公开宣布破获至少15起以色列或美国间谍案，公开处决多名被策反的本国公民，其中较著名的有2016年因“充当美以间谍”被处绞刑的核物理学家沙赫拉姆·阿米里，离奇的是，此人是2010年叛逃美国三个月后又重返伊朗，还曾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媒体将其描述为“逃脱撒旦的人”。

当地时间2025年6月25日，伊朗德黑兰西部一居民区，一名伊朗妇女站在其在以色列袭击中被毁的公寓内哀悼。

2019年美伊对峙期间，美国海军出来“压阵”的“林肯”号航母尚在2000公里外的红海，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就准确向领导层提供情报，在霍尔木兹海峡至阿曼湾水域做好应对，令美军无功而返。2019年6月，伊朗情报部（维扎拉特）号称铲除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以色列摩萨德构建于伊朗、阿塞拜疆和伊拉克的超级大型间谍网，抓获近300名特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2020年，维扎拉特成功诱捕极端组织“闪雷”的头目沙尔马赫德，其总部位于美国本土，多次对伊朗发起恐怖袭击，伊朗公开表示要将其头目“缉拿归案”，但沙尔马赫德仗着有美国特工重点保护，放言“有本事就来抓”，不料一语成谶，真成了德黑兰的阶下囚。

然而，看似战果斐然的伊朗情报组织，总体上处于“亡羊补牢”的劣势，往往是敌人行动得手后进行补救。最为人诟病的是，伊朗情报机构间存在管辖权重叠，有的向总统负责，有的向最高领袖负责，像维扎拉特就与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就情报活动控制权和对最高领袖的影响力发生摩擦，情报共享也随之变成情报封锁。

相较之下，以色列情报体系职能划分十分明确，如摩萨德司职对外情报搜集，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主管反间谍和国内安全保卫。更令伊朗“难堪”的是2019年9月，在一次情报部门高层会议上，与时任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贾法里争吵后，手握多条海外情报线的革命卫队情报机构重要人物阿里·纳西里竟突然叛逃，给苦心经营多年的伊朗海外情报网造成重创。

近十年来，每每伊朗核计划或战略武器发展的关键时刻，以色列的“影子战争”戏码都会上演，仅2008至2022年间“意外身亡”的伊朗核科学家就高达17人。事实上，伊朗早在2005年就成立名为“鹰2”的情报部队，隶属维扎拉特，专门保护核设施及相关机构的安全，但依然无法打破这一“魔咒”。

伊朗也会派出杀手进行报复，但由于难以打入以色列内部，往往只能拿海外的以色列目标“撒气”，由于这些地方鲜有重量级人物，因而这种破坏行动常常只能是“隔靴搔痒”。

“不设防”国家？

坦率地说，伊朗在国家级情报系统建设上远早于以色列，但“修成正果”方面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学术界普遍认为，19世纪末，统治伊朗（仍自称波斯）的恺加王朝不存在有组织的情报架构，但这不意味着中央朝廷缺乏眼线，他们遍布国内各部落、地方宪兵及伊斯兰教士阶层。

有文献记载，在国王纳赛尔-丁统治时期，其首席大臣米尔扎·塔基-汗——又称阿米尔·卡比尔——掌握模仿欧洲建立的警察局，专门刺探各类信息，尤其里面有一支名为“阿米尔密探”的小组，专职监视国家机关及外国使馆活动。

塔基-汗去世后，1878-1892年，波斯王国警察局进行改组，聘请奥匈帝国警务专家德·蒙特·福特伯爵领导。此外，瑞典顾问还帮助国王建立谍报组织——哈菲耶内加兰，负责侦察与内卫，尤其是挫败针对王公大臣的暗杀企图，小组成员通常伪装成不起眼的职业，如女佣、清洁工和厨师，且不透露真实身份。这些组织的工作在波斯君主立宪制时期达到顶峰。

恺加王朝末期，波斯完全沦为沙俄与英国瓜分的半殖民地。可以想见，在波斯相互竞争的外国势力必然从事情报和颠覆活动，尤其随着波斯烟草、地毯、石油等商业活动带来的丰厚利润，必然导致这种情报活动愈发破坏该国主权。

1921年，波斯军官礼萨-汗率领麾下3000人的哥萨克旅进入德黑兰，推翻恺加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并且改国名为伊朗，标志着一个新的关键时代开始了。

他把组建强大军队列为首要目标，至于来自宗教毛拉、部落领袖、立宪精英和外国间谍的威胁，礼萨-汗除了依靠军队威慑，还建立了强大的警察和间谍网络。他在原有警察局之外成立专门的政治警察——塔米纳特（波斯语意为“附属行政机构”），由老部下侯赛因-汗领导，这个冷血无情的军官被许多伊朗人尊称为“阿尤姆”，意为“不可直视的人”。阿尤姆把塔米纳特的触角覆盖到国家所有行政机构里，将众多反国王的政治人物逐出政治舞台。阿尤姆还崇拜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多次前往德国考察。

此外，礼萨-汗在1938年为伊朗军队聘请了一批法国情报教官，但塔米纳特出于垄断情报工作的心思，不断制造摩擦，最终把法国人挤走。正如著有《巴列维王朝兴衰》的原伊朗王国将军侯赛因·法尔杜斯特所指出的，这些法国教官是伊朗军事情报的启蒙者，他们没能发挥必要的作用，被之后的历史证明是灾难性的。

侦察与内卫能力的薄弱，被认为是1941年礼萨-汗政权在英国和苏联联手出兵下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苏间谍网早已渗透到伊朗各个角落，而礼萨-汗却无可奈何。

档案显示，1922年9月，塔米纳特一名外勤特工以未加密的方式向德黑兰发送电报，礼萨-汗闻讯大怒，他这才发现，本国情报系统居然没有自己的密码系统。事后，国王下令塔米纳特设计独特的密码本，供各省暗探进行机密通信，各地电报局也有特殊任务小组，通过四到五位数字代码向战争部发送秘密电报。但之后层出不穷的泄密事件与安全警告，无疑表明伊朗仍未建立有效的反情报组织。

然而，这些“修修补补”毫无效果。凭借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对伊朗的巨大影响力，英苏对伊朗的内情知根知底，因此在1941年决定对态度骑墙的礼萨-汗采取军事行动时几乎手拿把掐，显见礼萨-汗奋斗近二十年建立的民用和军事架构，在外部压力下显得如此脆弱。

挥之不去的幽灵

1941年，礼萨-汗被英苏强迫退位后，他年仅22岁的儿子巴列维登基，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的统治原则建立在避免重蹈覆辙上，尤其是情报方面。

巴列维在1957年建立情报组织萨瓦克，其三大任务是：镇压反对派、监视一切威胁王权的社会团体、控制全国媒体活动。换句话说，萨瓦克与其说是对外情报工具，毋宁说是政治镇压工具。仅在1976年，萨瓦克就逮捕或拘留2.5万至10万名伊朗人——它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和豁免权，包括特殊军事权力，这导致伊朗被各国媒体定性为“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

萨瓦克的首要矛头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人民党，不仅大肆逮捕其成员，还与英国外交部信息研究部合作，在1956-1968年从事“反共反苏”的假信息合作。

巅峰时期，萨瓦克拥有7000名雇员、超过2万名线人，尽管表面上听命于首相，但实际上直接向国王负责。行政上，萨瓦克分为八个处室。一处由局长直接领导，负责与国王相关工作；二处负责境外行动，包括与中情局、摩萨德交换情报；三处负责国内安全，也是萨瓦克规模最大的单位；七处执行秘密行动，其余部门负责秘密训练和集中登记，尤其八处功能尤为重要，因为它全面记录所有被萨瓦克针对的个人，无论其具体参与的活动是什么，那里的档案在王国推翻后都落入革命者手中。

除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中情局外，以色列摩萨德是与萨瓦克关系最密切的机构。1965年，萨瓦克首任局长巴赫蒂亚尔因被指控阴谋反对国王而被流放，国王邀请摩萨德协助改组自己的“情报鹰犬”。档案显示，摩萨德直接指导萨瓦克在国内反政府团体里的渗透工作，同样，摩萨德也在萨瓦克协助下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展活动，双方合作一直持续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从左倾的人民圣战者组织到保守的什叶派宗教毛拉，几乎所有阶层都对巴列维政权产生不满。萨瓦克在短短三年里把25万人送进监狱，8万人被流放，然而这些措施不足以让反对派噤声，该机构在此期间的声誉如此之差，以至于宗教领袖霍梅尼之子穆斯塔法遇刺，以及阿巴丹雷克斯电影院大火等事件，都被公众归咎于该组织的阴谋。

为缓解国内外对其人权问题的批评，巴列维曾限制了萨瓦克的某些做法，但最终证明这些措施无效，反而加速了革命进程。巴列维的最后手段——逮捕萨瓦克局长纳西里——同样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当他在1978年任命末代首相沙普尔，后者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解散萨瓦克。

匪夷所思的结构

1979年2月，巴列维连同萨瓦克等一切王国遗迹，都被伊斯兰革命的巨浪掀翻了。新政权首次创建正式情报机构的尝试是在当年底，霍梅尼出于巩固权力的需要，批准成立国家情报安全组织（SAVAMA，萨瓦马），它模仿萨瓦克的一些组织经验，并由前王国将军侯赛因·法尔杜斯特领导。

1980年诺鲁兹节前夕，霍梅尼又宣布大赦一部分萨瓦克成员，目的是利用这些人的专业技能。几乎同时，毛拉集团开始建立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各类威胁伊斯兰共和国的反对势力。

1980年7月，革命卫队挫败由前王国空军人员策划的未遂政变，接着是与毛拉集团分道扬镳的人民圣战者组织差点炸死霍梅尼等宗教领导人，而萨瓦马在这些事件中没起什么作用，这刺激了毛拉集团对内部威胁的担忧。

几个月后，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世俗派政治代表巴尼-萨德尔与霍梅尼的矛盾不可调和，被迫流亡海外，接任的是阿里·拉贾伊。时值伊拉克入侵，两伊战争爆发，1981年，拉贾伊在霍梅尼授权下在萨瓦马基础上成立总理情报办公室，旨在消除纷争并将情报领域的各团体统一管理，但革命卫队利用在战争中获得的战绩与威望，拒绝整合而自主开展情报行动。

1983年8月，随着与伊拉克的战争陷入持久化，且内部权力斗争基本平息，德黑兰的伊斯兰协商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伊朗情报部（维扎拉特）。

根据决议，总理情报办公室、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和安全委员会都被并入维扎拉特，但在革命卫队坚持下，这个新部门的名称里取消“国家安全”，以便让其依赖革命卫队的基层内卫组织巴斯基（民兵）的支持。

穆罕默德·雷沙赫里是维扎拉特的首任负责人，是著名神学家梅什基尼的女婿，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打击人民圣战者为代表的反政府组织；为两伊战争服务；监视海外反政府分子活动。

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历尽艰辛的维扎拉特埋头向内，开始剪除各类对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构成威胁的政治与安全人物，也正是从那时候起，西方国家屡次指责伊朗特工刺杀流亡的伊朗前高官及政治领导人。1991年8月，伊朗前王国首相沙普尔在巴黎被暗杀。1992年9月，伊朗库尔德分离主义领导人萨迪格·沙拉夫坎迪在柏林遇刺。2000年，伊朗改革派重要人物赛义德·哈贾里安躲过刺杀，但终身只能坐轮椅。

不过，该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大进展是与俄罗斯的业务合作。两国开始寻求在核技术和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在这方面，维扎拉特与俄对外侦察局（斯沃尔）的关系取得显著进展，斯沃尔是克格勃继承者成立的新机构，其在伊朗扩大培训活动的同时，还向维扎拉特提供了大量的先进设备，从而增强其技术侦察能力。

维扎拉特成立至今，从首任部长穆罕默德·雷沙赫里到现任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历任负责人只从神职人员中选拔，他们具备在必要时发布宗教法令（法特瓦）的能力，以及进行独立调查（伊吉特哈德）的资质。

尽管维扎拉特部长由总统任命，无需最高精神领袖批准，但其人选需确保不被最高领袖否决。事实上，最高领袖对维扎拉特的权威超过总统，这一点在伊朗总统内贾德任期内尤为凸显。当时，内贾德发现时任维扎拉特部长海达尔·莫斯莱希监听其顾问拉希姆·马沙伊，于是要求莫斯莱希辞职，但莫斯莱希得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支持，拒绝让位。

这与当年萨瓦克和国王的关系相似——尽管表面上对政府首脑负责，但萨瓦克与国王保持直接沟通，仅在认为合适时才向政府首脑通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破坏性竞争

21世纪以来，伊朗内外环境并不轻松，一方面是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强硬派，利用“9·11”事件后遭美国制裁打压的大环境来凝聚国内意志，巩固自身权力。另一方面，该国核事业不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杯葛，甚至遭到以色列或明或暗的威胁与打击。

在此期间，革命卫队与维扎拉特的关系颇为微妙，此时的革命卫队权势之大，已经除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再畏惧任何人，而维扎拉特与革命卫队的矛盾也与日俱增。

2003-2010年，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和特战单位圣城旅利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机会，大力扩张在这个邻国的影响力，像2009-2022年主持革命卫队情报工作的侯赛因·泰布就秘密支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而这些活动完全越过维扎拉特。

平行而竞争的两个情报组织，并未提升伊朗的国家安全，却产生了反效果。前维扎拉特部长阿里·尤努西在2021年发表的声明中抱怨，无论维扎拉特还是革命卫队情报机构，都存在内耗的情况，双方情报人员相互敌视，即便在境外也刻意给对方制造麻烦，或者向最高领袖传递“黑材料”，打压“竞争对手”。与此同时，“摩萨德对伊朗的渗透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在德黑兰连续暗杀革命卫队军官与核技术专家。

2024年以后，伊朗与以色列的暗战进一步升级，这更加暴露伊朗情报工作的短板。以色列摩萨德不仅在黎巴嫩、叙利亚准确定位和“斩首”多名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指挥官，还打死加沙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等亲伊朗组织的领导人，哪怕来德黑兰出席伊朗新总统佩泽西齐扬就职典礼的哈马斯政治局委员哈尼耶，也在严密保护下死于非命。

这都揭示出伊朗存在系统性的情报安全风险。难怪前革命卫队指挥官穆赫森·雷扎伊承认，该国“面临广泛的安全污染”。

纵观百余年的伊朗情报制度史可以发现，该国情报组织始终被优先定位为政权安全力量，而非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这无论对组织本身还是政权都未起到正面效果。

尽管从萨瓦克到维扎拉特，都曾拥有可观的财政资源、明确的政治支持，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但其内部权力矛盾所带来的混乱，最终导致自身情报机能失调，进而带来政权危机。

事实上，这一情况与“阿拉伯之春”期间诸多中东国家的情报机构瓦解非常类似。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卡尔·安东尼·韦格指出，从实践看，伊朗情报机构在王国时代绕过政府首相直接向国王汇报，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则绕过总统直接向最高精神领袖汇报，均未能与政治保持“必要的距离”。

包括伊朗在内的该地区国家里，情报机构都将“政治集团安全”置于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概念之上，导致拥有大量财政资源的情报系统，未能尽职于国家战略问题研究并找出有效解决方案，这种偏离核心使命、将资源集中于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的情报机构，从长远看显然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