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执政以来莫迪政府先后以“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和“自力更生印度”（Atmanirbhar Bharat）为旗帜，通过放宽外资准入、政策向私营企业倾斜和军售外交等举措，试图重构印度国防工业体系。印度官方数据显示，印度武器自给率从30%~50%跃升至65%，国防装备基本实现在国内生产。国防生产中的私营部门参与度也不断提高，2023-24财年相较2016-17财年私营部门的生产值增长89%。国防出口也快速扩大，从2013-14财年的68.6亿卢比升至2023-24财年的2108.3亿卢比，激增30多倍，覆盖全球百余国。这些数据被包装为“历史性突破”，莫迪在2024年印度独立日纪念活动时更是宣称“印度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国防制造中心”。

然而，光鲜数字的背后印度国防工业却深陷“遮羞布困境”——统计指标令人印象深刻，但和实际能力的系统性缺失形成尖锐矛盾。例如，“光辉”战斗机虽被印度标榜为“国产典范”，但其发动机、雷达和机载弹药等关键子系统仍依赖进口，国产化率不足60%。再如支撑印度军售增长的明星武器存在两种典型模式，一类是与外部大国合资研发的项目（如俄印联合开发的“布拉莫斯”导弹），印度在这类合作中缺乏独立的技术标准制定权与完全的出口决策自主权；另一类是面向特殊市场的交易（如对毛里求斯出口的近海巡逻舰），其订单依赖特定地缘关系或援助性质安排，难以形成可复制的市场化出口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私营部门虽依靠政策扶植入场，但承接订单集中于低附加值环节，难以打破印度国防公共部门（Defence 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以下简称DPSU）等军工复合体与跨国供应商的业务垄断。

“数据繁荣”与“技术依赖”的矛盾揭示了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深层结构性困境：防务压力驱动下的“引进—仿制—表层自主化—依赖”恶性循环。印度面对边境冲突压力和大国地位焦虑，通过“许可证生产”快速填补装备缺口，却因技术消化能力不足陷入“引进仍落后”的怪圈。然而，莫迪政府为满足内政宣传需求，实质上默许甚至推动“表层自主化”—通过放宽外资限制将跨国军工企业的本地组装业务包装为“国产化突破”，但实际上却没有突破跨国军工企业构筑的隐性知识技术壁垒。在此背景下，印度国内军工复合体与军政两界形成共谋，阻挡私营部门参与，进而干扰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本土化政策的落实，以此维持既有利益分配格局。最终印度国防工业改革沦为“统计游戏”：既无法摆脱对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等国的技术依赖，更暴露其“全球军事强国”野心与研发制造能力赤字的致命脱节。

本文从两部分具体讨论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困境：一是对比分析印度2011年至2020年三份国防采购程序规定以此定位莫迪政府的改革目标；并利用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以下简称CAG）报告等文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印度国防工业政策目标和实际执行之间的显著落差。二是分析造成这种落差的制度原因，探讨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限度，并为理解新兴经济体国防工业改革的共性复杂问题提供有益的切入视角。

在美国和中国之外，印度可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防科技和工业基础（Defenc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Bases，DTIB），主要包括国防部下辖的9家大型国防公共部门企业（DPSU）和41家军工厂（Ordnance Factories）以及约70家私营企业。此外，印度国防部主要研发部门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以下简称DRDO）也下辖50多个实验室和专门科研机构。然而，印度庞大的国防工业部门却始终无法满足其自身国防需求，长期蝉联“全球最大军火进口国”地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莫迪政府2014年在“印度制造”倡议下推出一系列涉及国防工业的改革措施，因其涉及地缘战略、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交叉属性，近年来引发广泛学术讨论。总体而言，评估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改革成效的观点可分为三类。

一是技术民族主义视角下的乐观叙事。一些学者将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将技术创新和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的思维”。由于军备事关国防安全，技术民族主义主张国家应尽可能在武器生产领域实现自给自足。例如，理查德.比辛格（Richard A.Bitzinger）提出，技术民族主义冲动源于印度希望实现战略自主，并追求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然而，这种视角往往过于宏观，且倾向于抬高莫迪国防工业改革的政治意味，特别是一如既往地将印度国防工业发展作为印度维护战略自主、提高国际声望、标榜自我形象等的指征，因此往往做出过于乐观的成效评估。例如，这类叙事通常高度依赖政策文本与官方数据，认为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政策已成功激活私营部门、放宽外资限制提升本土化率，成为印度国防工业的“转折点”。再如，这类叙述还主张，印度还可借助日益强大的本土军工能力，跻身全球军售市场。这类叙述的核心逻辑将印度国防工业发展归纳为“政策创新”“市场激活”“能力跃迁”三阶段。

二是制度批判视角下的效度解读。这类观点聚焦莫迪政府的体制性改革，包括莫迪政府2019年年底任命印度有史以来首位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se Staff），并在其领导下成立致力于推动国防生产本土化的军事事务部（Department of Military Affairs）。同时，有学者认为，这种体制改革能够缓解作为乙方的印度军队与作为甲方的印度国防企业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不断滋生信任赤字，阻碍印度发展本土国防工业。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莫迪政府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军工发展面临的制度困境；一方面，传统国防公共部门企业面临利益冲突，极力抵制变革；另一方面，DRDO因为不含生产实体，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此外，莫迪政府仍像以往一样无法将商业技术融入国防部门，同时也无法运用信息技术优势反哺国防工业发展。总体而言，这种视角强调印度军政官僚体制的路径依赖与利益集团的阻挠限制了莫迪政府改革的效度。

三是“技术依赖”视角下的悲观论调。该视角基于中心—边缘体系的观点，认为无论莫迪政府如何推动改革并制造数据繁荣，印度国防军工技术仍始终难以摆脱对外依赖。长期以来，历届印度政府都试图强化依附军工强国进行合作生产和共同开发的路径，以缩小产业科技差距，莫迪政府改革也不例外。然而，高技术国防技术研制生产往往需要核心人员的密切互动和“隐性知识”的传递。因此，想要复制先进的国防工业科技专业知识，往往需要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工程师和设计师言传身教。但这往往涉及印度国防工业改革无法触及的细节。从现实情况看，印度也很难为获取技术而设置特别高的合作门槛，因为这必然损害印度获得关键武器系统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形下，合资生产模式其实难以推动印度掌握先进军工制造技术，反而加深其对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等技术供应国的依赖。

总体上，既有研究已对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改革的成效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估，但无论是积极判断还是消极评价均缺乏深入且综合的分析视角。既有研究大多聚焦单一维度（如政策文本、技术依赖或制度惰性），并未整合分析“政策—制度—技术”三维互动。技术民族主义视角过度关注宏大政策叙事，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数据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割裂。制度批判视角局限于国内官僚体系分析，尽管深入探讨莫迪政府相关改革的指向性，但很少触及军工复合体与军政两界的利益共谋。而技术依赖视角虽然谈到结构性矛盾，但却未能解构印度“表层自主化”策略背后的核心逻辑。同时，多数研究依赖政策文本解读或截面数据比较，缺乏动态追踪政策执行偏差的实证路径，也因此只能浅显分析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困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比政策文本演变并交叉验证数据，揭示莫迪改革中“政策宣称—实际采购—技术发展”的断裂链条，深入分析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制度性困境与现实性后果，并以此分析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改革的限度。

要深入理解印度国防工业的现实困境，必须首先厘清历届印度政府国防改革的整体情势与政策逻辑。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印度国防战略逐步转向积极进取，集中体现为国家安全保障与政治大国地位追求的双重诉求强化，这对印度军事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视角下，国防采购程序的选代实质上正是印度推动国家军事能力建设、促进国防工业结构性转型的“政策手术刀”，体现莫迪政府的主旨目标与改革方向。莫迪政府将采购规则与产业政策深度绑定，希望将国防采购从单纯的市场交易行为转变为撬动本土工业能力跃升的制度性杠杆。印度2011年、2016年和2020年三个版本的国防采购文件的选代表明，莫迪政府改革并非孤立的技术调整，而是试图通过顶层设计重塑国防工业生态的战略行动，其核心意图是打破传统公营部门的垄断、激活私营资本与跨国技术资源、构建“印度主导”的国防供应链。

然而，这种改革意图的落地成效始终受制于印度独特的制度土壤：一方面，莫迪政府大张旗鼓推动政策突破，彰显其对本土化与技术自主的迫切追求；另一方面，既有利益格局与官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客观上导致改革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严重受制于路径依赖。因此，分析印度国防工业的困境，必须审视改革背后的双重性，特别是政策目标与现实执行之间的张力，才能揭示制约印度国防自主化进程的深层问题。

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改革首先体现为重新定义采购类别，并调整相关采购优先级。从2011年国防采购程序（DPP-2011）、2016年国防采购程序（DPP-2016）与2020年国防采购程序（DAP-2020）关于采购模式的具体分类可以看出，莫迪政府对于本土化生产的需求不断增强（见表1）。一方面，这三份国防采购程序文件表明，莫迪政府为相同或相似类型的采购名目制定了更严格的本地内容（Indigenous Content，以下简称IC）要求。如Buy（Indian）在2011年的要求是至少30%来自本地，2016年则增至40%，至2020年已达60%；而在2011年和2016年均无IC要求的Buy （Global）条目2020年也要求印度供应商至少30%来自本地生产。另一方面，三份文件中还不断新增有关条目。2016年国防采购程序文件中新增Buy（Indian -IDDM）条目，首次突出强调本土设计、研发，旨在鼓励印度国防企业推动这类业务创新。同时，2020年文件去掉Buy&Make条目，新增Buy（Global-Manufacture in India）条目，鼓励跨国军工企业赴印投资设厂，这与之前的许可证生产模式有一定区别。莫迪政府推动国防采购程序的系列变化体现其期望印度国防工业从“进口组装”向“本土制造”的转型。

其次，莫迪政府改革还致力于激活国防工业私营企业的活力。DPP-2016将“战略伙伴”这一章节单独拆分、另行撰文，DAP-2020中则明确了“引进战略伙伴”的重要意义。莫迪政府认为，国防公共部门企业垄断印度飞机、潜艇、直升机和装甲车等主要国防装备的生产销售，且一直对私营企业享有特殊优势，希望通过改革推动私营企业在主要国防装备制造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莫迪政府构建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重构国防生产格局，要求私营企业与外国原始设备制造商建立合资企业或技术共享安排，以实现“技术吸收—本土化—出口”的战略闭环。改革文件明确规定，印度企业需要与外国军工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协议，涵盖制造工艺、维护技术和研发支持等方面。同时，为鼓励更多跨国企业助力发展国防工业，2020-DAP还将外资占股上限从49%提升至74%，允许外资控股相关合资企业，旨在吸引跨国公司赴印建立本土生产线。

自2014年起，莫迪政府推动的国防采购改革通过三版政策文件持续迭代，在文本层面勾勒出清晰的改革路径：以“本土化”为核心，通过提高国产化比例、引入战略合作伙伴、简化采购流程等举措，试图重构印度国防工业体系。然而，这一看似连贯的政策推进却在实践层面阻力重重—改革措施与印度独特的制度环境产生剧烈摩擦，形成“文本突破”与“执行困境”的尖锐矛盾，集中表现为研发困境、采购偏见和管理缺陷三大类问题。

一是研发困境。印度国防工业研发体系面临“研发需求与实际作战脱节”和“跨部门责任推诿”两大制度性顽疾，二者共同削弱了装备发展的有效性。一方面，研发体系长期存在“政治需求压倒军事需求”的结构性扭曲，部分军工产品政治宣示价值大于军事应用价值。印度国防主管部门近年来观察到无人机在小规模军事冲突和反恐等领域性能出色，同时认定无人机技术门槛较低，便对研发并生产本土无人机兴趣浓厚，特别是希望通过展示“新武器”研发优势彰显自身军事大国的地位。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industan Aeronautics Limited, HAL）因此决定研发RUAV-200无人机。该款无人机被认为具备军事级性能，并可满足印度陆军在高海拔地区使用的要求。然而，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报告却表明，由于HAL启动项目前未调查和需求评估，RUAV-200推出后无法满足国防需求，难以获得国防订单。该无人机有效荷载仅2.5公斤，续航时间仅为1小时，航程为8~10公里，但现代军用无人机通常需要更长续航时间（4~12小时）、更高有效荷载能力（用以携带先进的传感器与通信系统）与更远航程（50~100公里）。该款无人机刚刚推出就已沦为“过时武器”，性能全方位落后于已在印军服役的以色列苍验无人机。另一方面，印度国防研发链条涉及的关键主体（军方、研发机构和政府）极易陷入互相推诿和转嫁责任的恶性循环。例如，1996年印度启动的卡维尔发动机项目因技术复杂性、关键设备和材料缺乏，以及测试设施不足等问题多次延期，至今未能满足印度空军作战需求。然而，印度研发机构始终不愿承认发动机研发遭遇困难，且在业务矛盾彻底无法掩盖之前，始终拒绝引入外国发动机制造商助力研发。再如，印度本土战机研发上也出现类似问题。军方指责HAL未能按时按规格交付战机，但HAL方面则反称军方临时变更要求，对项目进展提出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军方和政府也存在犬牙交错的权责问题，包括军方不愿意按照公开的、结构化的流程完成军购，更希望由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直接承担发起军购的政治风险。这类研发困境使印度本土国防工业发展长期举步维艰，很多研发动议沦为纸面上的承诺，或立项但却进展缓慢，或即使完成产品也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二是采购偏见。印度军备采购流程的“不公正”制约国产装备发展和军队装备体系建设，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其一，印度军方采购武器时体现出显著的“崇洋媚外”倾向。以阿琼主战坦克（Arjun）为典型案例，早在1971年印巴战争结束后不久印方就决心研制该型坦克，但因研发难度过高遭遇长期延误，该型坦克成为印度武器研发史上著名的“雾件”（Vaporware）。阿琼主战坦克研发遭遇的难题即控制其重量，对此DRDO与印度陆军形成尖锐冲突。陆军认为阿琼坦克自重过大限制其适用范围，要求DRDO“在不削减任何功能改进的前提下，合理减轻重量”。但DRDO却认为，“鉴于研发和验证周期较长，不建议重新设计车体/炮塔，也不建议采用更先进的装甲材料”。然而，当DRDO因陆军要求考虑重新设计时，陆军却很快将阿琼坦克列为“失败项目”。值得关注的是，陆军始终不同意将最新型的阿琼坦克与俄制T-90进行作战对比测试，也无法验证该型坦克能否在所有预设地形保持战术作战机动性，并具有实际部署的可行性。印度陆军在阿琼坦克问题上的态度表明，除非印度国产坦克各方面都展现出极为优越的性能,否则军方仍更加青睐进口坦克。其二，印度国防采购中还存在为特定供应商定制需求参数的情况，印度空军采购阿帕奇和支奴干直升机即为“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典型案例。CAG报告指出，印度空军在制定飞机和系统定性要求（Aircraft and Systems Qualitative Requirements）时没有采用运营需求和通用规范进行定义，而是直接参考市场货架产品的既有技术规范。同时，采购程序所规定的信息请求阶段（Request for Information）也被空军用于对少数供应商进行“选择性硅商”。这人为压缩了竞争范围，帮助特定供应商的产品击败其他性价比可能更高的竞品。

三是管理缺陷。印度国防工业体系管理低效与生产紊乱，从内部严重制约国防工业能力发展。这一结构性缺陷体现在三个具体方面。其一，产品质量低下。CAG关于军工厂的报告指出，在2014-2015年和2018-2019年的绩效评估期间，由于弹药质量问题和故障，印军共报告11种军火物品的584起事故，主要由组件质量问题、弹药故障及武器损坏导致。同时，报告还指出，尽管军工厂设有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部门和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机构等多层次质量检查体系，但实际运作仍存在大量疏漏，无法根治武器生产质量问题。其二，生产能力落后。一方面，印军计划需求与军工产能始终错位，导致库存短缺和订单积压的现象同时出现。另一方面，生产能力不足还体现为劳动生产率低下，这甚至成为印度通过海外采购发展军工技术的障碍。例如，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航空（Dassault Aviation）拒绝接受HAL在技术转让框架下于其工厂生产108架阵风战斗机所需的高劳动投入要求。法国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报价为3120万工时，而HAL坚持要求劳动力投入量为法方总工时的2.7倍，这是导致合同谈判陷入僵局并最终取消交易的因素之一。最终，印度政府单独与达索航空签约，订购36架阵风战斗机。其三，问责机制薄弱。印度国防工业系统的问责失效呈现出递进式的恶性循环。首先是程序延误会削弱监督效能，导致问题发现与纠正滞后；其次是调查机制失效会纵容管理失职，使得责任认定流于形式；最后，前两阶段积累的监督缺位与追责乏力，最终形成“无人担责”的制度真空，造成资源浪费与能力建设停滞。2021年的CAG报告指出，印度陆军调查程序普遍“双轨失灵”：一是案件处理周期严重超限（最高达11年），导致部分案件最终不了了之；二是调查过程刻意回避损失量化，削弱事后追责的威優力。这种机制性缺陷直接传导至装备研发领域——2017-2018年一份向印度议会下院国防常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显示，海军战斗机、导弹、航空发动机等28个超10亿卢比级的项目，因技术延误与成本超支陷入停滞。DRDO不少关键项目因技术路线错误或能力不足在消耗巨额资源后被迫终止，而研发管理失序则进一步放大此类风险，这是问责机制不健全导致的连锁反应。

尽管莫迪政府推出的国防采购改革在政策文本上已具备明确的战略框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始终面临研发困境、采购偏见、管理缺陷三大问题。这种政策设计与实践效果的脱节表明，印度国防工业体系有严重的内生结构性问题，因此仅通过规则调整已无法解决。政策执行效果与设计初衷的差距本质上反映出印度改革者试图通过线性政策工具解决非线性制度矛盾的困境。政策文本的先进性与执行层面的滞后性构成印度国防自主化进程面临的特殊矛盾—看似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最终仍受制于既有利益结构的自我强化。若要突破这一困境，需要直面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制度性顽疾。

印度国防采购改革文本设计与执行效果之间的鸿沟，其本质是印度制度环境中三重矛盾叠加共振的结果。从改革动因来看，印度面临地缘政治竞争激化（包括中印边境对峙和印巴周期性冲突）与大国身份建构的双重压力，迫切试图通过国防自主化改革减轻对外技术依赖、重塑国防工业竞争力、巩固地缘战略威望。然而，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不仅使改革进程迟滞，更使莫迪政府在推进改革时暴露出诸多制度性制约因素。

一是“防务压力驱动的政策投机主义”与“能力建设长期主义”的矛盾。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国内民粹主义抬头的双重挤压下，莫迪政府出现“政治叙事主导决策逻辑”的倾向。尽管印军能够较清晰地认知印度在先进战斗机、核潜艇、网络与太空能力、隐形技术、电子战及导弹技术等领域存在“代际差距”，但莫迪政府为维系大国形象和体现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不断高调宣扬国防技术自主化的“跨越式成就”，将国防工业自主发展与执政绩效深度绑定。这种糯合了民粹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叙事推动决策层通过符号化项目的公开展演（如仓促上马的RUAV-200无人机项目），弥合技术现实与政治愿景之间的认知断裂—当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大国身份的核心标志时，“能力宣示”取代了能力本身，战略决策的焦点从务实能力建设转向话语体系维系。

当莫迪政府确立国防工业自主化为核心战略议程后，制度性路径依赖导致军工项目的象征价值超越技术效能。在此背景下，印度遭遇的任何技术挫折都可能被解读为对“印度崛起”叙事的威胁，这促使决策层通过选择性信息披露和成果再诠释机制，维持“印度接二连三取得技术突破”的公共想象和舆论预期。这种“承诺升级效应”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投资持续挤占技术理性的空间，造成政策设计优先服务政治动员需求，而非遵循技术创新内在规律。

上述政治逻辑与战略理性的背离客观上使印度国防现代化陷入“虚假能力建构”陷阱。HAL标榜“本土化生产率基本超越50%”，这就掩盖了其高端材料研发、核心部件制造等关键技术环节的实质性短板。这种通过话语修辞与数据整理构建的“本土化成就”，非但未能夯实技术积累根基，反而强化“纸面跃进”制度惯性。再如，印度装甲车辆有限公司（Armoured Vehicles Nigam Ltd）声称已实现俄罗斯产T-72和T-90坦克发动机100%本土化生产，但却未能转化为国产阿琼坦克的自主研发能力。这再次表明“虚假能力建构”导致技术效能远不及符号价值，难免引发外界对印度“本土化制造水平提升”实际成色的质疑。

二是“历史形成的技术消化模式”与“现代军事技术复杂性”的矛盾。印度自冷战时期形成的“仿制依赖型”技术吸收路径，难以适应当代武器系统的交叉学科研发特性，导致诸多适配性难题。印度早期通过许可证生产和逆向工程构建的军工产能，本质上是利用冷战的特殊机遇窗口，成功摟取美苏武器技术输出的红利。然而，这种引导印度将技术吸收简化为“逆向解析—本土复刻”的线性认知，却未能同步培育材料科学、测试验证、系统集成等更根本的创新能力。这种路径依赖在军事技术进入复杂系统时代后暴露出难以逾越的代际鸿沟——现代武器系统已演变为涵盖材料工程、气动设计、电子信息等多学科的复杂体系，其性能实现依赖跨领域知识的深度融合，而非孤立技术的单一突破。这种复杂性不仅重塑了武器研发生产的知识范式，更对产业生态完整性提出苛刻要求：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工程化验证，从核心部件加工到全系统集成，任何环节的能力缺失都可能导致技术转化链条断裂。

以卡维尔喷气发动机为例，印度实质上已向该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与精力，但仍未获得成功。如果详加考察卡维尔发动机研发困境，不难发现问题主要出在三个关键子领域。一是印度无法生产航空发动机必需的单晶叶片；二是印度缺乏热障涂层技术（Thermal Barrier Coatings）；三是印度缺乏飞行试验台（Flying Testbed）等关键测试设施，严重影响相关产品研发进度。受此影响，印度被迫将卡维尔发动机原型机运往俄罗斯进行测试。这充分说明在军事技术复杂性不断跃升的当下，军事技术并不会像霍洛维茨（Michaelc.Horowitz）指出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可掠夺”，而军方也难以迅速拆解分析其他国家研发的军事系统并进行仿制。

本质上，印度国防工业通过仿制实现快速产能积累的历史成功，恰恰是当代使其陷入困境的负担——对“技术获取捷径”的路径依赖，使印度错过构建复杂系统创新能力的关键窗口期，致其陷入“引进—仿制—再引进”的恶性循环。这种仿制思维与复杂系统创新的冲突，也揭示出技术消化能力赤字的深层制度性成因：当军事技术的竞争维度从单一技术突破转向创新生态构建，印度传统的“点式技术吸收”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军工“网络式能力协同”的发展规律。

三是“印度军政—军工复合体利益共谋”与“竞争性市场机制”的矛盾。由国防公共部门企业（DPSU）、军方、政府官僚体系形成的制度性同盟共同掌握了需求发起权、规则设定权、资源分配权、技术指标解释权，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利益闭环，使得竞争性市场机制在军工领域长期失效。这种共生关系的本质是印度政府的本土化政策要求与DPSU主导的生产体系深度绑定。当印度将国防自主化等同于“国有军工产能保护”时，DPSU便凭借“战略安全责任”获得制度性庇护，而其低效运营与技术停滞则被“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外衣包裹，成为改革难以触及的“制度掩体”。在资源配置层面，DPSU也享受私营部门无法企及的制度性红利。例如，印度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拨款为其提供持续资本注入，用于新建产能、技术引进（如多次大规模技术转让）及技能培训，而私营企业则需自行承担基础设施投资与维护费用。这使DPSU能够以极低的实际成本运行政府资助的资产，甚至通过历史项目积累的学习曲线优势与私营部门进行竞争性投标。此外，大型指定合同（Nominated Contracts）更是为DPSU提供多年的产能预订和稳定订单，使其能够以规模化生产进一步压缩成本。这些原因都导致私营企业在核心装备采购中难以与DPSU公平竞争。

2020年版《国防采办程序》明确承认，印度国防公共部门企业与军械工厂委员会（Ordnance Factory Board）仍主导飞机、潜艇、装甲车辆等主要国防平台的生产，而私营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尽管莫迪政府在政策层面一再重申“建立透明机制以鼓励私营企业广泛参与国防平台制造”，但印度军政体系对DPSU的制度性偏爱短期内恐难改观。在此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何印度相关私营企业对改革成效评价不高。例如，印度最大工程和建筑公司之一的拉森图博（Larsen & Toubro）首席财务官在谈及私人企业涉足军工领域时曾提出，发展本土军事技术和供应符合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计划，因为发展军工是提振印度疲软制造业的重要手段。这其中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军工领域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军方提供给私营部门的订单规模却远不及企业实际产能，因此他强调有必要增加私营部门对印度国防工业的参与。相较于握有一定议价权的大型企业，中小私营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即使他们掌握先进技术也面临资质壁垒与漫长的审批周期，还受制于采购程序中的隐性歧视。

军方内部也坦言，采购很难突破围绕DPSU形成的路径依赖。例如，即便巴拉特电子（Bharat Electronics Limited）和巴拉特动力（Bharat Dynamics Limited）提供的解决方案存在技术滞后或成本过高的问题，他们仍能通过“指定采购”获得合同。印军中将阿玛尔过普.辛格.奥吉拉（Amardeep Singh Aujla）认为，现行采购程序过度重视成本报价而非技术指标，使得具备数字防御能力和预测性维护能力的技术型私企难以进入供应链。此外，将“安全性”与“国有属性”捆绑的制度设计，实质上也排斥了创新主体。这种“名为开放、实为保护”的政策设计使印度国防工业陷入“改革悖论”：既无法通过市场竞争倒逼国有部门提升效率，也难以培育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主体，导致技术自主化沦为“国有垄断体系内的循环论证”。

三重矛盾犬牙交错，揭示出印度国防自主化政策的深层困境：政绩叙事导致战略资源错配，技术消化赤字削弱能力生成根基，利益共谋固化制度性惰性。同时，三重矛盾还互相共振加强：政绩叙事驱动的短期行为为利益集团提供合法性掩护；技术能力的代际差距促使相关国企更加依赖“安全借口”以维持垄断地位；而封闭的利益结构又反过来强化依靠政绩叙事文过饰非的路径依赖。因此，如果推动改革不触动深层制度结构，就势必陷入“头痛医头”的局面：修订采购规则无法改变军政复合体的决策逻辑，扶持私营企业难以突破环环相扣的既有垄断体系，而单纯增加研发投入也无法弥补创新生态的系统性缺失。印度国防工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其国防自主化改革，因此成为检验制度变革能力的试金石—唯有打破“政治象征—技术幻觉—利益固化”的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从“纸面强军”到“能力强军”的跨越。

印度国防工业面临的发展困境本质上是制度性因素制约产业科技发展。当政策设计者试图通过规则修订、指标优化与市场开放等工具性手段推动国防工业体系现代化转型时，并未充分考虑印度军政体制的深层结构性特征—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责任转移、规则扭曲与权力再生产消解了改革措施，巩固了既有秩序。这种制度与政策的交叉互动催生出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系统性后果，集中体现为国防自主化的“符号化建构”与产业生态的“二元割裂”。

一是国防自主化陷入“符号化建构”陷阱。印度国防技术自主化被异化为数据竞赛与政治符号的堆砌，沦为政治合法性的修辞工具。莫迪政府将国防自主化简化为政策目标与资源投入的线性函数，通过扩大外资准入政策吸引跨国企业本土化生产，通过国产化率指标推动技术转移，但忽视军事技术创新所需的综合性制度支撑，始终未能建立支撑核心技术突破的制度基础和能力基础。现代军事技术的复杂性表现为材料科学、制造工艺与系统集成的高度融合，其进步依赖基础研究积累、跨学科协同机制与产业验证体系的共同作用。而印度国防工业领域围绕本土化率建构的“数字崇拜”只在统计学意义上实现了国防自主化，这种“数据繁荣”会掩盖印度国防工业技术能力的实质缺位：以印度军工的标志性产品“光辉”战斗机为例，其发动机、雷达、机载弹药等核心子系统仍依赖进口，暴露指标导向政策对提升实质技术能力的局限性。当国防工业沦为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工具，技术理性被政绩逻辑架空，莫迪政府的“市场换技术”策略让印度陷入“引进—仿制—表层自主化—依赖”的恶性循环，自主创新能力在指标游戏中被持续稀释。更深层而言，这种“符号化建构”带来的战略资源的短视化配置必然会损害印度的长期军事实力，如在新一轮印巴冲突中，印度在空战中表现不佳，美国官员称有两架印度战斗机被巴基斯坦击落。这部分地打破了在军事实力上印度强而巴基斯坦弱的固有印象，从侧面反映了制度困境下莫迪国防工业改革的限度。

二是产业生态呈现“二元割裂”格局。尽管莫迪政府积极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国防工业领域，但是当前印度的国防工业仍然形成“国有垄断保护”与“私营有限参与”的二元结构。一方面，行政当局通过指定合同向DPSU集中配置资源，形成对私营企业的竞争压制。这类企业享受财政补贴、免税政策等制度红利，无需承担私营企业必须自行负担的高额研发和验证成本。这种资源分配向国企严重倾斜的机制，直接扭曲了市场竞争。尽管DPSU常存在项目延期、成本超支等问题，但其垄断地位仍然不受市场的冲击。而考虑到军工领域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DPSU很容易与军政两界合谋构建竞争壁垒，导致私营企业即使具备技术优势，也难以进入航电系统、发动机等核心领域。另一方面，利益集团将“国家安全”叙事与国有垄断绑定，形成对改革的规范性抵制。这种将“国有属性”等同于“战略自主”的话语建构，其实质是为既有利益分配格局提供合法性掩护，阻碍竞争性市场机制起效。由于莫迪的改革未触动深层利益结构，产业生态的二元割裂会让印度的国防工业陷入“局部调整—制度吸纳—故态复萌”的循环，最终形成“新改革强化旧秩序”的恃论。甚至在最恶劣的情形下，私营企业会加入印度行政当局、国防公共部门企业与军方构成的共谋同盟，一起参与利益分肥，并使得这套体系更加密不透风。

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困境不仅反映后发国家国防自主化的共性挑战，更揭示技术民族主义叙事面对当代军事技术的内在局限：在21世纪军事技术创新高度依赖制度协同的语境下，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无法脱离制度能力的系统性建构。印度的实践经验得失为追求国防现代化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三个启示：其一是国防自主化的关键是要超越技术民族主义的“数字崇拜”陷阱，建立需求导向而非政治驱动的研发生产体系。产业技术创新本质上是制度供给的产物，需要建立涵盖研发、生产、采购各环节的激励相容规则体系。其二是技术追赶必须伴随深度权力结构调整。印度的教训表明，若不能解决利益共谋和制度性歧视等问题，私营企业的产业科技创新活力就无法释放。这意味着，国防改革需建立透明机制（如采购成本公开）和问责制度（如绩效与预算挂钩），才能有效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其三是注重军事技术积累的长周期性，需要建立超越短期政治周期的政策框架。莫迪政府的困境表明，民粹主义压力推动“指标跃进”很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与能力断层，唯有建立稳定制度预期，才能为持续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本文通过解构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数字神话”，揭示其国防工业陷入“数据繁荣”与“技术依赖”困境的深层制度性根源。莫迪政府以高调政策驱动的改革实践，暴露出防务投机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挤压、历史路径依赖与现代技术复杂性的冲突，以及军政—军工复合体对市场机制的系统性排斥。这三重矛盾本质上是制度能力滞后于技术创新需求的集中体现——当政策设计者试图通过修订规则实现国防自主化时，忽视了军事技术进步对制度生态（研发协同、市场竞争、利益分配）的深层依赖，最终导致改革沦为“统计游戏”与“制度空转”。

印度案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深刻镜鉴：在军事技术复杂度指数级跃升的21世纪，后发国家的国防自主化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追赶，本质上面临的是一场制度能力的攻坚战。制度能力与权力结构的适配性是决定技术追赶成败的关键所在。这一发现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防工业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补充了既有研究的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比较视野，探讨土耳其、巴西等国的国防工业改革如何应对类似的制度性挑战，或结合全球化与技术扩散新趋势，分析数字技术、开源创新逻辑对传统国防工业生态的重构效应。此外，军民融合政策在破解“军转民”与“民参军”制度壁垒中的作用亦值得纳入更广阔的研究议程。

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实践最终证明：在国防自主化的赛道上，没有国家能通过“制度捷径”实现超越。唯有以制度变革为引擎，推动技术、产业与军政体系的深度重构，才能真正穿透“数字神话”的迷雾，扎实迈向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印度，更是所有追求强军目标的新兴经济体必须直面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