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优势无法迫使政权更迭。

过去三年，世界对空中力量有了深刻认识。俄罗斯与乌克兰展开的残酷空战，对有人驾驶战斗机的未来提出了严峻挑战。相比之下，以色列与美国发动的毁灭性空袭，似乎已使一个拥有强大防空能力的敌方几乎丧失抵抗能力。

为何传统空中力量在一次战役中被边缘化，而在另一次战役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答案对空中力量的未来有何启示？

评估空战模式演变的最佳起点仍是已退役的美国空军上校约翰·沃登的“五环”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五环模型将目标分为五个同心环：前线武装力量、人口、基础设施、有机核心要素和领导层。该模型认为，每个环层的打击难度逐级增加，但对政权造成的破坏力也随之增强。

作为规范性论述，该模型暗示应优先攻击关键内环而非坚硬的外壳。尽管存在其他空军力量模型，但目前这一模型可能是思考乌克兰与伊朗差异的最有用工具。

在乌克兰战争的三年中，双方的防空系统总体上保持了稳定。战争初期混乱过后，有人驾驶航空器被普遍从前线驱离，致命防空系统使对敌方地面部队造成严重伤害变得困难，而实施深度打击几乎等同于自杀。

俄方选择从俄方控制的空域发起远程攻击，包括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人口和基础设施目标，以及使用战术战机投送“滑翔炸弹”打击乌军地面部队。前者还得到了远程精确无人机（往往在伊朗制造或获得伊朗许可生产）的补充。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拦截战略攻击方面表现出色，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

俄乌战争中空中力量的真正故事在于有人驾驶飞机被令人眼花缭乱的无人驾驶飞行器所取代。这些无人机从多种平台发射，被双方用于战术和战略目的，在有人驾驶飞机将面临自杀性任务的场景中发挥作用。

一架美国B-2“幽灵”隐形轰炸机飞越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上空。

然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未能突破前三个防线。双方的努力均未对敌方造成决定性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行动迄今未能显著打击乌克兰平民的士气或其维持地面作战部队的能力。俄罗斯可在哈尔科夫和基辅随意杀害平民，但这些死亡并未削弱乌克兰人的战斗意志。乌克兰的无人机战役虽对俄军造成严重消耗，但未引发战略瘫痪或接近政权崩溃的局面。

相比之下，以色列的战役在针对一系列目标的打击中取得了惊人成功。无人机与有人驾驶战机的联合打击，已重创伊朗地面部队、基础设施、核心战略目标（核计划）乃至伊朗领导层人物。

最近的美国空袭也同样打击了核计划——尽管关于打击造成的实际损害仍有许多无法解答的问题。但美以联合行动也为空军力量倡导者和“五环模型”提出了些许难题。以色列和美国几乎享有对伊朗领导层和核心设施的无与伦比的访问权限。美以战机可在伊朗境内几乎随心所欲地行动，摧毁目标于其便利之时。

以色列人认为，或至少声称认为，对政权目标的打击可以引发伊朗政权更迭。摧毁足够多的警察局，杀死足够多的政府官员，压迫机器将停转，伊斯兰共和国将崩溃。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美军空袭后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这，用委婉的说法，是一个未经证实的论点。关于伊朗国家可能崩溃的理论大多是临时拼凑的，甚至带有幻想色彩。对领导层和镇压机器的打击未能摧毁其他镇压性政府，无论是纳粹德国、塞尔维亚还是伊拉克。以色列和美国需要摧毁多少警察局才能动摇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这一点并不明显。答案很可能是全部摧毁——甚至更多。人们倾向于对轰炸行为产生对敌人的敌意，而非针对本国政府。

以色列和美国是否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是因为技术优势，还是因为更难以量化的因素？我们目前尚未掌握美以联合行动的全部细节，但初步报告表明，技术和组织因素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比伊朗的更为密集和复杂，尽管差距并不巨大。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尤其是隐形战斗机和轰炸机）远比俄罗斯或乌克兰投入冲突的任何装备更为先进，并且得到了电子和网络武器的支援，这些武器已使伊朗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最后，美国和以色列飞行员在个人和组织层面都经过专门训练，能够击败和摧毁复杂的防空网络，而俄罗斯和乌克兰飞行员则缺乏这种能力，这主要源于冷战时期对空地协同作战理念的差异。

关于这些行动以及它们之间的比较，未来将有大量著作问世。然而，空中力量面临的困境与1917年如出一辙。空袭行动无法迫使任何人采取行动；目标方可以自行决定在承受足够痛苦后是否服从攻击者的要求。

伊朗只需按兵不动即可无限延长这场战役，而以色列或美国均无法迫使德黑兰屈服。俄罗斯虽能以空中力量杀伤乌克兰人，但需地面步兵波次推进才能夺取领土。一场真正能撕裂治理神经的战役会改变这一方程式的逻辑，但目前这仍大多停留于猜测阶段。

与以色列令人瞩目的成功相关的技术问题固然重要，但迄今为止，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未改变一个事实：无论空军力量运用得多么有效，有些事情它就是做不到。

作者：罗伯特·法利是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与国际商务学院的助理教授。他在《律师、枪支与金钱》和《信息传播》博客上撰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