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从未消失。我们只是不再关注罢了。

三十年来，核武器在美国的战略讨论中一直被视为背景噪音——太大而不能完全忽视，太危险而不能过多关注。军备控制成了遗留问题。裁军成了道德上的抽象概念。

而核政策，曾经是大战略的熔炉，悄然被移交给了官僚机构。冷战结束了，超级大国偃旗息鼓，当时普遍的看法是，相互确保摧毁的逻辑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们如今正步入核时代有史以来最危险的阶段——比冷战时期更动荡，比“9·11”事件后的时代更复杂，而且比这两个时期都更未受到重视。

核军备控制的悄然瓦解，不只是政策上的失败，更是少数几个曾真正发挥作用的战略机制之一的解体。

2026 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美俄两国战略核武库将不再受任何法律上限的约束。届时将没有核查机制，没有检查制度，也没有商定的上限。

剩下的将是两个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之间脆弱且不受监管的竞争，两国之间的信任不断恶化，相关假设也已过时且危险。

如果华盛顿有人认为，在没有条约限制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会自愿选择不增加新弹头和运载系统的生产，那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

但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美俄双边控制的丧失。而是冷战时期建立的战略架构——基于相对简单的两个对手，且双方都深谙威慑逻辑——已不再适用于我们所处的世界。这不是冷战 2.0。这是更糟糕的情况。

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化的核三位一体，包括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及隐形轰炸机。它还在部署旨在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以及裂变材料的生产，西部沙漠新的发射井。

但最大的问题是，与华盛顿和莫斯科不同，中国的行事缜密使得美国无法可靠解读其核战略。

在其他地区，印度正致力于提升其核威慑力，重点在于打造具备生存能力的二次打击力量。

巴基斯坦仍处于一个脆弱且日益激进化的政权统治之下，与新德里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

朝鲜已展示出可投入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测试了潜射弹道导弹，并公开宣称准备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

而在中东，伊朗继续将铀浓缩至接近武器级水平，不断逼近突破性局面，这可能会打破地区平衡，并引发从利雅得到安卡拉的一连串核扩散。

这一切的共同主题不只是核武器增多，而是约束减少。条约已不复存在。沟通渠道变得脆弱。过去对话、可预测性和相互克制的习惯已逐渐消失。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并非冷战时期那种稳定的多极核秩序，而是参与者更多、变数更多且共识更少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威慑力就变得脆弱得多。

20 世纪的核战略模式建立在理性行为体、清晰界定的红线以及某种严峻可预测性之上。但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得到保证。不同的国家对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不同，政治文化各异，脆弱性也各不相同。

能威慑莫斯科的未必能威慑平壤。能让华盛顿安心的，在北京看来可能具有挑衅性。而理论上看似能稳定局势的东西，比如高超音速武器或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在实践中却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此外，技术环境也已发生变化。如今我们身处一个充斥着深度伪造视频、被欺骗的卫星、网络干扰以及自主系统的世界。

发射决策可能会基于错误的数据、被篡改的信息流或被欺骗的警报，这种想法已不再是假设。在危机中，决策时间可能会从几分钟缩短至几秒钟。这并非一个有利于冷静克制的战略环境。

然而华盛顿仍处于危险的分心状态。政治阶层专注于国内的闹剧。所谓的战略界则沉迷于诸如“综合威慑”和“多领域作战”之类的时髦理论，往往对核冲突的残酷现实缺乏切实的认识。军备控制被视为过时之物。威慑被视为已解决的方程式。似乎很少有人愿意正视我们即将进入的世界的极度不可预测性。

拜登政府值得称赞的是在 2021 年延长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却未能就后续框架进行谈判。川普政府废除了《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却没有提出可信的替代方案。

如今，川普总统已进入第二个任期，他不太可能恢复曾经在冷战巅峰时期帮助稳定美国实力的军控架构。他很可能会目睹其最终崩溃。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损失将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战略性的。我们将以透明度换取不透明性，以核查换取猜测，以克制换取边缘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策略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它应当承认核武器不同于其他武器。它们并非只是升级阶梯上的又一级，而是整个阶梯。任何忽视这一事实的战略都是沙上建塔。

其次，它会优先考虑与对手重建战略沟通。这并非因为我们信任他们，而是因为另一种选择——完全的不确定性——要糟糕得多。这意味着即便在紧张局势持续的情况下，也要重新开启与俄罗斯的可核查的结构性军控谈判。

这意味着要与中国开启真正的对话，哪怕只是初步的，以降低核风险。这还意味着要与地区伙伴合作，通过基于共同利益的务实外交，而非道德说教，来防止中东和南亚的核扩散。

第三，这将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其核态势。在 20 世纪 70 年代，预警即发射的规程是有道理的，但在如今这样一个网络干扰或伪造数据可能引发意外升级的世界里，这种规程就远没有那么合理了。我们的宣示性政策必须可信、灵活，并且要与我们实际面临的威胁性质相匹配——而不是与过去冲突的幽灵相适应。

最后，我们需要培养出能够认真思考核武器问题的政治阶层。这意味着要培养出了解战略稳定而非仅仅关注民意调查数据的领导人。这意味着要恢复公众对真正利害关系的认识——不仅是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时期。这还意味着要铭记，文明最终取决于克制。

核威胁又回来了。它从未真正消失。变化的是我们管控它的能力和意愿。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走下去，不知不觉陷入一场新的、更危险的军备竞赛，我们可能不会再有第二次警告。我们可能没有时间重建防护栏。

冷战时期的世界充满恐怖，但也具有结构、记忆和规则。而我们即将进入的世界却毫无这些可言。它只有能力、野心和不确定性。

新世界里，最危险的武器并非弹头——而是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