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时任印度总理莫迪首次访越，将印越关系从“战略伙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并承诺向越南提供5亿美元国防信贷。当年，印度宣布将向越南出口BrahMos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此前两国均大量进口俄制武器构成合作基础。此后双方签署多项军事合作协议，建立起双边与多边（如印越战略对话、印越安全对话、东盟-印度10+1机制等）交流机制，形成较完备的安全合作平台。实质层面，印越开展了多种联合演习与训练。2018年1月，印越陆军在印方举办首届联合军演VINBAX：同年5月，两国海军在岘港附近举行首次双边海军演习。印度还向越南提供海军人员培训，帮助维护其苏制海军装备，并就装备维修和技术交流等方面合作。2023年6月，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访问越南期间，两国防长签署了关于“2030年前防务伙伴关系”的声明。2025年4月，印度和越南即将敲定一项价值7亿美元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转让协议。总之，印越防务合作在莫迪执政以来呈现军援供应与联合演习并进、机制对话不断完善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部因素对地区安全的干扰，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与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的努力构成挑战。

2022年1月，菲律宾国防部长正式宣布与印度达成3.75亿美元协议，从印度采购三套岸基BrahMos反舰导弹系统，用于加强海上防御。该合同由印度BrahMos公司负责交付导弹电池并提供培训支持，是印度对菲律宾的最大军事销售。这是印度首次向东盟成员国出口此类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也成为印度对外军事出口中的标志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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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两国建立了“双边防务合作委员会（JDCC）”等沟通机制，定期进行防长级、军种级会谈，探讨培训、联合演习和武器合作等事宜。2023年，印菲第五次JDCC会议在马尼拉召开，印度国防部长向菲律宾提出参与印度国防工业联合研发计划的邀请，显示双方谋求从武器销售拓展到技术合作。印度还计划首次在驻马尼拉派遣国防武官，以增强情报交流和合作对接。据印媒报道，2024年已有两批BrahMos导弹运抵菲律宾，用于其海岸强化。总体而言，印菲防务关系以武器出口和高层交流为主线，菲律宾与印度等域外国家开展此类高端武器合作，将在客观上改变海上力量的局部平衡，加剧地区国家间的不信任感。

印度不断向印尼推介其军工产品和技术合作机会。印尼国防部曾致函驻雅加达印度使馆，探讨约4.5亿美元采购BrahMos导弹的可能性。2024年12月，印度海军参谋长Tripathi率团访问雅加达，与印尼海军和国防部长讨论联合研发计划，包括BrahMos和联合作战演习等议题。印尼防长及军方官员已公开表示正在评估包括BrahMos在内的多种印度武器方案。此外，印度与印尼定期举行双边联合演习，如在东南亚区域举办的多国海军演习（MALABAR）中，印尼舰艇曾与印度舰队共同操演。两国海军也开展海上联合巡逻，加强边界水域的协作。据印度海军披露，印尼海军司令称双方已在边境水域进行联合巡逻和多边演习。除了海军合作，两国陆军和空军层面也有交流：印尼军方对印度廉价战斗机Tejas和轻型直升机表现出兴趣，并参与印度主导的联合反恐、维和训练。可见，印尼对印度军事技术开放态度日增，印度亦积极扩大在印尼的影响力，印度对印尼输出具有进攻能力的武器系统，可能改变印尼周边海域的安全均衡，引发其他国家的战略疑虑。

作为印度在东南亚最成熟的安全伙伴之一，新加坡与印度的防务合作既历史悠久又不断深化。2003年10月，两国签署《印新防务合作协定》（DCA），标志着双边防务关系迈入制度化发展阶段。根据协定，双方承诺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和海上安全威胁，并建立情报交流和防务政策对话机制。2004年3月，此后每年举行印新防务政策对话，各军种参谋长定期会晤，协同应对地区安全议题。随着印度“东向行动”推进，印新合作进一步加深。2015年，双方面向更广泛领域修订DCA，将双边防务对话升级至国防部长级别。2016年6月，两国首次召开防长级对话，并签署联合声明，加强陆军和空军协议、扩大部队互动。近年来，印新在海上演习方面互动频繁，两国于2017年签署《海军双边协定》，并每年举行新加坡-印度海上双边演习（SIMBEX），内容涉及反潜、反舰、对空作战等复杂演练。2018年，印新还在陆军演习“TRACER”及空军领域开展合作，新加坡航空部队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多国联演。这些务实互动有效提升了印新海空互操作性和战术协调能力。2024年10月，印度与新加坡举行了第6次防长对话，为两国的战略协调和防务规划提供了制度化平台，新加坡国防部长甚至将印新防务关系称为“印度最亲密的对外防务合作”。此外，印度还邀请新加坡参加盟友国海上联合巡航、维和培训等，双方在安理会改革、海上安全等多边议题上展现立场趋同。

印马防务关系自冷战后逐渐升温。1993年2月，两国签署《双边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成立了“马来西亚-印度防务合作委员会”（MIDCOM），定期研讨训练、技术交流和海军互访等议题。印度海军定期派舰只访问马来西亚港口，2017年、2018年相继派遣护卫舰访马来西亚，目的是增强双方联演和协同能力。马来西亚海军也积极参与由印度安达曼司令部主办的多国海军演习（MILAN），提高区域交流频率。此外，每年举行的亚洲海事展（LIMA）上，两国也频频互动，如2019年印度反潜护卫舰Kadmat赴槟城展出并联合演练。地面方面，印马自2012年起举办代号“猛虎行动”（Harimau Shakti）的联合军演，主要涵盖反恐和反叛乱训练。尽管在2019年马新因政治原因一度贸易紧张，但国防领域往往被置于战略层面。据报道，马方对印度制造的BrahMos下一代导弹表示出兴趣。2023 年 7 月印度防长辛格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双方批准了两国于 1993 年签署的《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修正案。2024年1月，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海军在印度金奈外海举行联合演习。印度亦在国防工业领域向马来西亚提出合作建议，包括舰船建造、电子战等。总体而言，印马防务合作虽保持一定频率，但主要集中于人员训练、技术沟通等层面，当前规模与深度相较印度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合作仍属有限。

印缅防务合作深植于两国边境安全与地区博弈之中。印度长期以来将对缅援助视为边境管理与遏制东北反叛分子的工具。据估计，自2010年代起印度已成为缅甸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之一，仅次于中俄。两国于2013年3月首次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印方舰艇曾航行至缅甸科科岛近海，与缅军协同巡逻。同期，印度在本国船厂帮助缅甸建造海上巡逻舰，并培训缅军人员操作俄制米-35直升机，向缅方提供了4架海上巡逻机（英国制造的Island DHC-6）、若干部舰艇及轻型炮兵装备等。2017年3月，印缅达成合同向缅甸交付价值约3790万美元的轻型鱼雷。两国军队互动也得到加强，除了海军联合演习，印缅于2017年至2019年间分别在梅加拉亚邦和昌迪加尔陆续举行首届与第二届双边陆军演习（IMBEX）。2023年3月，印度国有防务电子企业BEL向缅甸军方交付了价值49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声纳换能器、指挥齿轮系统、水下电话系统等，这些装备可能与缅甸海军从印度购买并在2020年服役的基洛级潜艇一起使用。此外，印度还向缅甸派出多支移动培训队，在缅校训缅甸军官并支持其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总体看，印缅防务合作以装备供应和技术培训为主轴，其动向虽被印方定位为“边境稳定”所需，但在地区层面也反映出印度试图强化其对缅影响力的意图。

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是对冷战后“东望政策”（Look East）的一次深化升级，自2014年莫迪执政后提出以行动替代观望。此政策使印度将视线从南亚扩展到整个印太地区，将东南亚视为“外延重要板块”，与印度洋形成战略联动。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自视为维护印度洋-太平洋联通的重要支点国，强调海洋安全与自由航行。印度政府认为，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有助于保障其通过马六甲海峡等海上生命线的安全，抵消南海等地区突发威胁。因此，印方将加强与东盟海军训练和对话，融入美日澳等“印太”理念，意图提升在印太事务中的角色地位。

随着中国在南海和印度洋地区影响力上升，地缘政治驱动了印度在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核心意图。马六甲海峡若被封锁将使中国受制，而“东向政策”对中国的遏制意图昭然可见。为了平衡中国，印度积极加强与东南亚沿海国的防务联系，试图形成“反制链条”。例如，与越南的合作正是基于双方对中国海上影响力的共同担忧，与菲律宾的军售则着眼于南海局势变化。在海洋领域，印度强调以“海洋地缘环境”为视角提升与东盟的战略联系，将自由开放的印太视为共识点，试图在特定议题上引导地区国家与其协调对华立场。总体而言，印方核心意图在于利用区域合作牵制中国影响、拓展自身在印太棋局中的战略深度。

印度近年来持续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防务外交投入，旨在扩展自身的战略影响力，并试图塑造所谓“负责任大国”和“地区安全提供者”的国际形象。印度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密集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防务合作机制建设，在地区安全议题中积极发声，希望将自身定位为东南亚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印度这种以强化军事合作为载体塑造国际形象的方式，也暗含其推动特定安全架构和价值观念的战略目的。印度通过联合声明和多边论坛反复强调海洋安全、反恐合作及航行自由等原则，并借此推广符合自身利益导向的区域安全规则。这种话语的建构不仅有利于其增强地区影响力，也容易使区域内国家产生依赖域外力量维护自身安全的倾向，从而可能弱化以东盟为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同时，印度通过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演习、反海盗巡航等行动所表现出的“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地区形象，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印度战略话语权的扩展，这与本地区一些国家推动自主、安全、合作发展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

印度的行为也存在被视作威胁扩张的可能。印度在东南亚的军事介入，呈现出借合作之名强化域外军事存在、影响地区安全格局的趋势。例如，印度参与与越南、菲律宾的军事技术合作及涉海军演，容易被中国视为“印太战略”的一环，带有针对中国的遏制性意图，从而促使中国在边疆和涉海方向提升防范姿态。“安全困境”逻辑将造成区域国家安全互动中恶性循环的风险。东盟内部可能出现阵营化倾向，部分国家欢迎印度作为平衡力量，而另一些国家则对激化中印竞争持谨慎态度，这种反复权衡本身就加剧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印度强化海上巡逻、武器外销和后勤协议部署，刺激南海周边国家加速武器采购，恶化军备竞赛态势。中印在边境和涉海事务上的信任赤字已持续多年，如在印巴冲突背景下的印军调动与中方边境态势互动，极易诱发战略误判乃至突发危机。在当前地区安全架构尚未稳定之时，印度军事外交的过度前伸，不仅无法弥合其本国防务弱点，反而可能破坏地区和平发展大局，冲击中国与周边国家推动的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的安全秩序建设。

一是可能加剧地区军备竞赛。近年来，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纷纷提升军费，采购新型武器。印度向其中两国出售BrahMos导弹，易催生“你有我也要”的心理，促使邻国增购更先进装备，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例如，菲律宾在与印度签约后被迫考虑更大规模的导弹采购计划：其他国家可能对此类交易感到紧迫，纷纷向美国或俄罗斯求购更长程武器。这种竞争在研究中已有所指摘：东南亚正处于“军备激增浪潮”之中，各国对先进武器的需求大幅提高。

二是可能造成区域安全机制的分化。传统上，东盟倡导“以多边对话和合作解决问题”，但印度与美日等国推动的印太合作往往不在东盟主导框架内。印度与日本讨论建立“印太公约组织”以联合美澳遏制中国的提议，若成型则有可能成为新的安全分歧点。此外，印度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非东盟机制，可能削弱东盟会谈在印太架构中的核心地位。长此以往，地区将出现多个竞争性的安全圈层：一方面是传统的东盟中心框架，另一方面是针对中国的“印美日澳”联盟，印度在其中起桥梁或冲突角色。这种分化可能使得区域协调更加困难，各机制之间缺乏统筹，反而削弱集体安全效益。

三是可能出现规范与制度竞争。印度倡导“印太自由开放”模式，而中国则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两者在如何定义海上秩序、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例如，印度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海通航自由的原则，与中国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印度与日本甚至推动成立类似北约的亚洲安全联盟，试图引入西式集体安全理念，这与东盟国家长期遵循的不干涉和地区中心原则相悖。因此，印度的军事外交不仅仅是武力投射，也涉及规则话语权的争夺，可能在地区内部引发观念上的分歧。

四是增加认知误判风险。 印度近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的防务介入呈现出持续加深的态势，若其相关举措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与沟通协调，可能被中国视为有针对性的地缘施压，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印两国在涉海方向的战略误判风险。与此同时，印度在推进区域军事合作过程中，亦可能对东盟国家的战略考量预估不足，忽视其对地区和平稳定和战略自主的高度重视，进而引发合作预期与现实效果之间的落差。若印度持续强化与美日等域外国家的军事协同，而缺乏对东盟“中心地位”与“不结盟传统”的尊重，可能被部分国家视作试图充当“印太前沿阵地”，不仅加剧战略疑虑，也可能对地区安全格局造成负面扰动。印度在推动军事外交过程中，受其政策对地区信任、战略稳定与合作机制的影响，易落入“安全困境”式的误判与反应逻辑。构建开放、包容、非对抗性的地区安全架构，仍应以增信释疑、协商共识为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