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巴拉什(David P Barash)是进化论生物学家，也是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2016年，他刚刚出版了新书《走出伊甸园：多配偶制的惊人后果》(Out of Eden: The Surprising Consequences of Polygamy)。目前，他正在与身为精神病专家的妻子朱迪斯·伊芙·李普顿(Judith Eve Lipton)合著一本关于批评核威慑理论的书。

　　本文由 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在经典著作《核战略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中，英国泰斗级战争史学家、战略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总结称：“换上‘新装’的国王在街上行走。他的威慑力也许不复存在，可他依旧是国王。”国王虽然全身赤裸，但他还是趾高气昂。此时的他一边享受着自己不配拥有的威慑力，一边掌控着威胁整个世界的能力。核威慑是一个可能导致世界毁灭的理念，它虽然让人觉得越来越不可信，但依旧对全世界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1945 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引爆核弹。从此之后，战争就发生了改变。在此之前，从表面上来看，军队存在的首要目的是赢得战争。但是美国影响力巨大的战略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在 1978 年写道：“从现在开始，军队存在的首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除此之外，军队几乎可以不具备任何其他有益的作用。”因此，核威慑理论就此诞生。这是一个看上去颇为合理的安排：在各方确保相互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首字母缩写为 MAD，也就是疯狂的意思)的威胁之下，和平与稳定应运而生。1955 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用其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阐述了核威慑理论：“安全是恐惧生下的健壮婴儿，生存是则是毁灭的孪生兄弟。”值得注意的是，核威慑不仅仅是一个传说中的理论性策略，它更是早已变成各国政府用来发展核武器的合理借口和正当理由。如今，每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声称，可能遭遇灾难性报复的威胁使他们打消了发动核打击的念头。

　　不过，简单审视一番便可发现，核威慑理论并不像它的“声誉”所说的那样令人信服。在 1903 年出版的小说《使节》(The Ambassadors)中，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描写了一种特定的美：“像宝石一般璀璨而又坚硬”。这种美时而令人沉迷，时而令人战栗。除此之外，詹姆斯还对这种美进行了补充：“此刻看起来像是浮在水面一般清清楚楚的东西，下一刻便会全部沉入水底，让人捉摸不透。”民众被核威慑理论光彩照人的外表所迷惑和愚弄，被核威慑所承诺的力量、安全和稳定唬得晕头转向。但仔细审查便会发现，核威慑理论一直以来所吹捧的“影响深远的战略深度”其实根本经不住任何推敲。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核威慑理论的本质核心：该理论认为它自己已经发挥了作用。核威慑理论的支持者坚称我们应该感谢核威慑的存在。他们的原因很简单：即便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却始终没有爆发。这都是核威慑的功劳!还有的核威慑理论支持者甚至表示，核威慑为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的失败打下了基础。在他们眼中，西方国家的核威慑阻止了苏联入侵西欧的脚步，将世界从陷入共产主义暴政的危险中解脱出来。

　　但是不少令人信服的证据都表明，导致美国和前苏联之间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合理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原因是双方都没有发动战争的念头。实际上在核武器时代来临之前，美国和俄国之间就从未发生过战争。讨论导致美苏冷战从未变成热战的原因时，只看核武器的存在是很荒谬的。这就好像说一辆没有引擎和轮子的废弃汽车之所以从未飞驰驶出停车场，仅仅是因为无人转动钥匙打火启动而已。从逻辑角度来看，我们无法证明核武器在美苏冷战期间发挥了维持和平的作用。同样，我们也不能证明核武器在维护当下世界和平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也许，让两个超级大国选择和平相处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之间的矛盾分歧还未达到足以令双方发动一场可怕而具有毁灭性战争的程度。甚至可以说，美苏之间的摩擦冲突都不足以使两国发动一场传统战争。比如，从未有证据表明苏联领导人曾经计划过入侵西欧，所以就更不用说苏联因为惧怕西方核武器而放弃入侵西欧了。事实——尤其是反例——也许是最具权威性的论据。但事实存在无法证明性，不能为我们评估与事实相反观点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也不能帮我们推测事情未发生的缘由所在。简单来说，这就好比如果看家狗没有在晚上狂吠，我们便能确定地说从未有人在房子边上走过?核威慑理论的信奉者就好像每天早晨在草坪上喷洒香水的女人一样，当困惑不解的邻居问她为何做这种奇怪的事情，便回答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驱赶大象。”邻居反对说：“但附近一万英里之内的地方都没有大象。”于是，喷洒香水的女人说：“你看，我的香水管用了吧!”二战之后的世界一直维持总体和平的态势。我们不应该将军功章挂在领导人胸前，也不应该将功劳记在核威慑理论头上。当然，我们更不应该感谢核武器的存在。

　　我们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拥有毁灭人类力量的国家尚未挥起手中的屠刀。但这并不能让人感到彻底的欣慰和踏实。纵观历史，我们也不能产生更多的安全感。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告终，“核和平”的持续时间还不到 50 年。一战和二战之间相隔 20 多年;在此之前，普法战争(结束于 1871 年)和一战(开始于 1914 年)之间又有 40 余年的相对和平时期。即便是在战争频发的欧洲，数十年的和平也并不罕见。每当和平结束而下一场战争爆发时，当时人们手中掌握的各种武器总会出现在战场之上。如此看来，地球上的下一场大型战争中很可能会出现核武器的身影。确保人们不会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办法就是确保世界上没有核武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核武器的存在会成为阻止我们在战争中使用它的原因。为了确保人类不会开启核毁灭战争，首先要做的就是证明换上“新装”的国王已经没有威慑力。接着，我们才有机会用更为合适的理论替换掉核威慑能带来和平的错觉和幻想。

　　二战之后，美苏之间的和平的确可能是“通过力量博弈”实现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核威慑理论发挥了作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几分钟之内便可对彼此本土实施打击的核武器的确让美苏双方紧张不安。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美苏对峙期间最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时期。可是，古巴导弹危机也不能成为证明核威慑理论有效性的证据：此次危机出现的原因便是核武器。尽管美苏对彼此保持着核威慑，让我们从核战争爆发的魔爪中逃过一劫的看起来压根就不是核威慑。

　　即便只有一方拥有核武器，核武器的存在也不会阻止其他形式战争的发生。虽然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支持原先的政府，中国、古巴、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还是将其推翻。同样，虽然美苏两国不仅拥有核武器而且传统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也比对手高出不少，但他们还是输掉了各自发起的局部战争：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苏联则输掉了阿富汗战争。1994 到 1996 年间，俄罗斯针对车臣叛乱分子发起战争，然而核武器没有帮他们获得最终胜利;1999 到 2000 年间，俄罗斯又在利用常规武器轰炸了饱受战争折磨的车臣共和国之后再度发起战争，但核武器还是没有帮他们取得想要的战果。当然，核武器也没有帮助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实现战略目标。如今，两场战争已经成为这个掌握全世界最先进核武器国家开销最高的灾难性失败。除此之外，坐拥大量核武器的美国依旧害怕恐怖分子对其本土发动袭击。相比于用核武器成功威慑恐怖分子的而言，恐怖分子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的可能性明显更高一点。

　　简而言之，认定核武器成功阻止了任何一场战争的发生或者认为核武器能在未来阻止战争发生的想法都是不合理的。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都参加过传统战争。苏联先后在匈牙利(1956)、捷克斯洛伐克(1968)和阿富汗(1979-89)参战;俄罗斯先后在车臣(1994-96; 1999-2009)、格鲁吉亚(2008)乌克兰(2014-)、以及塞尔维亚(2015-)参战;美国先后在韩国(1950-53)、越南(1955-75)、黎巴嫩(1982)、格林纳达(1983)、巴拿马(1989-90)、波斯湾(1990-91)、前南斯拉夫(1991-99)、阿富汗(2001-)和伊拉克参战(2003-)。

　　拥有核武器国家也未曾凭借自己手中的核武器吓退过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 1950 年开始，中国先后用 14 年时间研发和部署自己的核武器。此时，美国已经拥有了大批先进完善的核武器设备。尽管如此，当北朝鲜一方在朝鲜战争中的局势急转直下时，美国的核武器依旧未能威慑住中国：中国派出 30 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战，最终导致朝鲜和韩国在朝鲜半岛僵持不下局面的出现，并延续至今。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局面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危险的尚未解决的对峙之一。

　　1956 年，装备核武器的英国向没有核武器的埃及发出警告，要求埃及方面停止对苏伊士运河进行国有化。埃及对此置之不理，此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派出常规部队入侵西奈半岛。1982 年，没有核武器的阿根廷袭击了英国掌控之下的福兰克群岛。

　　1991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未装备核武器的常规部队丝毫没有被吓倒——他们用飞毛腿导弹向装备核武器的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以色列可以用手中的核武器将巴格达从地图上抹去，但他们最终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想象出对伊拉克采用的核报复手段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利益和好处。众所周知，美国的核武器未能阻止恐怖分子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动恐怖袭击，而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也未能阻止恐怖分子在他们的国土上制造一桩又一桩血案。

　　总之核威慑并没有起到效果，这个规律也在全世界各地深深的蔓延开来。装备核武器的法国未能战胜不具备核武器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装备核武器的美国也未能在 1968 年阻止朝鲜扣押美军负责收集情报的普韦布洛号(USS Pueblo)通用环境研究舰。直到今天，这艘船仍在朝鲜的掌控之中。1979 年，美国的核武器未能阻止中国插手越南入侵柬埔寨事务以及随后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 年到 1981 年期间，美国的核武器未能阻止伊朗革命卫队(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s)逮捕美国外交官员并将其扣为人质;1990 年，美国的核武器也未能让伊拉克在美国和其他盟国逼迫下主动从科威特撤军，最终导致海湾战争爆发。

　　在《核武器和胁迫外交》(Nuclear Weapons and Coercive Diplomacy)一书里，政治学者托德·泽西泽(Todd Sechser)和马修·富尔曼(Matthew Fuhrmann)仔细分析了 1919 到 1995 年间爆发的 348 场区域性冲突。他们采用了统计分析手段，想要看看有核国家是否在强迫敌人让步方面做的比无核国家更加成功。数据表明，并非如此。除此之外，他们发现核武器并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敢于提升自己的目标——有核国家在达成目的方面反而做的更差。在某些案例中，分析结果简直是令人觉得滑稽。作者表示，很少有有核国家能通过核威慑迫使对方屈服：1961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遇刺后按照美国要求举行全国民主大选;1994 年海地军事政变后，海地军方应美国要求重新恢复了总统让-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的职权;1974 到 1975 年间，装备核武器的中国使得无核的葡萄牙同意归还澳门地区领土主权。作者将这些事例列入分析范围，原因在于他们想要公正地分析所有有核国家迫使无核国家在对抗中让步的案例。实际上，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分析人士都不会将葡萄牙或者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退让看成是中国或者美国核武器威慑带来的结果。

　　上述一切也表明，从核威慑的角度来看，即便伊朗和朝鲜拥有核武器也影响不大。无论他们的“目标”是有核国家还是只装备传统武器的无核国家，对手都不会被伊朗和朝鲜吓倒。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核武器并不一定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威慑作用，也不能提供有效的强制力量。相反，更让我们产生不信任感的是核武器带来的巨大风险。

　　首先，通过核武器对他国进行威慑缺乏可信度。携带整整一背包核武器的警察不太可能阻止抢劫犯的犯罪行为：“我以法律的名义要求你停止犯罪行为，否则我就把咱俩一起炸上天!”同样，冷战期间，北约的将军们均为西德的城镇相聚太近而感到遗憾——这意味着用核武器保卫欧洲的同时也会将欧洲彻底摧毁。因此，苏联红军迫于核武器威胁而不敢进军的说法完全不可信。鉴于此，各国纷纷开始研发体积更小、精度更高的战术武器。这类武器更具有实用性，在危机中部署后也更能对他国产生威慑力。然而，更具有实用性和威慑力武器的部署也意味着战争更易爆发，因为部署国更容易使用它们。

　　其次，核威慑要求各国的核武器不会被对方所摧毁，或者敌方试图摧毁我方核武器的攻击能被化解，使我们依旧保留有“二次打击”的报复能力。但随着技术进步，战术核导弹精确度越来越高，这让人们不得不担心自己的核武器是否能在经历对方打击后依旧保留“还击”的能力。简单来说，有核国家精准摧毁敌方核武器的能力越来越强。在核威慑理论晦涩难懂的暗语体系中，这叫做“反击力量易损性”(counterforce vulnerability)。其中易损性指的是敌方的核武器，而非人口。因为精确度越来越高，核武器的打击效果越来越清楚，再加上“反击力量易损性”概念的存在，人们越来越可能在核战中先发制人。如此一来，潜在受害者的危险越来越高。各个有核国家心怀恐惧，很可能选择在冲突中首先对敌方发动第一轮打击。所以说核威慑导致各方认识到先发制人策略可能对自己更为有利，因此让国际局势进入到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状态。

　　第三，核威慑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假设各国决策者都能保持最大程度的理性。在核威慑理论看来，手握核弹发射器的各国领袖都是理性之人，他们能在承受极端压力的状态下依旧保持冷静心态和正确认知能力。同时，核威慑理论还假设各国领导人能对自己的核打击能力保持克制，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仅仅根据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的性价比计算而做出决策，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简而言之，核威慑理论认为各方都能用最可怕、最不可思议的后果将对方吓住，还要求各方以极其从容深思和高度理性的状态进行决策。事实上，人类心理学告诉我们，这种假设是荒谬可笑且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在《黑羔羊与灰猎鹰：南斯拉夫之旅》(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中，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指出：“我们只有一部分是理智的——在我们心中，只有一部分喜欢快乐和长久的幸福，渴望长命百岁和无疾而终…”任何人都能明白，人类经常在误解、愤怒、绝望、疯狂、倔强、复仇、骄傲以及武断信念的驱使下做出各种决定。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各方均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或者面临着要避免损失的沉重压力——包括做出毁灭性决定在内的各种不理性的行为不但显得恰当合适，甚至是不可避免。命令对珍珠港发动袭击时，日本国防部长表示：“有时候，闭上眼睛从清水寺(著名自杀之地)的高台上一跃而下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战期间，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 of Germany)在政府文件的空白处写道：“即便我们在战争中被摧毁，英格兰至少也会失去印度。”二战临近结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地堡里发出命令——他希望将德国彻底摧毁，因为他觉得德国人“辜负”了他。

　　要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身上可是流露出精神疾病的迹象。令人恐惧的是，他的声明和推文都表明他很有可能患有痴呆症或者精神错乱。不管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一国领袖都不可能做到免疫精神疾病。然而，核威慑理论却假设各国领导者能永远保持心智健康。

　　最后，平民和军方领袖不可能知道自己国家的核武器数量是否达到了对潜在敌人保持“有效威慑”的程度。如果对峙中的一方愿意承担在对方反击中被摧毁的风险，那么不管威胁报复的手段有多么可怕，世界上也不会有人能对其形成威慑。如果一方坚信对方将采取不留情面的敌对行动，或者他们对发动核战可能造成伤亡的数字漠不关心，那么任何数量的核武器储备也不足以对其构成为威慑。除此之外，只要囤积核武器能让国防承包商有利可图，只要设计、制造和部署“新一代”核武器能让人们在事业道路取得进步，世人就会对核威慑理论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事实视而不见。即便天空也不是人类的极限：军国主义者都想把武器部署到外层空间中去。

　　核武器也是一种象征性的心理需求。它能展示一个国家技术上的突破和成就，给充满不安的领导人和国家增添合法性和正当性。鉴于此，各国将永远不会以理性的方式设定自己核武器库的最小规模，更不会对规模上限进行任何限制。尽管如此，各国还是会在某些时候无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而继续不断增加所持核武器的数量。或者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各国只是想搞军备竞赛，将敌人“炸成碎片”罢了。

　　另外，道德威慑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神学家知道，核战永远不会达到人们所谓“正义之战”的标准。1966 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总结称：“任何战争行为的目的都是不加选择的将敌方的全部城市或者尽可能多的敌方区域以及人口摧毁。这是违背上帝和人类自身的犯罪。战争的优劣一目了然，而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谴责战争行径。”在 1983 年发布的主教信中，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表示：“我们认为，在己方的城市被摧毁后，利用武器对敌方城市进行报复性打击的行为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罪行。”主教们还认为，如果做某事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利用此事对他人进行威胁也是不道德行为。在给 2014 年举行的关于核武器人道主义影响维也纳会议(2014 Vienna 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Nuclear Weapons)的信中，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写道：“核威慑和确保互相毁灭的威胁不能成为友爱互助道德理念的基础，也不能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础。”

　　联合卫理公会主教理事会(United Methodist Council of Bishop)的看法比天主教更透彻。他们在 1986 年表示：“核威慑必将不再受到教会的祝福，即便是暂时性正当持有核武器的行为也不例外。”在《正义战争》(The Just War)中，新教伦理学家保罗·拉姆塞(Paul Ramsey)让读者想象一幅画面：政府要求每辆车的保险杠上必须绑有一名新生儿，政策落实之后，这座城市的交通事故数量骤然下降到零。

　　也许核威慑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有很多种失效方式。与人们广泛认为的设想相反，“完全出乎意料”袭击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态势不断扩大的常规战争、意外或者在未经批准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不理性地发动核战(有人可能会说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都是不理性的)以及误报却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重大危险。敌方核弹来袭的误报频有发生，实在令人心生恐惧。误报可能导致有核国家针对一次压根没发生的核袭击展开“报复行动”。世界上也发生过很多次涉及核武器的意外事故——核弹意外发射、着火、被盗或者丢失。在某些时候，一群鹅、泄露的燃气管道或者错误的电脑指令都会导致防御系统判定敌方发生了核弹。

　　以上描述仅仅展示了核威慑以及该理论背后学说的缺陷，以及所能带来致命危险的一个侧面而已。如今，各国正是在这种错误的理论的指导下对核武器、发射系统、部署方式和生产规模进行调整和规划。让人们彻底放弃核威慑理论并不轻松，但生活在全世界随时可能遭到核毁灭阴影的威胁之下更不是易事。诗人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 S Eliot)曾经说过，除非你能从第三方视角看待自己，否则你怎么知道自己究竟有多高?在核威慑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都跳不出自己的视角，对自己进行客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