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阿塔）最高领袖阿洪扎达在阿塔重掌政权四周年之际，宣布“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内阁的临时状态已正式结束，即刻起取消政府各部门负责人衔称中的“代理”前缀。这被外界普遍视为是阿塔执掌的阿富汗临时政府的“转正”之举。四年来，阿塔如何掌权治国仍令外界看得云里雾里，本文将尽可能根据相对可靠的资料，从三个维度做一管窥。

一、“权力中心”坎大哈

阿富汗现政府由阿塔一手掌握，而坎大哈正是其“发祥地”。据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MEI）统计，在纳入统计范围的1180名阿现政府高级官员中，仅30人为非阿塔人士。其中，出身坎大哈省的中高级官员人数最多。而在正副总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央行行长及部级高官共计32人中，出身坎大哈省的有11人。

不过，真正将阿富汗权力中心锚定在坎大哈的是隐居该地的阿塔最高领袖阿洪扎达。可以明确观察到，重要的法令、政策和人事决定均由阿洪扎达在坎大哈作出，而设在首都喀布尔的政府更像是一个执行机构。阿洪扎达频繁对现政府发出各种指令、调整官员职位，彰显自身对政务的控制力。不仅如此，继2024年11月将军事装备分配权收归己手后，阿洪扎达还在今年8月签署新法令，在坎大哈设立“财政办公室”，负责监管各公共机构的财务，进而握住现政府财权。

但最能体现坎大哈权力中心地位的还是“道德法”的出台。这项2024年8月颁布的法令因涉及一系列针对个人尤其是女性的行为限制，不仅在阿国内外引发广泛争议，在阿塔内部也面临阻力。“道德法”出台后，阿塔经历了一系列罕见的政治动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包括：2024年12月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代理部长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遭遇自杀式袭击身亡；今年1月代理副外长斯坦尼克扎伊在尖锐批评阿洪扎达后赴阿联酋滞留不归，不久后代理内政部长西拉杰丁·哈卡尼亦在赴阿联酋后“隐身”，直至3月才在国内“现身”。

外界普遍认为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阿塔内部的裂痕。这种裂痕固然反映喀布尔政府与坎大哈在社会治理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尤其鉴于西拉杰丁·哈卡尼、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所代表的“哈卡尼网络”在阿塔内部历来相对独立、颇具实力，令人更加无法忽视裂痕的存在和深度。

对于裂痕的性质，不少观察者认为是“务实派”与“强硬派”之间的矛盾，但却很难据此划出一条界限将阿塔分出泾渭分明的两派。事实上，西拉杰丁·哈卡尼后续回归部长职位并积极向阿洪扎达表忠，而阿洪扎达也不断对喀布尔政府的大事小情下达指示，“道德法”继续在全社会施行。因此，与其说这是“务实派”与“强硬派”之间的裂痕，不如说是坎大哈不断加强对政务的实际控制而造成阿塔内部派系间的裂痕。而在一系列风波之后，坎大哈仍牢牢掌控着最高权力，阿塔内部大大小小的权力派系与利益集团目前均无意、也无法对其构成挑战。

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景观局部。

“塔利班”一词的本意是“学生”，阿塔实际是一支从宗教学校（麦德莱赛）中走出来的队伍，重掌政权后也格外重视建设宗教学校。阿教育部今年5月的报告称，近三年来阿已建立22972所宗教学校并修订宗教教育和历史、地理相关教材，而同期仅新建269所现代学校。对宗教学校的青睐不独是一项教育政策，更是阿塔治国的一种方式。

自1994年成立以来，阿塔就与宗教学校深度绑定，后者为阿塔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支撑。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的武装割据时期，宗教学校培养的宗教法官为阿塔对割据地区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合法性。1996年阿塔首次掌权后，为进一步强化自身“宗教权威性”，将政治权威向宗教学者（乌里玛）让渡，利用乌里玛为其政策提供权威性背书和实质性支持。重掌政权以来，阿塔着手在全国各层级组织乌里玛理事会，省级理事会由阿塔最高领袖任命成员，负责监督省长施政、调解争端等，发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而宗教学校正是乌里玛发挥影响力的依托。阿教育部报告指出，政府为全国宗教学校设立87592个工作岗位，其中约84%的岗位已完成招聘；在上一财年（2024年3月～2025年3月），政府为宗教学校兴建超420所宿舍，目前容纳21250名学生，经费由该部承担；另有43818名宗教人员通过该部与高教部的联合测试取得认证。由此可见，庞大的宗教学校网络对阿塔治理体系的支撑作用不可小觑。

不仅如此，宗教学校及由其培养的乌里玛日益成为阿塔维系对广大乡村地区治理的依托。2024年5月，阿塔正式废除前政府在传统乡村协商会制度上改良而来的“社区发展理事会”，要求基层发展项目接受当地基层的乌里玛理事会监管。加之，乌里玛理事会本身具有调解仲裁、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与当权者沟通等功能，已俨然成为阿塔政权在乡村基层的延伸。“阿富汗分析师网络”（AAN）2024年6月的一项田野调查发现，尽管阿富汗只有少数省份正式建立基层乌里玛理事会，但各地“社区发展理事会”均已实质性失能，在没有组建乌里玛理事会的乡村，阿塔指定的长老头人、本地乌里玛在基层治理上发挥了更大作用。

当然，这种治国方式不全然是阿塔的创想，宗教学校的兴盛和乌里玛阶层的崛起亦反映40多年来阿富汗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宗教人员不事生产，通常也不占有土地，依赖信众捐助为生，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人群之一。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累年的武装冲突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一部分宗教人员通过参加武装活动，特别是与阿塔建立联系，提升了政治地位；还有一部分宗教人员随着难民潮涌入巴基斯坦等国，接受更高水平的宗教教育，增强了影响力，或被迫融入社会经济活动，进而改善了经济条件，而2001年后大规模国际援助涌入阿富汗亦为其提供了更多经济机会。回顾历史，阿塔实际上正是在此背景下崛起，亦是这场变迁的受益者。

阿富汗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对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阿塔而言，协调族际关系也是一大治理挑战。据MEI统计，在现政府高级官员中，普什图人占比约90%，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分别约占5.4%和3%；而在30名部级以上高官中，普什图人有24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仅各有两人。当然，仅从中高级职位的族群代表比例来看问题未免片面，探究阿塔如何治理北方少数族群聚居区，才能显出真章。

2024年9月，AAN发布一份调查报告，以阿富汗东北部塔哈尔、潘杰希尔、巴达赫尚三省和巴格兰省安达拉布区为例，描述了阿塔如何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建立统治。其主要方法是：向当地派遣阿塔内的少数族群官员，甚至允许阿塔成员返乡任职；在地方职位分配上搞族群平衡或“轮流坐庄”；设法削弱地方军阀强人，扶持忠于阿塔但在当地无根无系的新长官；利用和吸纳当地社会精英及其人脉网络；建立宗教学校、利用宗教人士，重塑对当地社会影响力。

除利用宗教因素稍带“阿塔特色”外，上述做法几乎都未超出在阿富汗处理复杂族际关系的“传统政治智慧”范围。然而，这些做法也存在内嵌其中的“传统政治难题”：如何利用地方势力而又避免其尾大不掉？如何平衡地方族际关系而又不被卷入其中？如何用好“前朝遗老”稳住局势又防范其“复辟”？这些问题同样摆在阿塔面前。例如，由于在巴达赫尚省大批任用本地人，阿塔颁布的鸦片种植禁令在当地难以落实，该地逆势成为鸦片主产区。又如，潘杰希尔是2021年8月以来阿国内武装势力反抗阿塔的“最后堡垒”，阿塔攻取该地后派驻大批兵力，虽与当地势力有所合作，但最终因互信不足难以为继。类似地，在2021年8月前后加入阿塔的哈扎拉人地方实力派也难在阿塔内部真正立足。说到底，这种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之间的矛盾是阿富汗千年政治史中绕不开的主题。

此外，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历来是造成阿富汗国内族际关系复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促进教派关系和谐，尤其是满足和平衡作为少数群体的什叶派在国家发展中的诉求，阿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可胜数。而阿塔信奉逊尼派，并试图以逊尼派宗教权威和宗教网络治国，其能否在处理教派关系方面充分运用“传统政治智慧”，亦是外界重点观察并普遍担忧的问题。“传统政治智慧”固然值得借鉴，但破解“传统政治难题”恐怕只有现代国家可以为之。那么，阿塔治下的阿富汗离现代国家还有多远？当前其在坎大哈发号施令、依赖非正式的权力妥协等做法显然是“传统智慧”多于现代手段，而以宗教学校网络和乌里玛阶层重建为主的治理体系，至少从功能主义角度看，也使外界质疑这能否满足现代国家的治理需求。当然，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唯一。阿塔从在阿富汗社会土生土长，到在社会变迁中崛起并掌权，其治国实践亦代表阿富汗自主探索的努力。当前的阿富汗，不仅内部没有足以挑起新一轮内战的反对势力，大国从外部干预的意愿和条件也大幅削弱，其正获得近代以来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又一次难得机遇，但若阿塔不能把握住、利用好，对阿富汗国家现代化造成的损失恐怕也将是历史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