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俄语的乌克兰人，恰恰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入侵行动最主要的受害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浴血奋战于乌克兰军队的前线。然而，一种狭隘的文化同质化愿景，却在“去殖民化”的旗帜下，试图通过驱逐俄语，来无视甚至否定这一残酷而真实的事实。

在乌克兰，语言已从单纯的交流工具，演变为一个高度敏感的“安全”议题。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曾持续坚称，若不能充分承认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及俄语人群的权利，和平将无从谈起。他在8月19日的一次采访中宣称：“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保护世代居住于此的俄罗斯族人民。”然而与此同时，俄军却对这些俄语人群聚居的城市实施狂轰滥炸，夷平他们的家园，导致无数家庭流离失所。这种所谓的“保护”，实则是一种灭绝式的反讽。

俄罗斯侵略的帝国主义本质已毋庸置疑。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乌克兰国内，仍有部分人被占领者的形式主义借口所迷惑，上演着一出倒置的剧本——将语言视为效忠乌克兰的标识，对文化认同施加严格管控。例如，活动家斯维亚托斯拉夫·利廷斯基公开主张，语言障碍“等同于前线”，其作用不亚于军队，能够有效支撑乌克兰的防线。另一位知名志愿者谢尔盖·普里图拉则宣称，街头使用的俄语是“俄罗斯扩张的工具”，而使用者本身也沦为了工具。

其核心策略在于：将语言从交流工具的神坛上拉下，转化为一个“安全”议题——俄语被视作武器，乌克兰语则化作盾牌。一旦被如此定义，普通民众间的日常差异便显得危险重重。对于这个早已被战争、紧缩政策和数十年制度性忽视所耗尽的社会而言，这种狭隘的归属框架无异于自我伤害。政治话语非但未能凝聚人心、弥合分歧，反而愈发强调，真正的统一必须建立在文化同质性的基础之上。

被压制的历史

乌克兰语确实曾遭受过长达数世纪的压制。在沙皇俄国时期，《瓦列耶夫通告》（1863年）直接否认其作为独立语言的存在，禁止其用于宗教与教育文本。《埃姆斯法令》（1876年）更是变本加厉，将其从公共出版物与表演中彻底抹除。而在苏联时期，尽管曾短暂推行“本土化”政策（名义上旨在赋权非俄罗斯民族），但随后乌克兰文化复兴运动被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标签，该语言被限制在狭窄领域使用。与此同时，俄语作为全苏各民族交流的通用语，在知识生产、政治和文化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其语言地位在西部之外，几乎未见明显改善。官员们在公开场合使用乌克兰语时，时常显得力不从心——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规避罚款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说乌克兰语，因为警察根本听不懂。乌克兰语在另类文化和公民社会圈中作为一种象征性标志得以存续，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常被嘲讽为“粗鄙农民”的语言。

耐人寻味的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捷克的汉莎航空公司。在“广场革命”（即“欧洲广场革命”，又称“欧玛丹革命”）之后，该公司突然决定招聘会说乌克兰语的电话接线员；在此之前，来自乌克兰的乘客只能选择俄语或英语服务。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了乌克兰语在最近之前是多么地“不起眼”。

这段历史，足以解释这种愤怒与敏感，也解释了为何语言政策对某些人而言，已成为主权不可或缺的标识。然而，历史的伤痕，并不能为复制反向排斥的逻辑提供任何正当性。

令人警惕的剧变

讽刺的是，克里姆林宫对俄语的“保护”行动，最终却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2015年至2024年间，支持将俄语剔除出官方交流的乌克兰人比例翻了三倍，达到了三分之二。这一趋势在2022年之后进一步加速：近三分之二的民众将乌克兰语列为家庭主要语言，而俄语的比例则骤降至13%。主张完全取消俄语教学者占比，从8%飙升至58%。倘若莫斯科强行推行俄语官方地位，可能只会引发更猛烈的反弹。然而，危言耸听的论调仍在乌克兰国内延续，仿佛乌克兰语正濒临消亡。

将语言视为安全议题的处理方式，已不仅是文化氛围，更是法律规定。尽管宪法保障俄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与使用，并禁止语言歧视，但2021年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宣布乌克兰语为“民族法典”，并裁定俄语使用者——因其理解并能使用乌克兰语——不构成独立的社会人口群体。相反，他们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构造——由数十年的俄化政策塑造而成——因此缺乏集体保护的依据，而匈牙利语使用者等其他少数民族则享有此类保护。

前任语言监察专员曾回忆起前线士兵“听到俄语就开枪”的场景，并将乌克兰语描述为我们的“敌我识别系统”。

立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框架。《国家语言法》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仅限于欧盟语言。《少数民族法》则明确排除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若该语言属于侵略者或占领者的国家语言。最高拉达（议会）议长鲁斯兰·斯特凡丘克直言不讳地解释称：“若某民族实施侵略，其权利必须受到限制。”教育部长则附和道：平等发展机会“绝对”不适用于“被用作武器”的语言。

官员们似乎在竞相加码。前语言监察专员曾回忆前线士兵“听见俄语就开枪”，称乌克兰语是我们的“敌我识别标识”。其继任者则要求禁播俄语歌曲，声称“战时舞台与街道是意义空间”，应专属“乌克兰人民精神力量的语言”。某教育监察专员甚至建议教师，可以拒绝理解那些说俄语的学生。

文化界人士也助长了这种论调。知名演员提议鞭打使用俄语的儿童。资深作家呼吁监控游乐场，并训斥说俄语的儿童的父母。某人气博主甚至炫耀自己对子女灌输了如此强烈的反俄情绪，以至于他们可能会殴打说俄语的同龄人。

公民网络OPORA的研究显示，此类言论已渗透整个媒体生态。在主流的Telegram频道中，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常被描绘成入侵的根源、外来文化的传播者、潜在的叛徒，以及苏联时代的残余。这种污名化已成为新常态，它不再是边缘现象，而是新的正统观念。

谁在付出代价？

那些坚持使用俄语的人究竟是谁？——正如ISLND电视台某节目所称的“底层阶级的语言”、“低智商的象征”？

代价最沉重的是那些已被战争摧残的弱势群体。俄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使用最广泛，而这些恰恰是被入侵和占领摧毁的区域。数百万流离失所者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国际移民组织的调查显示，流离失所家庭中老年人、女性以及照料慢性病或残障人士的比例明显偏高。

然而，这些俄语使用者遭遇的并非是团结，而是猜疑。国内流离失所的家庭被指控“带来占领者的语言”；要求建立“语言检查”的呼声此起彼伏。

将语言视为效忠度的代名词，实则严重误判了真正的威胁。当民众的日常信仰与实践被排除在“民族共同体”之外，这无助于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建设，反而滋生疏离感甚至暗中破坏——更给莫斯科提供了绝佳的宣传良机。

俄语Telegram频道已开始传播关于骚扰与背叛的叙事，将俄语乌克兰人塑造成被迫放弃身份认同的受迫害群体，并不断积累对“失衡”语言活动家的仇恨。网络上常见呼吁豁免俄语使用者服兵役的言论——“若我们非乌克兰人，何必在此地战火中战斗或留守？”然而，对国家的责任感，似乎比获得尊重更具普世性。

此举亦为未来的和解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正如乌克兰左翼组织“社会运动”在2022年发文所指出的，俄语仍是数百万乌克兰人的母语，包括那些抗击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人。剥夺人们使用母语的权利，只会疏远社会的大部分群体。如果缺乏合法的发声渠道，他们为何不投票给那些承诺代言的政治投机者——这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任何不满且被排斥的少数群体，不仅在战争时期，更在战后重建阶段都将成为沉重的负担。

在工业衰败、人口老龄化、失业率高企的小镇，这种做法非但未获支持，反而激化了怨愤。沉默的多数人耸耸肩，继续投票给选票上任何一个地区党的残余势力——这个政党曾在“广场革命”前统治着乌克兰东部俄语区。被包装成解放的运动，实则沦为道德说教式的强行灌输。

这种逻辑不仅限于语言领域，更具扩张性。某东正教堂被指控“受莫斯科控制”，尽管其章程另有规定。记忆政治亦遵循相同的模式：七月，利沃夫当局拆除二战苏联纪念碑，迁移355名士兵遗骸，并提出用其交换乌克兰战俘。纯粹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言辞，蔓延至墓地。

最糟糕的是，这种做法恐怕毫无助益。倘若弗拉基米尔·普京明日决定加冕为东正教沙皇与守护者，即便全民迅速改宗天主教，也阻挡不了他。他大可宣称这是西方操纵者洗脑所谓“兄弟民族”的又一阴谋。

去殖民化还是本质主义？

这种状况的辩护理由，是所谓的“去殖民化”的要求。纠正历史不平等、保障乌克兰语发展、赋权其使用者——这些无疑都是正当的目标。但现实果真如此吗？

沉迷于历史叙事，而忽视真实人群的生活经历，使得这些“去殖民者”与他们所反对的帝国逻辑如出一辙。

文化并非待发掘的埋藏本质，而是一个多元、鲜活、纷繁的有机体。然而，当代的“去殖民化”风潮，却将其视为待净化的物质——必须清除帝国痕迹，捆绑于单一模具，借此向无知者灌输“真相”，并索求忏悔、认罪与再教育。实际上，这种话语不过是用进步主义的语言，为西方受众重新包装了民族主义的主张。

沉迷于历史叙事，而忽视真实生活经历，使得这些“去殖民化者”与他们所反对的帝国逻辑如出一辙。乌克兰语使用者曾遭受边缘化的事实，并不赋予他们——或其代理人——今日骚扰他人的权利。用一种排斥取代另一种排斥，对任何一个乌克兰人而言，都是一种损失。

生存的意义何在？

如今，我们身处何境：俄语乌克兰人，在遭受俄军轰炸的同时，在自己的祖国又遭受猜忌与排挤，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是入侵，另一方是排斥。但将人民的生存空间压缩至极限的计划，无法解放他们，只会重新分配恐惧。因此我们必须追问：若生存需要以这般代价来换取，我们究竟在为谁而活？

真正的出路既非帝国同化，亦非民族主义本质主义。唯有建立在民主与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项目——这不是表面装饰，而是实现真正团结的唯一途径。否则，我们越是“净化”自己，就越少留有值得捍卫的自我。

撰稿人：亚历山大·基谢洛夫，来自顿涅茨克，乌克兰左翼活动家，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