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2016年8月23日发布，作者为程兆奇）去年中秋后《近代史研究》召开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研讨会，因为会议的主旨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讨论的问题不宜太专太细，而我对中国近代史除了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两个边缘的“点”之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会前我就选题是否合适征询了主办方的徐秀丽先生。徐先生以为两个“点”都有足够的重要性；对我所说的在中国以外东京审判大于南京大屠杀，徐先生则以为：比较起来，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南京大屠杀大于东京审判。当时我和会议的召集人之一谢维先生也通了一个电话，说及会议，谢先生说：主要是想通过回顾找差距。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带有总结性的会议，提出存在的问题比展示成果更有意义。这样我就从回顾和展望两个方面拟了个粗纲发给了会议。没有按会议要求写成文章，主要是考虑南京大屠杀研究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学术以外的束缚，限于研讨会的范围但言无妨，落笔成文是否相宜则不能不看时机。日前接到会议组来信，表示会议要出论集，再次敦促与会者提交论文。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特别交代一下缘起，是为了说明今天来谈这一话题难免求全责备之嫌，因此动笔的理由并不是“适逢其时”，条件已经成熟，而只是外界的促成。

本文在原提纲基础上增写，未作结构变动，以存当时所想。

一、研究史的简要回顾

我向会议提交的提纲中这一节分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谈中国研究情况，题目是“没有‘不同’意义上的争论的中国研究界”。之所以突出没有争论，主要是和日本的激烈争论相对照。这一部分共分三点，一是简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寂寞状况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蜂拥而起的著述和资料编辑，二是介绍作为最重要业绩的已出版五十五卷仍在续出中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三是略述近年开始的以南京中生代学者为主的反思。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情况因不少综述性文字已有较详介绍，可为参考，所以此处不另写。日本的相关情况，近年我在一些专论中多有论及，但没有做过总体的介绍，本文拟以几个重要节点作一粗线条的概括。西方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起步较晚，尚未受到国内学界注意，本文也将略作介绍，限于所知，难免挂一漏万，算是聊备一格吧。

（一）   日本屠杀、虚构、中间三派争论的由来和现状

日本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始于东京审判的法庭之内，以后的重要争点几乎都可以在东京审判的庭辩中找到源头，但因当时日本百废待兴，战败国的弱势立场使日本只能在维持天皇制那样关系国本的最大关节上与战胜国一争，所以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没有越出法庭之外。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争论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谈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有一人不能不提，我们就从这位先生开始。

全世界第一位研究者洞富雄

洞富雄，自1931年从早稻田大学史学科毕业至1977年退休，一直在母校任职。洞富雄的学术生命很长，直到1995年九十岁高龄还出版了《幕末维新的异文化交流》。洞富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史方面，但影响最大的工作还是南京大屠杀研究。洞富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字第一篇发表于1967年（《近代战史之谜》之一章），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出版于1972年，是第一本研究性的专书[1]。如果列数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贡献，“拓荒”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从洞富雄的代表作《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证明》看，洞富雄提出的问题和对日本虚构派的辩驳基本构建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框架、确立了回应虚构派挑战的方向。第三，洞富雄早在1973年即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迄今仍被日本学者不断征引的两卷本的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南京事件》（上卷为东京审判“速记录”中有关“南京事件”的摘录，下卷为田伯烈、徐淑希、斯迈思、德丁编写的早期文献）。所以，虽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推进，洞富雄的一些具体结论已被超越或修正，但从总体上说洞富雄奠立的基本格局并未动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引发争论的《中国之旅》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先声虽由洞富雄所发，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形成争论则由一篇报道文字引起。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71年获准来华，6至7月份连续四十天，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北京、沈阳、抚顺、鞍山、唐山、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本多胜一将此行的记录以《中国之旅》之名从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闻》连载发表。文章在《朝日新闻》连载的同时，又在《朝日专刊》《周刊朝日》连载，部分照片还在《朝日画报》刊载。第二年《中国之旅》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单行本在原来“平顶山”、“万人坑”（虎石沟）、“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中国人的‘军国日本’像”、“在旧‘住友’的工场”、“矫正院”、“人的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抚顺”、“防疫惨杀事件”、“鞍山和旧‘久保田铸造’”、“芦沟桥的周边”、“强制押解的日本之旅”、“上海”、“港”、“‘讨伐’和‘轰炸’的实态”等篇章。从篇题可见，“南京”只是《中国之旅》中的一篇，也就是说《中国之旅》对日军暴行的批判本来不限于南京大屠杀，但引发争论的却只有南京大屠杀。其中原因此处不能细论。由于本多胜一的严厉批判，加上《朝日新闻》的特别影响力，“南京大屠杀”成了日本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引起的是反省还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轻断。但它的影响本身使持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史观”者不能自安，由此为推动力，形成了一波强于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汹涌浪潮。

第一本否定专书《南京大屠杀之谜》

第一个站出来“批驳”本多胜一的是铃木明。铃木明曾在民营电台工作，后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重镇《诸君！》4月号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谜》。次年铃木明的论集也以此为题名。题名“谜”有一个插曲。“谜”的日文是“まぼろし”。因《谜》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立场，所以《谜》文出后，“まぼろし”即被与日文汉字“虚搆”同观，作为日本“虚构派”的标签。长期以来国内对铃木明此书的译名除了“虚幻”“虚伪”“虚妄”，更多的也是“虚构”。但铃木明在时隔近三十年后出版的《新“南京大屠杀”之谜》中特地说明旧译是“明显的误译”：“现在日本人使用的‘まぼろし’，除了‘虚’‘实’‘秀’等各种各样的汉字（指对应的汉字——引者）外，还有想捕捉也无法捕捉的恍惚的意味，这一极其日本化的、‘情绪的’题名，以正确的中国语译出，我想大概是不可能的。”铃木明举《文兿春秋》1951年7月号坂口安吾《飞鸟の幻》的“幻”为“难解之历史之谜”之例，说：“我取‘まぼろし’为题名，正是这样的理由。”[2]对铃木明的这一解释我曾批评是“面对铁的事实的不能不”[3]，其实不够平允，因为铃木明虽开虚构派先河，但多为提出疑问，语气较为平缓，而且从来不提具体数字，也不自认是虚构派。《“南京大屠杀”之谜》涉及第十六师团诸如尸体桥等等的疑问，但主要是对“百人斩”的质疑。在七十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争点。双方的代表性人物一方是洞富雄、本多胜一，一方是铃木明、山本七平[4]。

八十年代屠杀派的突出成绩和主要对手

进入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当时教科书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成了激化争论的外部触机。1984年屠杀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除了洞富雄和本多胜一，成员还有前辈学者藤原彰，中生代学者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等二十人。这一时期是屠杀派取得最大成绩、也是在和虚构派争论中最占上风的时期。除了前已提及的洞富雄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证明》，当时屠杀派的重要著作还有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杀》、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和南京事件》、本多胜一的《通往南京之路》、《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以及洞、藤原、本多编辑的《思考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等。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推进和虚构派的挑战密不可分，同样虚构派的愈演愈烈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屠杀派的刺激所致。八十年代屠杀派的最主要论敌是战时在大东亚协会跟随过松井石根的田中正明。田中正明对军国日本的回护并不始于八十年代，早在1963年他就出版过一本后来加印了二十余次的《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田中正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南京屠杀”的虚构》和《南京事件的总括》两部书中。两书从所谓南京人口、战后难民的急速增加、进入南京的日本人未见尸体、国际委员会报告的虚与实、难民区的安泰和感谢信、大量屠杀俘虏的虚构、崇善堂埋尸的不实、斯迈思调查可证没有大规模暴行、事发时中国军事会议未提及、中共没有记录、国联没有成为议题、美英法等国没有抗议、美英媒体几乎没有报道、没有钳口令、没有目击者以及史料都是所谓“传闻材料”、照片出自伪造等等广泛方面否定日军有过大屠杀和其他暴行。如果问田中正明与之前的虚构论者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从对南京大屠杀的某一点的质疑到对整体的彻底否定。田中正明不仅和屠杀派辩难不已，和“中间派”也势同水火，有激烈交锋（中间派情况下节介绍）。虽然从虚构派那里看到的永远是胜利宣言[5]，但在这一轮的攻防中至少在声势上虚构派是被压了下去。除了上引著作，这一时期屠杀派的更重要贡献是通过广泛搜求，全面建立了支撑以屠杀为代表的日军暴行为实有的史料基础。1973年出版的洞富雄编辑的史料集《南京事件》此时以《日中战争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之名再次出版，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南京事件资料集》最重要的上卷“美国关系资料编”也成之于这一时期。

中间派的两面论争和与虚构派的逐渐合流

日本“中间派”是认为屠杀人数在数万到一万的宽泛表述，近年又有人将其中主张被杀一万左右的称为“小屠杀派”，被杀四万的称为“中屠杀派”[6]。中间派只是对屠杀数的认定介于两者之间，其“政治”立场则远为复杂多样，不像虚构、屠杀两派那样单一明了。如在日本有大名的樱井よしこ在被杀人数的认定上属于小屠杀派，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面反中的旗帜，和虚构派没有分别；而中屠杀派的秦郁彦的基本看法[7]则接近于屠杀派。中间派长期以来与虚构派、屠杀派两线作战，总的来说，在八十年代中间派对虚构派的批驳力度还是更大一些。比如田中正明编辑的《松井石根大将阵中日志》出版后，小屠杀派的板仓由明经过逐一核对指出田中“改篡”松井原文达九百处[8]。秦郁彦回忆1985年春《诸君！》召集三派代表人物讨论南京大屠杀，那天到会的有洞富雄、秦郁彦、铃木明、田中正明，“在八小时只有咖啡的讨论中”，“洞、秦、铃木不论屠杀规模，在有相当数量被屠杀这一点上看法一致，因此可以感到否定派的田中陷于了孤立。”[9]这天的讨论作为八十年代中间派作用的缩影大概虽不中也不太远。八十年代中间派在资料上也有建树，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旧军人团体偕行社编辑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和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Ⅱ。“战史资料集”，严格说不是“大屠杀”或“事件”的资料集，但因战时文献多已被焚，即使战史方面的零散文献对从更广泛方面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价值。《南京战史资料集》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大的意义是：残存的日本军方文献仍可证明日军曾大规模屠杀俘虏[10]。《南京战史资料集》所收日军官兵日记的特点是包括最高长官以下的各个层级，与屠杀派所编资料集悉为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同。进入九十年代后，中间派中虽然仍有偏重“技术”的倾向，如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原刚通过重新研究幕府山屠杀俘虏等个案，将屠杀数从一万提高到二到三万。但大体上说九十年代后中间派整体是在右转。如小屠杀派的亩本正己自称他著作的目的就是“洗刷”日军的“冤罪”[11]，八十年代曾批驳田中正明“改篡”史料的板仓由明的遗著《真相是这样的南京事件》所附追思篇题名即称板仓为屠杀派的“天敌”[12]，即使秦郁彦也多次说“正确的数字只有上帝才知道”[13]。在虚构派甚嚣尘上的今天，中间派的“中间”意义已十分弱化。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虚构派的后来居上

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年虚构派声势日益煊赫和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势力卷土重来的大背景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虚构派有这样几方面的变化。一是右翼“学者”成为主流。九十年代中期前，除了曾从事媒体、出版工作的铃木明、阿罗健一（畠中秀夫），虚构派主要是战时的一辈人，如田中正明曾随从松井石根，山本七平本身就是旧军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意识形态”味浓厚的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还是基本算是专业型学者的北村稔，都是长期在大学执教的大学教授。二是“组织”化。和屠杀派八十年代即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不同，虚构派九十年代前完全是散兵游勇，近年则频有聚合，2000还成立了“南京学会”。三是和政界互通声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界人物偶有对历史问题的“失言”，但并未直接介入虚构派的活动，近年自民党“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思考会”的“南京问题小委员会”及参众两院超党派“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之会”[14]都与虚构派时相过从，互动密切[15]。四是主流电视台的推波助澜。长期以来日本主流电视台间或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议论，如渡部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主持的东京电视台（十二频道）的谈话节目，但从未以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题，以南京大屠杀为专门节目近年始见。这些节目因屠杀派从不参与[16]（在电视中“抛头露面”揭日本伤疤的压力可以想见），而虚构派总是有备而来，这样的不对等造成了看似有正反两方的相争总是虚构派以“证据”获胜。因此，对虚构派来说，这种节目其实比单方面宣传更有效果。五是虚构观点的全面深化。虚构派在铃木明时期还只是提出几点疑问的初型，到了田中正明的全盘否定始具规模，这一时期虚构派上穷下索，对以往的主张全面强化。如田中正明在《总括》的结尾说到照片“伪造”，东中野修道等人接过衣钵号称检查了全部照片：“对‘证据照片’143张首次进行总括的检证”，证明“作为证据的照片一张也没有”。[17]铃木明“发现”田伯烈是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误书为“情报部”）“顾问”，北村稔以此为线索写了一本在虚构派中备受推崇、号称从源头上抓到了所谓“南京事件”与“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和对外战略”有“密切关系”的“把柄”的专书[18]。六是新著连篇累牍的问世。七是第一次拍摄电影《南京的真实》（三部曲，第一部已完成）。八是开始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输出[19]。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虚构观点的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屠杀派的艰难抵抗

面对虚构派的全面进攻，屠杀派仍在顽强抗争。与八十年代屠杀派给人的“众志成城”的印象不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13个谎言》，屠杀派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为战。这一时期在实证研究上成绩最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调查会成员中石田勇治编译的《德国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献资料的第一次结集。小野贤二编辑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的最大意义在于证明了战时报道的“两角部队”[20]在幕府山俘虏的一万四千名中国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枪杀。“调查会”之外，松冈环编辑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采访第十六师团为主的老兵达一百零二名，为迄今抢救当事者记忆的人数之最。这一时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杀派著作中，我觉得有一本书应该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津田此书的中译本在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书，之所以说“应该一提”，是因为此书在日本连屠杀派也“视而不见”。被无视的原因当是由于此书以南京大屠杀“实有”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诸派所争本在史实，但我觉得之所以被无视多少也和此书尖锐批判的对象是日本民众的责任有关。日本各派“党同伐异”由来已久，八十年代屠杀派占据上风和九十年代虚构派甚嚣尘上可以说都是拜同派之间声应气求“一致对外”之赐，屠杀派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下降不能说没有整个风气右转的大环境原因，但和屠杀派“各自为政”过于孤高也不能说全然无关。[21]

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争论的历史，可以说诸派论争是推动研究的最主要原动力。目前虚构派虽然气盛一时，但没有也不可能笼罩一切[22]。由于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穷尽，所以各派影响力虽会有消长起伏，在看得到的将来，不可能由哪一派定于一尊取得压倒性胜利则当无可疑。

（二）西方南京大屠杀研究简况

欧美学者近年的介入

欧美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起步较晚，但也有自己的特色。1997年亚洲研究年会大会上杨大庆（乔治·华盛顿大学）组织的南京小组会是西方学界第一次讨论南京大屠杀，此次讨论后结集的《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23]主要从历史和记忆、政治和道德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着力，与中日已有著述的关注点和角度都有相当的不同，在众多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中可谓别开生面。近年有三位日裔学者的著作较值得的注意，一是2001年出版的山本昌宏（怀俄明大学）《南京——一个暴行的剖析》、二是2006年吉田俊（西密歇根大学）《“南京大屠杀”是如何构建的——日中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和记忆》、三是2007年若林正（约克大学）《南京暴行——让图像复杂化》，这些著作试图通过精细化的实证手段，重新检验现存文献，以重建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这一企图是否如预期可以见仁见智，但确实使以往中国研究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

畅销书《南京暴行》的两极反响

在西方第一次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同年稍后，张纯如的《南京暴行》在美国出版。《南京暴行》不仅是西方第一部全面反映“南京暴行”的著作，出版不久便高居畅销书排行榜，也是迄今包括中日两国相关著作中销量最大的一本书。同时，《南京暴行》歧见之大也迄无前例。国内“好评如潮”和日本虚构派极尽挑剔之能事事在意料之中，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同名论集《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中的一篇）作者Joshua.A.Fogel的严厉批评，尤其出人意外的是日本屠杀派的浓重挫伤感。从事后日本《诸君！》的问卷看，屠杀派的主要成员中藤原彰、笠原十九司、高崎隆治虽然给予了有限肯定，但都认为史实上“错误很多”，而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义、吉田裕则做了负面评价。[24]因屠杀派主流和作者为是否附加刊误意见不一，致使日译本迟迟未能出版。所以相当一段时间此书在日本是但闻批判，不见原书。日文版终于出版已是英文版首发的十年以后。配合日文版出版，译者巫召鸿的《读〈南京暴行〉》同时出版。巫召鸿和出生在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张纯如一样，是出生在日本以日语为母语的华裔。不是翻译也不是研究者的他之所以揽下译事，和他“与生俱来”处于“祖国”和寄居国“周边”和“外部”（《读〈南京暴行〉》“解说”者大坂教育大学教授山田正行语）的特殊感受有关。从巫召鸿自述的心路历程看，他对日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突出受害掩盖加害的“战争记忆”有强烈抗拒，不能容忍南京暴行这样“残酷”“无道”的历史被“遗忘”。他认为《南京暴行》的疏误瑕不掩瑜，不能和它的重大意义相提并论。巫召鸿在讲到翻译经纬时有这样一段说明，他说：“语言表现的信息，不单是传递事实，它还包括人的热情、情感、希望、正义感”；翻译此书的“基本要求”是“认同作者通过本书传达的诉求”和“认同作者的人格”，“如果不具备这一点，我认为完成此书的翻译是不可能的”。[25]这种重“大义”轻“小节”和以实证为主要特色的日本屠杀派确实有很大不同。[26]我在介绍张著的同时之所以附带提及在日本并未产生影响的日译本译者的看法，有一个特别考虑。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南京暴行〉引来的异议和给人的省思》[27]，文章主要是介绍日美学者对《南京暴行》的批评，其中当然也有如何对待情感和史实的我的看法，但只是就事论事，完全没有料想到它会成为批评《南京暴行》作者和国内某些学者的人每加援引的根据。借此我想慎重表示：正如我对屠杀派学者对《南京暴行》批评的肯定并不等于我会否定巫召鸿、山田正行对《南京暴行》的高度称赞一样，对拙文不宜“举一反三”，过度解读，在张纯如去世后尤当如此。

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尚未走入“历史”带来的困惑

日本有所谓“同时代史”的说法，以区别于与今天无关的“历史”。南京大屠杀距今虽已七十余年，但至今仍没有走出和我们情感相连的“同时代史”。由种族、宗教、“阶级”以及权和利等的相争造成的暴行和因此给受害一方留下深刻的印记，在人类史上并不少见。其中尤以“异族”伤害带来的记忆最为经久不灭。“徽钦北狩”后朱熹有二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一句是“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28]另一句叫“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29]这种“万世必报”“不共戴天”的立场不仅在朱熹时代的“臣子”中相当普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记忆时隐时现一直持续到清亡也是不远不近的一例。我在此提及传统时代的事例并不是要和南京大屠杀画上等号，在“公理”“公法”主导的今天，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和“广大日本人民”分开已是一个大度而不失原则的方便立场，“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正面说法也无例外的总是珍惜和平而非记取仇恨；问题是南京大屠杀——其它暴行也一样，虽然可以引出珍惜和平等等的理性意识，但惨痛回想更直接或者说更容易勾起的还是“痛愤怨疾”，这从网络相关话题中仇恨“小日本”“永远”（不是预测未来，而是用“每每”不足以表现强烈程度）占压倒多数可以见一斑。[30]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研究确实有学术以外的束缚，这种影响着朝野承受力、比狭义的政治正确更难超越的“情感”（常常和“民族大义”混为一谈），是一个最重要原因。

（二）南京大屠杀与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在审理过程中实际未采用“对人道之罪”的罪名、虽如此日本虚构派仍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为符“对人道之罪”的“编造”以及以普通战争罪（通例的战争犯罪）审理南京大屠杀使甲级和乙丙级战犯的区别不易分别等问题我在另文中已详[31]，此处不赘。纵观东京审判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理，法理是一问题，“后遗症”更大的则是证据问题。日本右翼在日军所有暴行中之所以集矢于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的所谓证据“不实”[32]是一个远因。虚构派带着有色眼镜自不待言，但不是因此可以说检方提供的证据已无可挑剔。今天冷静地看，不能不说检方的证据确实存在着“过”的问题。在此谨举一个显例。检方文书（书证）第1702号记：

依鲁甦向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提供的证言：

敌军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用机枪悉于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悉投入江中。

鲁甦称其“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相距咫尺，目睹惨状，故得以证明”[33]。藏匿中能精确计出如此庞大的数字，即使对受害者深寄同情，只要稍有理性，也不能不生出疑问。“过”的方面的最大问题是埋尸最多的崇善堂的统计[34]。东京审判之所以未对检方的控告照单全收，在暴行的量上没有作出和南京审判相若的裁断，很大程度上就是证据不能服人。而东京审判判决本身的不一致[35]更能说明粗枝大叶的证据给法官带来的困惑。从这点上说，“虚构”观点滥觞于东京审判的法庭之内并非偶然。另一方面，除了“过”，对我们而言，“不及”尤是遗憾至今的一个方面。在此也举一例。率军攻占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不仅是开战之初日军高级将领中最积极的主战派，攻占中国首都也由他最先提出，“实行对华侵略罪”（诉因第二十七项）对松井而言本来避无可避，但因检方举证不力[36]而被法庭宣判为无罪（松井石根最终仅以诉因第五十五普通战争罪的“怠于防止”一项消极罪名被处以最高量刑绞刑，反而使鸣冤叫屈显得不无理由）。东京审判时许多战犯被无罪开脱或重罪轻罚，主要就是证据的不足。所以，从“过”和“不及”两方面看，虽然东京审判确立的南京大屠杀为实有的国际法根据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但东京审判审理南京大屠杀案遗留的问题同样十分严重。

（三）对日本虚构派针锋不接的批判

走进日本的书店很容易发现，没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历史事件有“南京事件”那么多的著述，在中国，不仅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样兼有研究功能的机构，还有南京大屠杀研究所（南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南师大）那样的专门研究机构，江苏社科院历史所长期以来也一直有专人从事研究，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在中日双方都受到高度关注，不是因为它是众多历史事件中的一件，而是因为它是日军暴行的特别的标志，日本学者称为“象征”[37]意思也是一样的。如果南京大屠杀只是普通的历史事件，中国和日本大概都不会投入那么多的精力来研究。所以，虽然我们不必将东京审判尤其是南京审判的结论图腾化，但对日本虚构派的挑战还是应该争所当争。长期以来我们对虚构派长于“观念”的批判，而疏于材料的辩驳。虚构派确实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但虚构派不是只有口号。前文中提到田伯烈的中方“顾问”，是铃木明几经周折后在《曼彻斯特卫报》查到田伯烈的讣告才“坐实”的。而东中野修道的《南京事件——从国民党极秘文书解读》则是依据在国民党党史馆“发掘”出的《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写成。虚构派的重要著作几乎每一部在材料上都有新发现，虽然曲解史文、强词夺理在虚构派著作中司空见惯，但如果我们在对待时徒发空论，不辨根据，也起不到“驳倒”的作用。虚构派一直以论从史出自我标榜，因此我觉得对付虚构派的最有效办法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点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我举一个曾在一篇随笔中举过的现成例子。东中野修道等人编辑的《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出版后，曾在某次会议上听人驳斥，当时既感到其理甚正，其心可嘉，又觉得此案用“说理”侦办，终是针锋不接。后来看到日本一位中学教师渡辺久志写的长文《照相机目击的日中战争》[38]。该文对《检证》逐一“检证”，检证的办法十分朴素，就是追寻母本的史源，参以相关文字影象资料，以求还其本来面目。谨举一例。《检证》称某照片为中国“伪造”，理由是照片中的日军军装没有肩章。渡辺搜寻事发时照片，发现大坂每日新闻社1937年10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中“举杯祝贺占领无线电台的田中部队长”为题的一张同样没有肩章。有此一照，《检证》所说已可不攻自破。但渡辺并未止步于此。他又在文献中查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曾在同年8月29日下达通知，通知明言：各部队为了“防谍”可以摘除肩章。有了梅津此件，此案定谳再无疑义。渡辺文既无高亢的声势，也无滔滔的辩辞，但一气读完后不由感到的就是塌实的力量。正如俗语所说“事实胜于雄辩”，我觉得对日本右翼挑战的最有力也最有效的回应就是用可靠的证据说话。

（四）定量研究问题

定量研究不足也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个较大问题。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这是性质问题，无关乎“量”。这样拒之门外并不能取消问题。我就不止一次遇到“既然不是量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坚持量？”的发问。问者不仅是虚构派，甚至不仅是日本人。我觉得长久以来我们在强调性质时确实有争量，甚至贪多务大的倾向，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南京大屠杀固然是日本的耻辱，但也不是我们的光荣。第二，定量研究确实有文献不足征的困难。除了不同观点解读差别极大的斯迈思的有限调查，事发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日军暴行的全面普查，而有关日军暴行的所有早期记录，包括最有价值的红卍字会的埋尸报告，都无法导出两大审判的数量结论。其它第一手证据，比如理论上有可能全部掘出的“铁证”遗骸（其实也有甄别问题），对证明标志性数字也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仅是屠杀，“量”的问题还包括强奸、抢劫等各种的暴行。暴行的量的另一个方面是日军暴行是不是一个无限行为。多年来日本虚构派在为日军暴行洗刷时还提出日军受到“感谢”、难民区“安泰”等等的“积极”的“反证”，对此我曾多次严辞批驳。比如对宝塔街收容所主任陈汉森给日军比良号舰长土井申二接济食品的感谢信，我在《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论著平议》中说：

    日军比良号炮舰舰长土井申二中佐“自告奋勇确保该地区（指下关附近的宝塔桥街——引者）的整顿”[39]，宝塔桥街在土井治下被改为日式名“平和”，陈主任不仅明奉“昭和”为正朔，而且所谓“赏赐”，所谓“恩典隆渥异常”，不独毫无自尊可言，让人看到的只是亡国之民的辛酸。虽然我们不能要求难民们不食嗟来之食，我们也没有必要指责陈汉森们被发左衽，我们甚至可以不论土井——日军的缩影——的动机和行为只是为了建立“满州国”式的殖民地，但“平和街”收容所以至整个南京的难民之成为饥民以至饿殍完全是由日军造成的事实，总不能忽略不顾吧。 [40]

我在这里引述旧文不是为了再次辩诬。而是想提请注意：以往我们论及南京大屠杀，只有见人就杀的向井敏明、野田毅那样的食人生番，土井申二式的软性征服者长期以来未纳入我们的视野。从最大处着眼，我们当然可以说日本军队不请自来，不论何种作为都是侵略行径。但土井及类似土井的表现与穷凶极恶的罪犯毕竟不同。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面临一个的挑战：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有没有量的“边界”？换言之日军暴行是所有部队在所有时间地点的无限行为，还是也有范围？虽然我们可以说即使日军暴行有量的限度也无法改变违反国际法和违反人道的实质，但南京大屠杀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观也许因此而难以避免。

（五）不同“常识”问题

日本对“南京事件”的争论热点和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点有很大不同，比如死者是军人还是平民，军人是死于作战中的战斗员还是已放下武器的俘虏，被“处决”的俘虏是否遵守了国际法规定的俘虏义务、有没有经过“合法”审判，甚至被杀平民是否参与了抵抗因而能否算中立的“平民”，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这些问题的提法本身也很难为我们的情感所接受。造成这一不同的原因和对国际法的认识不同有关。在我们看来，反侵略是天赋权利，所以“全民抗战”天经地义，日本军队任何杀人都是犯罪。日本除了完全和我们持同调的津田道夫等极少数人，屠杀派的主流也还是强调日本军队“违法”杀人，如吉田裕认为不论是对着装军人还是“便衣兵”的“处罚”都“必须经过军事法庭审判”，而日军“未经审判”，所以“违法”[41]。吉田裕的问题是针对虚构派而发，但津田道夫曾表示担忧：“违法”的另一面是“合法”，但在侵略战争中“合法”杀人是不存在的！（私下谈话）中日之间看法的不同其实还涉及对近代历史认知等更广泛方面。比如中间派的秦郁彦著有《卢沟桥事件研究》[42]一厚册，考证“第一枪”甚详。但按照我们的惯性思路，这样的考证再精密也是徒费口舌，因为卢沟桥是我们的家园，日本强行驻军本身即已理亏。日本看法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关于北清事变的最终议定书》（《辛丑条约》）是民国政府也承认的“合法”国际条约，驻军有条约所本无可非议；至于《辛丑条约》在我们眼里只是声名狼藉的不平等条约他们是不考虑的。所以，在这样的不同语境中，即使是屠杀派，在问题意识、持论根据以至于话语方式上都与我们有所不同。我觉得这种“常识”的不同迟早我们也要面对。东京审判在“惩罚”气氛浓厚的战争结束初期进行却不能不让被告方在许多看似荒唐的问题上纠缠，就是因为文明社会即使是“正义”的“胜者”，也不能不证自明，更不能以牙还牙。

（六）文献和口传资料问题

近年南京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我们以前的研究，但同时也有人说“南京大屠杀问题不是史料所能解决的”。这个话的意涵应该不是指史料不够充分，因为史料不够充分是个普遍问题。这样说当和所谓“感情记忆”有关。我的提纲本有“感情记忆”一节，因考虑这是较易误解的话题，不宜化繁就简地附带谈论，所以留待他日再谈。我觉得南京大屠杀是有其特殊性，但作为历史事件它和一切历史事件一样，还原它的本来面貌最终还是离不开以文献为中心的史料（包括文字、口述、影象、实物等一切方面）。在这点上日本各派众口一词，都强调自己对史料的重视，而指责他派曲解、篡改甚至编造史料。总体上看，日本各派辩难的一个“好处”是在着力发掘史料的同时对史料的使用逐渐谨慎。但因各派立场相差太远，所以在解读和取用上还是不能没有倾向。本来各取所需是人所难免的常态，日本各派的所偏是对于己有利的史料充分发挥而对于己不利的史料视而不见。我们在“为我所需”上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对史料缺乏基本的甄别，比如有些文献的确切含义，能证明什么？能证明到什么程度？通篇的意义如何？摘出的某段与全篇精神是否吻合？材料本身是否可靠？特别是有些口传记录的真实性，比如访谈的环境是否有持疑的可能？采访者对被访者是否有导向或暗示？被访者所谈是否合于实际？如以历史学的尺度来衡量，多未得到严格检查。所以即使道义感昂扬，在局外人（比如西方学者）眼中仍不免认为两造所说各有见仁见智的余地。

（七）照片问题

把照片单列一节是因为虚构派在连篇累牍的“成果”中对照片的“检证”最为得意，以至于大言炎炎，声言“可作为证据的照片一张也没有”（见前引）。照片作为史料，对复原历史的某些原貌有特殊价值。因为照片的复写性质对“精神”以外的具象内容有文字无法比拟的最精确传达。照片这一最直观、最“一目了然”的特点，也最易使不明真相的局外读者为“眼见为实”所感染或误导。所以在颠覆议论已甚嚣尘上（虽然仅仅是日本）的今天，捍卫真实有了比捍卫是非更为优先的理由。日本虚构派提出的照片问题，总倾向是“政治”化的，前文所举无肩章照片即为一例。同时不少照片确实存在着随意解读的问题。比如1938年出版的《日寇暴行录》中一张说明为：“江南农村妇女被一批一批的押送到寇军司令部去凌辱、轮奸、枪杀”的照片，相当一段时间一直陈列在我们的一些纪念馆中。其实这张照片源出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朝日画报》，是一组照片中的一张，原解说为“受我士兵保护的从农田劳作回村庄的妇女和孩子们”。同时刊出的另几张照片为采棉花、回村后和日军合影等内容。日军拍摄这些照片意在宣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抗战最艰困的时候为了唤起抵抗不惜借用也情有可原，但这不等于说因此就有了将错就错的理由。所以，为了还原本来面貌，或者哪怕仅仅为了避免授人以柄，对所谓“伪造”照片的每一张，我觉得都有从来历、内容以至于“释义”彻底检讨的必要。前几年我曾拟对今传照片作一探源，后因故未能完成，就粗略的了解而言，照片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来历明确，也反映了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的照片，这类照片主要由在宁西方人、日本记者和日本军人拍摄和传布；二是确系日军暴行的照片，但地点不在南京，或不在南京暴行期间；三是当年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等部门为了宣传需要移花接木的照片；四是尚待考证真伪不明的照片。在暴行照片之外，近年日方提出的所谓“没有暴行”的“反证”照片也应引起注意。这类照片主要有日军和南京民众“亲善”、南京气氛“祥和”等内容。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远离事实的“宣传”，而且即便有些照片是当时的“实景”，也只是“某处”的实景，既不可能等同于其他许许多多的某处，更不可能等同于全局。所以此类照片不可能成为推翻暴行的“证据”。但反过来说这些照片因出于事发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至少查清它是完全由导演安排的反事实的演出还是某处（即便是极小的某处）的写实，对我们全面认识事件的面貌还是有帮助。总之，照片问题虚构派已“捷足先登”，收复这一阵地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三、简短的结语

会议按鉴往知来之意在主题中列入了另一关键词：“可能走向”，我的提纲在其后括注了“也许是不得不”。限于篇幅现将提纲中的三点抄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语：（一）在时隔七十余年后的今天，史学工作者应该有权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不必和“情感”纠缠的“历史事件”来研究；（二）对日本否定派提出的“证据”不能只以“大义”来回应；（三）重建南京大屠杀史实不能只在于己有利的材料中寻章摘句，必须处理相反证据。若非如此，与不同观点无法至少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交锋，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复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载《“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讨论会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又载《史林》2010年第4期）

[1] 新岛良淳的《南京大屠杀》，虽早一年印出，但是团体自印的通俗小册子。

[2] 铃木明著《新“南京大虐杀”のまぼろし》，东京，飞鸟新社1999年6月3日第1版，第31－32页

[3] 《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66页。

[4] “百人斩”的论争持续到今天，七十年代山本七平论之最详，见其著《私の中の日本军》下，东京，文兿春秋社1975年12月15日第1版。

[5] 如《“南京屠杀”的虚构》出版时长期以来在日本十分活跃的右翼学者渡部昇一在荐词中说：“读了此书，今后如仍继续说南京大屠杀，就只能被打上反日鼓动的左翼烙印。”田中正明《“南京虐杀”の虚构——松井大将の日记をめぐって》腰封，东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6月25日第1版。

[6] “小屠杀派”“中屠杀派”之名见石川水穗著《彻底検証“南京论点整理学”》，《诸君！》，东京，文艺春秋，2001年2月号，第147页。

[7] 秦郁彦在他不断重印的代表作《南京事件》中始终没有修改如下的表示：“对中国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给予中国国民的巨大痛苦和损失”，“笔者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对中国人民从内心表示道歉”。见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杀の构造》，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86年2月25日第1版，第244页。

[8] 《松井石根大将〈阵中日志〉改篡の怪》，《历史と人物》，东京，中央公论社，1985年12月号。

[9] 秦郁彦著《南京事件——虐杀の构造》增补版第九章《南京事件论争史》上，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7月25日增补版，第274页。

[10]有关现地日军文献中的“敌人弃尸”是被屠戮的俘虏的考辨，请参拙文《日军屠杀令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1] 拙文《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

[12] 上杉千年著《南京大虐杀派の天敌  板仓由明先生を偲ぶ》，板仓由明著《本当はこぅだった南京事件》，东京，日本図书刊行会2000年1月20日第2次印刷版，第506页。此著封面明书：“这一著作……表明‘南京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杀’”。

[13] 如《南京事件の真実》，《産経新闻》，东京，産経新闻社，1994年7月1日。

[14] 2007年2月26日“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之会”第一次“学习会”即有自民、民主两党议员和议员代表四十八参加，由虚构派急先锋藤冈信胜主讲。

[15] 笠原十九司称此时起为“‘论争’的政治变质”时期。笠原十九司著《南京事件论争史》，东京，平凡社2007年12月10日第1版，第226－227页。

[16] 一个叫“日本文化频道樱”的收费电视台，不断以“南京事件”为话题，主持人屡屡在节目中发出和屠杀派公开辩论的“邀请”。

[17] 东中野修道、小林进、福永慎次郎著《南京事件“証拠写真”を检証する》腰封，东京，草思社2005年2月8日第1版。

[18] 北村稔著《“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実像をもとめて》第一部“国民党国际宣传処と戦时対外戦略”，东京，文艺春秋社2001年11月20日第1版，第25-64页。

[19] 2000年“日本会议”出版的《再审“南京大屠杀”》为英日双语，副题为“向世界倾诉日本的冤罪”。以后日本频有英译，如田中正明、东中野修道等的英译书都向美国政治家、媒体人、大学和社区图书馆、政治团体广泛免费赠送。

[20] 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联队长为两角业作大佐）。

[21] 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论争史》近三百页，却只字不提津田道夫、松冈环等人的工作。相互间不仅“视而不见”，在相当程度上也互不认可。如松冈环编辑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出版后，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成员即曾严厉批评，本多胜一称此书“空洞无物”“不负责任”，是“利敌行为”；小野贤二则详列证据，说“错误和不可思议处如此之多实属罕见。人不可能无过，但这本书超出了底线。”（见《南京大虐杀をめぐる二つの空しい书物》、《“南京戦”何が问题か》，《金曜日周刊》，东京，株式会社金曜日，2002年12月20日）

[22]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日方报告基本采用秦郁彦的观点可见一斑。

[23] 此书由下文构成：《前言》（哈佛大学教授［时任，下同］Charles Maler）、《序论——历史学中的南京大屠杀》（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教授Joshua A.Fogel）、《与侵略、加害及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中国的历史学》（麻省理工学院教授Mark S.Eykholt）、《围绕历史的斗争——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是被怎么看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吉田俊）、《南京大屠杀的课题——关于历史研究的考察》（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ジョシュア·A·フォ—ゲル编《歴史学のなかの南京大虐杀》，东京，柏书房2000年5月25日第1版。

[24] 《まぼろし派、中间派、大虐杀派三派合同大アンヶ—ト》，《诸君！》，东京，文艺春秋，2001年2月号，第164-203页。中译见上引拙著附录之四第511－553。

[25] 巫召鸿著《〈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を読む》，同时代社2007年12月10日第1版，第14－15页。

[26] 为巫著作“解说”的山田正行也说，翻译出版《南京暴行》日文版是“抵抗忘却”和“良知的责任”。见山田正行解说《忘却への抵抗と良知の责务》，巫召鸿著《〈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を読む》，第151－189页。

[27]《史林》2002年第3期，又收入拙著《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64－270页。

[28]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戊午党议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7册，第1385页。

[29] “不共戴天”也是朱熹说过的话，《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二》，第1册，第188页。

[30] “网络民意”未必代表实际的多数，但因网贴是迄今自由度最大的表达手段，作为可信的根据当不会比宣布的民意离事实更远。至于网络民意是否受到各种诱导，则是另外的问题。

[31] 见《从〈东京审判〉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几个问题”之一“罪行法定主义问题”、之二“共同谋议罪问题”、之三“对人道之罪问题”，《史林》2007年第5期；《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第一节“问题的提出”，《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32] 田中正明说东京审判检方提出的证据无外乎“传闻、臆测、夸张”。（田中正明《东京裁判とは何か》，东京，日本工业新闻社1983年5月20日第1版，第195页）曾担任东京法庭工作人员自称旁听了大部分审判的冨士信夫说：“作为一个具有常识的日本人在阅读检察和辩护双方的证据时，深感检察方提出的证据包含了极多的歪曲、夸张、虚构，同时感到辩护方提出的证据合理的较多。”（冨士信夫著《“南京大虐杀”はこうして作られた——东京裁判的欺瞒》，东京，展転社1995年4月29日第1版，第348页）

[33] 新田满夫编集《极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第一卷，东京，雄松堂书店1968年1月25日第1版，第751页。

[34] 崇善堂人均日埋尸150具，而红卍字会以埋尸最多日计人均也仅11人，相差过于悬殊。更由于红卍字会的埋尸统计作于事发之时（因向日军特务班计件领酬，当无少报的可能），而崇善堂埋尸统计作于事发近十年后的南京审判时，不能不让人生出疑问。详细统计见拙著《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本论·下篇 日本史料的价值”注2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110页。

[35] 如屠杀人数，判决书第八章“普通战争罪”中的“南京暴虐事件”称“二十万以上”；第十章“判决”之“松井石根”的判决称“十万以上”，“广田弘毅”的判决则称“数百人”的被杀“每天都在发生”。（新田满夫编集《极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第十卷，第768、797、800页）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之广田弘毅判决作“每天”“成千的杀人”（群众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578页），不知何故，但作为同一时段（五、六周），无论每天以“数百”还是“成千”计，三者还是不同。

[36] 判决称：“为使诉因第二十七项判定有罪合理，作为检察方的义务，必须提出能推导出松井知道战争的犯罪性质的合理证据，但检察方并未提出。”（新田满夫编集《极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第十卷，第800页）

[37] 如秦郁彦说：“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事件，南京屠杀事件是象征性的存在。”（秦郁彦、佐藤昌盛、常石敬一《戦争犯罪ワ—スト20を选んだ——いまなお続く“戦争と虐杀の世纪”を彻底検証》，《文艺春秋》，东京，文艺春秋社，2002年8月号，第160页）

[38] 渡辺久志著《カメラが目撃した日中戦争》，季刊《中帰连》，2006年10月－2007年7月，第38－41期。

[39] 《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杀否定十五の论拠》，第179页。

[40] 《南京大屠杀研究》，第304页。

[41] 吉田裕《国际法の解釈で事件を正当化できる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南京大虐杀否定论13のウソ》，东京，柏书房1999年10月25日第1版，第160－176页。

[42] 《卢沟桥事件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12月1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