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政治史上，一场终结帝制的革命，通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几千年皇权专制的乌云被一扫而光，转型过程也没有太多的破坏或仇恨，看见共和曙光的人们，似乎应该戮力同心、寻求富强了。

　　然而，推翻满清统治后的民国，似乎并没有出现革命党人想象中的美好。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诞生的“共和”，有些地方比清王朝的异族仇视更加撕裂。

　　▌三大撕裂导致三大误解

　　1，传统与现代的撕裂。辛亥革命后，皇权统治名义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寡头政治很快填补空缺。人们心里的皇权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立宪”本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路标，是共和制度、有限政府的基石，但辛亥后它却成了政治精英夺取最高权力的手段。于是，“宪法”既未能保障私权，也未能限制公权，以至于政治长期陷入暴力、失序和不公的境地。

　　2，思想与行为的撕裂。民国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时期，中国迎来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爆发、大繁荣。然而如此繁荣的思想，对当时的境况却几无改善。

　　民国时期，各种现代思潮纷至沓来，社会精英谈论的都是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等等现代价值观。然而这些进步的思想和智识，一旦经由“宪法”、军阀等“顶层架构”转入现实层面，却又立马被消解殆尽。

　　3，政体与人民的撕裂。两千年帝制转向共和，这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然而组成国家的人民仍然是旧民，民众习惯了被漠视和剥夺。

　　张勋和袁世凯的闹剧为何能够登场？其中既有国民对“共和”的无感，更有政治精英对广大民众的蔑视。中国要成为“新民组成的现代国家”，依然为时尚远。

　　老外所拍武昌起义后“镇压反革命”场景

　　以上三大撕裂，是民初不断动荡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后人“以史为鉴”的最大障碍。对应这三大障碍，今天我们对民国的理解，往往有以下三种典型的误解：

　　1，对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评价，陷入两极分化。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民间及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而又都有些极端的观点：一方奉孙中山为终结帝制、缔造共和的伟人，甚至完人。另一方却持完全否定态度。

　　否定的意见认为：武昌首义前，孙中山所领导的数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成功的武昌首义基本没有他的份；成立中华民国，组建临时政府后，又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威望，推动共和。总之，认为孙中山是将近代史引向激进的始作俑者。

　　2，将民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军阀乱政”。这种观点看不见失败背后更为深刻的“宪制转型逻辑”。仿佛前者才是因，后者才是果。

　　3，因为民国思潮爆发，于是将精英们的智识，错误地等同于普遍的国民素质。仿佛大众个个都像民国精英那样受过良好教育，又有足够的闲暇和精力去讨论与践行思想。

　　▌“新旧”比“成败”更重要——走出对孙中山的误解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公允又能彰显其真正历史价值的，不是放在旧的话语体系中，看他的成败、看他对具体历史事件贡献的“数量”，而是首先应该看到他是否属于新的类型。

　　比如，如果把项羽和刘邦仅仅作为推翻暴秦的起义者去比较，结论不过是项羽乃独有匹夫之勇的失败者，刘邦则是有政治领导力的成功者。这样的结论，依然停留在评书演义的层面。

　　所以更有价值的视角是，贵族出身的项羽失败了，底层出身且不讲贵族政治那一套规则的刘邦胜利了——此结果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政治气质。

　　可见，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上，视角比观点更重要，甚至可以说，观点不是事实决定的，观点往往来自视角。

　　上述对孙中山两极化的评价，看似大相径庭，但都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他的历史价值。因为两种观点用的都是相同的逻辑和思维。

　　所以要准确认识孙中山的历史价值，重要的并非选择观点，而是发现新的视角。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王人博教授认为，理解孙中山，应把他放在这一逻辑前提下：我们到底要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政治，还是要继续两千年的帝王政治。

　　如果以此视角看问题，那么孙中山虽然失败了，但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治人物。他之后，虽然出现了很多的成功者，但却仍然是传统的统治者。

　　正如王人博老师所说：“如果现代国家非得靠谋略权术运作，那么帝王政治才是最值得效仿的”。

　　◎他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人物。三千年来，中国真正有现代政治信念的革命家不多，绝大多数革命建政的最终指向，都是“汤武革命”式的改朝换代。

　　孙中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治人物，他的革命不是要当皇帝，而是为了建成一个全新的国家。他完全抛弃了“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称王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愿交出了最高权力。

　　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框架。三千年来，从未有人敢于想象一个没有帝王的中国。皇权统治出了小问题，便在体制内做小修小补，即便民众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也无非是想换一个皇帝。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不能没有皇帝。但孙中山的出现，证明了这一说法是错的。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共和主义信念，他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之根基”。中国历史因此终于超出了帝制王朝的循环，真正开始了新纪元。此后，再独断的权力，也必须在共和主义的框架内才被默许。

　　◎他有一种几乎天真的性格。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完人，他甚至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既不懂权谋，也并不老练。

　　他有一种近乎于天真的性格。主动让位给袁世凯的人是他，这是对共和原则的妥协；反对袁世凯登位的也是他，因为看破了袁世凯的真实意图。他一旦认清真相，就会义无反顾，就像一个孩子为了玩具而不顾一切。

　　▌对民国失败原因的分歧，没有渲染的那么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艰难谋求转型之路，改良派们穷尽心思，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试图挽大清帝国于危亡之中，但接连的失败，终于让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满清气数已尽，转而投身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它被知识精英们寄予了厚望——民国的诞生，不应仅仅只是帝制的终点，更应该借由共和制度的建立，成为中国走向兴盛的转折点。

　　然而，当这一幻梦走到后期时，知识精英们一个接一个清醒过来，他们不得不承认，眼前看到的是一个或许比清朝更混乱的时代：

　　北洋政府内部权力争夺尖锐，暗箱、暗杀屡见不鲜；地方上各自为政、民间的帮派活动日益猖獗，整个社会似乎走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

　　但是，将民国的失败归咎于“政治军事因素”这个结果，却不免流于浮面。王人博教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以一个哲学家的洞察，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最具远见卓识的思潮，并以其中几位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分别阐释了中国转型的“路径依赖”。

　　由于内容过于丰富，这里暂时列举两位声名远播、著作等身，观点看起来却“尖锐对立”的学者。

　　◎严复：民国是一场早产儿的诅咒

　　严复是近代当之无愧的西方学智者。他深刻认识到，让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不是表面的科学民主和政治体制，而是其思想和制度背后所依据的思维方式。

　　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绝不是照搬西方现成的制度，而是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自下而上锻造出西方意义上心灵健全、智性完备的国民，如此才能构建现代国家。

　　而民国的失败，恰恰就来自于这两者的颠倒——在一个新人民尚未培养起来的国家率先变革政治体制，无疑是揠苗助长，导致民国长成一个畸形的早产儿。

　　严复对中国转型的看法，颇有“宿命论”的味道。

　　◎梁启超：民国是将错就错的现实

　　梁启超为中国现代化转型找到一条“新民主义”的路。“新民主义”同样认为，锻造现代国家的前提是培育现代国民，民众首先要具备自尊、公德、合群、坚毅等等品质，中国才能以现代国家显身于世界。

　　但是，近代中国的普遍焦虑，使得青年们等不得“新民主义”这种慢悠悠的未来，他们更热衷于爱国激情的现实释放，而民国正是这种革命激情释放之下的一个产物，它缺少理性设计，因而成了一个夭折的感性乌托邦。

　　但梁启超和严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认为，从新民到新政体再到新国家的顺序，是绝对不可僭越的——既然民国的诞生已是不可逆的事实，便应该尽力呵护这个“早产儿”顺利成人，它身上依旧孕育着未来。

　　与严复不同，梁启超是积极乐观的现实主义者。

　　很明显，严复与梁启超的分歧只是表面上的，两人的基本判断其实很一致：民国依靠新思想确立了新政体，但与之配套的新民却尚未出现，因此黑暗和混乱无可避免。

　　正如王人博老师所说：“梁启超一生善变，但始终未变的是他的“强国主义”情怀，一生都努力通过融会中西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严复目睹近代中国一系列挫折，晚年深陷绝望，并说过回到孔孟这样的话，但他从未否定自己为寻求富强之道所从事的译介西方著作的事业。”

　　“历史往往超出思想者之外。思想者是新的，干事的人却是旧的，这正是两种力量对峙时，思想输给行动的结果。”

　　▌百家争鸣，唯有“进化论”被普遍接受——走出对民国思潮的误解

　　因辛亥革命而建立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时期，它在政治上极度混乱，经济上民生凋敝，但在文化上却极为耀眼。

　　◎政治极度混乱：短短37年的民国，先后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中国国民党三代政权的更迭，权力斗争程度可见一斑；其政权组织形式更像儿戏，先后实行过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君主制、大元帅制、委员会制、五院制等等，从未有过一日安宁。

　　◎经济民生凋敝：整个民国社会，内忧外患，扰乱纷纷。经济上，除了重工业有所发展以外，连年的战争，让农业常年歉收，物价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也十分严重，“金圆券”的最高面值达到五百万；百姓不仅食不果腹，还要应对军阀们为筹集战争经费而征收的各类苛捐杂税。

　　◎文化极为耀眼：民国时处中西文化的一次“大碰撞期”，各类西方思潮像洪水一般灌入中国，哲学、科学、宗教、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中国纷纷登场， 在一批文人学者的翻译下，这些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迸发出新的生命力，造就了那个思想的黄金年代。

　　这次百家争鸣、思想解放运动，涌现出一大批各领域大师：东方哲学与传统文化，被他们重新挖掘、反复诠释；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被他们引入中国，成为思考破解中国问题的基本范式，而且围绕这些思潮，民国“诸子百家”的争鸣、交锋之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这一时代的军事和政治冲突。

　　民国时期的“诸子百家”

　　然而，王人博老师却委婉地提出：近代以来中国人真正接纳的西方思想其实很少，主要是进化主义。

　　“中国近代的思想人物（包括作为行动者的政治家），他们大都从进化主义去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把进化主义转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内化于骨髓。”

　　一种思想是否被普遍接受，并不是因为它被反复引用、反复强调，甚至不是因为它被写在律法中，而是一个社会，上至知识精英，下至底层民众的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是否以这种思想为底色。

　　但是，由于大多数国人对“进化论”的真正含义不甚明了，仅仅就“进化”做字面意思的褒义猜想，于是又造成了对进化论的三种误读、误用：

　　◎线性历史观。达尔文的进化论，本意是指“生物基因的随机变异，在几十万年到上百万年的尺度下，导致某一物种被环境淘汰或留存的机制”。换句话说，进化论认为，真正的进化，不是“出现一种新的基因突变”，而是“基因突变能否在长时间的跨度下，增益生物的环境适应性”。

　　大多数国人对“进化论”的这一真正含义不甚明了，直接将“生物进化”这一思想，迁移至政治、历史等领域进行思考，得出了“新的便是对的，新的即是进化”这一逻辑，不仅违背了进化论的本意，更导致一种肤浅的“线性历史观”——

　　历史的发展，永远线性向前、不会重复。因此，新出现的历史现象，一定代表着最先进的历史方向。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即便把“旧酒”装进“新瓶”，也堪称“进步”。

　　◎道德工具论。在轴心时代，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对道德的认识都是统一的——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善人自身。

　　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最高目的是至善”，趋向至善，是人的最高道德追求。而在孔子眼中，人的最高道德修养是至仁。可见，道德本身便是目的，人在道德追求中将趋近一个“完善的人”。

　　进化论传入中国后，“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一些知识精英由此得出论断：“人和动物本无差异，世间也并没有道德，道德只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合理满足自我需求而发明的工具“，这便是道德工具论。

　　这样的逻辑，最终成了少数人作恶的理论支撑——他们否定一切“旧道德”的合理性，另外定制一套道德标准，让道德成为他们欲望的奴仆。

　　◎强人逻辑。进化论的研究范畴，原本限定在生物学领域。19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将进化论的“适者生存”首次应用于社会学，由此逐渐形成了西方社会学流派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一学说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在人类社会同样存在——只有强者才能在社会上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因此，它不仅成了种族主义者的理论根据，甚至对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也有重要影响。

　　1895年，严复在将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进中国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希望借此学说唤醒国人：再不发愤图强，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

　　但是，当“社会达尔文主义”遭遇国人早已有之的“成王败寇”逻辑，便合成了一套更为恶劣的“强人逻辑”——是非善恶的标准，完全掌握在强者手中，一个人要么努力成为强者，宰制他人，要么心甘情愿被强者凌驾，没有中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