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和传承的优良作风与传统。邓颖超的一生始终自觉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恪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做人处事原则，从不随意妄加夸大和粉饰，总是坚持“事实就是事实”，充分表现了胸怀坦荡、谦虚谨慎、不图名求利的精神品质。她这种一丝不苟、事事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无不令人们钦佩。

　　“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

　　邓颖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言行举止及其模范精神，首先具体地体现在对于宣传周恩来的诸多事情的处理意见和果断态度中，旗帜鲜明、身体力行地倡导了客观、唯真、求实地尊重和反映历史的正确文风。

　　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为慎重起见，《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呈送给邓颖超审阅。

　　1976年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去电话。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那时正在总值班室值班。邓颖超在电话中首先问道：“你是值班同志吗？”她在得到了肯定答复后，说：“我对送来的悼念恩来同志的三篇稿子有点看法，向你谈一下。”她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对此，温宪当即作了认真详细的记录。

　　邓颖超在电话中娓娓而谈。她说：“在谈看法之前，我先把一个认识谈一下，我们回忆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悼念恩来同志，但不能从中捏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略作停顿，邓颖超说：“这三篇稿子我一篇一篇地说。第一篇是大寨大队党支部的，讲到周总理三次去大寨，我没有细看。总理三次去大寨，我只去了最后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中有两个地方的出入用笔划了一下。其它那两次我没去，我没有权力发表意见。”

　　“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说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另外就是关于李少石被特务打死的说法。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个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

　　“还有一处，就是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那时候国民党对日本采取的是焦土政策。长沙着火时，正巧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因为国民党当时就是焦土抗战，不能说是国民党搞鬼谋害恩来同志。那时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它的时间，个别地点上的出入，我就不说了。”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么！只是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来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

　　“今年恩来同志去世后，我听说有单位将一些文章朗读录音，放了，其实里面和事实有很多不符，当时也没办法。新华社的稿子你们也看一下，你们提法要一致，不能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大都讲到周恩来1941年1月18日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

　　1978年8月，邓颖超接见红岩纪念馆的同志，提及周恩来是不是“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时说：“搞清楚这件事，是你们红岩的责任。”“对恩来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

　　为此，红岩纪念馆遵照邓颖超的指示精神，认真作了一些调查，并于1979年11月在《报纸动态》简报第209期，刊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

　　当事人和知情人之一的刘昂看到后，感到还是与事实有些出入。刘昂是蔡和森、蔡畅的姐姐蔡庆熙的女儿，1910年出生于湖南衡山。不到两岁时，她父亲刘文炳病故，孤儿寡母倍受刘家公婆的虐待。1914年，外婆葛健豪心疼她们母女，便叫儿子蔡和森到衡山把她们接回双峰，从此便与刘家彻底脱离了关系，一直在蔡家这个革命家庭中生活成长，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37年10月，蔡畅从延安带信来，要刘昂去长沙与八路军通讯处联系。年底，刘昂经徐特立介绍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刘昂被派赴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身边任秘书。此后，她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中共南方局秘书处三科科长、统战委员会秘书、宣传部秘书等职。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的2月6日上午，周恩来、邓颖超和刘昂从红岩村回到曾家岩50号，邓颖超先回房间去了。刘昂等随周恩来来到了值班室。等候在那里的一位同志看到周恩来进来了，立即上前汇报说：“附近国民党的宪兵把今天的《新华日报》扣留了。”周恩来听后非常气愤，什么话也没说，立即走出大门，向附近宪兵连走去，抗议他们扣留《新华日报》。当时，随周恩来同去的，有彭海贵、祝华，刘昂和徐冰、张晓梅随后也很快赶到了。站岗的宪兵看到来势不对，不让周恩来一行人进门。周恩来只得站在巷子里同他们理论，坚持要宪兵立即退回被扣的《新华日报》，宪兵不肯退。后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闻讯赶来，他劝周恩来先回曾家岩50号休息，由他来交涉。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报纸不退回，我决不走。”2月初的重庆，天气寒冷，周恩来只穿了一件大衣，帽子都没有戴，站在宪兵连部外的那条小巷子里，一直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经过周恩来面对面的斗争，国民党宪兵才被迫退回他们扣留的《新华日报》。周恩来拿到报纸后，分给报童一部分，他自己还拿了一些。随行的同志们簇拥着周恩来走出巷子，向上清寺走去。这时附近的群众争着要看《新华日报》。周恩来一边走，一边把报纸散发给他们。这时，报童们情绪激昂，“卖《新华日报》”的声音震响山城。邓颖超当时不在场，所以她没有印象。

　　有一次刘昂见到邓颖超时，特意同她谈了关于周恩来有没有“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刘昂把她见到的真实情况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报告。刘昂还说：“总理叫卖过报，不仅不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会使人感到周总理在复杂的环境中，领导斗争艺术的高超。”邓颖超当即点头表示认可，并说那天她不在场。

　　至此，周恩来是否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终于按照邓颖超的意愿搞清楚了。

　　在这前后，邓颖超发现有的同志所写的跟随周恩来战斗在重庆的回忆文章中，有些情节与史实有一定的出入，提出应该更正。

　　比如，有的文章写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等同志应邀出席了一个集会。

　　实际上，董必武当时还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

　　又如，文章中对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一些描述也不真实，说二楼住的都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安插的“内勤”。

　　事实是，二楼住的是傅作义将军的部下刘瑶章（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和全国政协委员）；三楼住的是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

　　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访重庆曾家岩时，澄清了这些史实。

　　“实事求是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东西，写文章，讲话。不要言过其实”

　　1977年，著名党史学家胡华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教研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几位同志研究周恩来的青少年时期，并很快写出了书稿。他很想听听邓颖超对书稿的意见。经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联系，邓颖超表示愿意看看书稿。11月15日晨，她将撰稿人之一程振声叫去，讲她对书稿的意见，整整讲了一个上午。

　　首先，她从题目讲到怎样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写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她说：“根据我已经看过的内容，对书名提点意见。因为是讲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活动，用‘故事’二字不妥。”她亲笔改为《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她又说：“这本书是根据真人真事写出来的，用‘故事’二字就冲淡了它的真实性。书名请胡华同志再考虑一下。”后来她还拿出一本《西行漫记》给程振声看，并说，“我过去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第四章讲《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就是主席的生平，这是主席讲的，斯诺写的。后来又经过主席修改过。我推荐给他（指胡华同志）看看这一节。”“你看这本书一是写的青年时代；二是长沙时代；三是革命前；四是革命时代；五是苏维埃运动；六是红军长征。不是说一切都是按照主席这样来写。问题是，我们学习主席是怎样看待一个人的成长，以便能够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写出恩来同志的经历。”

　　其次，她说：“‘五四’以前恩来同志的活动我不是很清楚。在书中把主席的活动和恩来同志的活动连在一起，这样不合适。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希望把这部分（指把主席与总理连着写的几十段）删掉。那样写，给人的印象是牵强附会。”她接着说，“不管是写‘故事’也好，不管是写历史也好，一定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第59页中写道：‘大家都高兴得互相拥抱。’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拥抱’，在解放前，咱们中国没有这个习惯。解放后迎接外宾的时候，人家来拥抱了，咱们也拥抱，人家不拥抱，咱们也不拥抱。书中那样写，好像60年前就有这个习惯了，这样就不实际了。”她还说：“关于他（指周恩来）在南开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只是在文字上提出些意见。但在事实上也没多大问题。我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认识他的。我看了十五段，可以肯定。”

　　最后，她强调指出：“首先是文风，其次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东西，写文章，讲话。不要言过其实，特别是现在更不要言过其实。延安整风的时候反对党八股，现在我们反对党八股言过其实。这个问题要考虑，比如第二个题目‘从小立志救国’；，这个题目好像古人讲‘少有壮志’。这样不行，好像有点林彪的‘天才论’了。过去有人讲到主席青少年的事情时，主席讲过，我那时是个小孩子嘛。所以，关于第二个题目，他（指恩来同志）那时才十二三岁，这样写就不符合事实了。这个题目要改，怎样改？请胡华同志斟酌一下，是不是可以改成‘开始关心国事’，好不好？”

　　她把亲笔修改过的那一稿让程振声拿给胡华看，为什么这样改，让程振声解释给胡华听。

　　后来，程振声逐字逐句向胡华汇报了邓颖超的具体修改意见。胡华非常重视邓颖超的意见，表示一定按邓颖超的意见修改书稿。

　　“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刚开始编辑《周恩来选集》时，邓颖超就对研究人员说，你们选周恩来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确实依据证明它是恩来同志的东西时才能用，不要根据分析或猜测。在没有证实之前，宁舍勿选”。她还这样强调地提醒编辑人员：“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出文集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要采取突击完成任务的方法”。“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在几次谈话中，她不止一次地教导编辑人员要实事求是。她说，对于领导人物，不要总想方设法把正确的东西放在他们身上，这不是实事求是。她指出，领导人物的思想也是有发展过程的。例如觉悟社是什么性质的团体？有的认为是革命组织，邓颖超就没有赞成，后来写为进步团体，她才点了头。她说，在觉悟社时，就是周恩来，信仰也还没有定，是后来到了欧洲后才确定的。

　　1982年4月，邓颖超在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著作生平研究组的几位同志时说：“你们不仅要研究恩来同志的生平和著作，还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党史、中国历史。你们文献研究室要注意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她在听读了《周恩来传》的部分章节后，在写给他的信中指出：“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

　　邓颖超不仅给以如此谆谆指导，而且处处给编辑（撰）工作以极大的帮助。当送去周恩来的有关文稿时，邓颖超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核阅，反复核实史实，及时退回。读了她退回的文稿，编辑（撰）人员无不为她那种认真的精神、细致的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动和叹服。譬如，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由于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报告的记录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别是一些人名和史实不太清楚，整理时困难不少。是邓颖超帮助核定了不少史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议。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邓颖超不但亲自挑选出周恩来曾经写给她的十多封书信，而且还提供了不少征集书信的重要线索。又例如，1979年，邓颖超在核阅周恩来关于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时，两次打电话给编撰人员说，文稿中讲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北方只提于树德不够，建议加上李大钊和李锡九两个人的名字（邓颖超和李锡九在大革命时期都担负着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领导工作，在推动北方的革命运动中，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经常接触，彼此深为了解）。她说，那时我在北方，对北方党的情况比较熟悉，李永声（即李锡九）的工作很活跃，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希望李琦同志不要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应当尊重历史史实”。

　　除了核阅周恩来的相关文稿外，邓颖超还对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纪念周恩来的有关文章也都认真阅读，提出过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比如，她在阅读《艰难而光辉的岁月》一文后，写去的信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只写了恩来同志保护党内干部，却忘记了写他还大量地保护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我几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们都向我谈起如何受到总理保护才被解放”。“从统战工作考虑，对大批党外人士的保护，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写上较为妥当。”

　　“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事实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邓颖超曾经为一本上海出版的《新闻记者》刊物题词：“《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根据四项基本原则，结合用眼、用手、用脑、用笔，实事求是地反映新闻，要不断改进文风。”她说：“字写得不好，但所写的几句话确是我的肺腑之言。”

　　1979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处理公务，一位与她比较熟悉的报社记者，趁她休息之际将一篇采访她之前会见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样送给她审阅。

　　邓颖超戴上老花眼镜，非常认真地将这篇题为《中秋佳节话友情》的稿件清样看完，然后和蔼地把记者叫到身边坐下，微笑着问他：“你说绢花能盛开吗？”记者不明就里，立即回答：“不可能！”

　　邓颖超又问：“那你文章中怎么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呢？”记者一时语塞，脸一下红到了耳根。

　　“你看这里摆放的秋菊都是绢制的。”邓颖超边说边用手指着不远处的秋菊让记者看，“我说的没错吧！”记者连忙点头称是，并且心中暗自钦佩地想：她的头脑是如此睿智，眼睛又是如此犀利！真是一针见血啊。

　　接着，邓颖超话锋一转，神情严肃地指着稿件中的一段文字对记者说：“今天这篇稿子总体上写得不错，反映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但写会见结束前日本朋友唱歌这一段不符合实际嘛。你文章中写日本朋友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一首歌，可那天日本朋友明明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和一首我们国家的民歌，两首歌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记者一听有点紧张起来，低声喃喃地说：“您是周总理的夫人，日本朋友又非常崇拜周恩来总理，所以我们想在报道中突出一下他和您。”

　　邓颖超听后看了记者一眼，提高声音循循善诱地说：“不能因为周恩来曾经是总理，我是他的夫人，就这样写报道，这样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好。要写，两首歌的歌名都写上，要么就只写日本朋友唱了两首中国歌曲。想突出我，就说人家只唱了歌唱周恩来的歌，这不对。我是人民的公仆，会见日本朋友是我的工作。再说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请你回去后立即改过来，然后再见报，而且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最后，邓颖超语重心长地对那位记者说：“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事实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实事求是去办的，希望大家实事求是地向人民群众讲”

　　出于对周恩来的爱戴和敬仰，更是出于对邓颖超的敬重和信任，在1983年的全国政协换届会上，2000多名政协委员以全票赞成邓颖超出任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尽管年事已高，多病缠身，但邓颖超在其位、尽其责，以满腔的热情，对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六届政协主席任上，邓颖超十分关注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84年6月，她到天津视察工作，分别会见了全国政协在津委员和天津市政协委员。人一到齐，她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我说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我再说说，我不做独角演员，大家都提意见。我到这里来，就是来集思广益的，把大家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反映到全国政协。”邓颖超手中没有事先写好的讲话稿，也没有长篇大论照本宣科，她详细地询问了委员的生活工作情况，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大家畅所欲言，争着发言。

　　邓颖超认真听取了大家对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然后，要求天津市委和市政协的同志一定要及时解决能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她意味深长地对与会者提出了建设性的工作指导意见，她说：“大家对一些问题很着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可以马上办，马上解决，有些事还需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着一些什么困难，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实事求是去办的，希望大家实事求是地向人民群众讲，人民群众是会谅解的。”

　　“我试提出“八互”作为参考……应将事实经过告诉你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开播不久，邓颖超就成了这档节目的热情听众。只要没有太忙的事情耽搁，她天天都会津津有味地收听。不仅自己认真听，而且还向身边工作人员推荐，甚至经常把听到的内容对大家叙说一番，让大家与她共享收听的乐趣。在她的带动和感染下，大家逐渐也成为“午间半小时”节目的热情听众。有时由于工作关系，往往不能坚持天天听，但是，只要有时间，身边工作人员就会很习惯地打开收音机，兴味盎然地收听“午间半小时”的精彩节目，确实受益匪浅。

　　邓颖超不仅把收听广播作为了解社会、体察民情的一个窗口，而且还以认真、诚挚的态度视它为朋友间的交流。1987年5月29日，邓颖超在收听到“午间半小时”播出的一则意外的消息后，格外高兴，便提笔给“午间半小时”节目组写去一封信。信中她情真意切地谈到了收听节目的感受，好似在对一个挚友倾诉衷肠。

　　而最难能可贵的是，邓颖超在这封信里还用了不小的篇幅，针对广播里“周恩来同志提倡夫妻’八互‘”的说法，将自己知道的真正由来情况做了如实的更正。

　　这封温馨如一缕春风春雨般的信件是这样写的：

　　午间半小时广播的同志们：

　　今天你们传来我喜出望外的消息，感谢你们报道了王华冰同志的近况，令我非常的兴奋，也非常欣慰！

　　王华冰同志是一个好样的女共产党员，我时（常）想起她，但解放以来，我们之间，没有通过信息。只从过去同她小组另外两位同志间接知其一、二。今天听时，开头介绍她几句未听到，不知你们可否告诉我有关她的通讯处吗？如果太麻烦的话，那就不必去问了。（5月29日写到此）

　　顺便告诉你们一件小事，在不久以前，我听到你们播了周恩来同志提倡夫妻“八互”，我当时听了说的不完善，想把事实告诉你们，我又觉得没有必要，今天写信，我认为应当将事实告诉你们，首先“八互”的互当然还有另外一方，“八互”提出是经过周恩来同志的生活实践再加我看到许多夫妻关系中出现了矛盾与（相）处好坏的情况，我试提出“八互”作为参考，从未以正式用文字发表过，恩来同志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是默认的，所以不应是由他提倡的，我并不是争这点提出权，而应将事实经过告诉你们，你知道就可以了，更不需要更正了。

　　你们的节目很吸引人收听，只要我可能时，也是你们的听众呢，年老手力差，字写的了（即潦）草，请原谅，专此敬礼！

　　邓颖超

　　1987年5月29日

　　邓颖超在信中提及的她与周恩来提倡的夫妻“八互”是：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