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局部）。后排左一为萧军。

　　萧军与毛泽东，一度关系十分密切。他俩初次单独畅谈的曲折，颇让人想起中国传统所津津乐道的故事：权力者“礼贤下士”，而文人却“天子唿来不上船”（杜甫诗句）。

　　1938 年3月20日，31岁的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步行十几天，第一次来到延安。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去打游击，但路途阻 绝，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听丁玲说起，便很想见见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约个时间与毛见面，萧军竟然婉 拒：“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毛泽东不以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萧军，请他吃饭。萧军还应邀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对文化人开诚布公，对鲁迅高度评价，并和师生来宾在操场上就着风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后来与毛长谈后，萧军又写下对毛的观感：“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1942年1月1日日记）

　　萧 军过去不是很了解共产党，在延安他对看到的很多东西不以为然。他评价边区里这些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平庸的， 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

　　但他对毛泽东另眼相看。萧燕说：父亲性格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为什麽跟毛泽东 谈得来？从日记里，感觉我父亲和当年的毛泽东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样是独来独往，一样是不惧压力，一样是能忍辱负重……于是“惺惺相惜”。我父亲自己说： 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根本还是建立在“鲁迅的基础上”——父亲对鲁迅先生是五体投地般佩服，所以这世界上谁崇敬鲁迅，他就跟谁亲，而毛泽东当时对鲁迅评价很 高。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先生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泽东与他谈过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饭，至少给他写过十封信。他说： “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毛泽东有一次告诫萧军要经得起委屈，现身说法讲他自己“在党内受过11次处分，但是我什麽都不 说……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记）。萧军颇为之不平，写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送交毛审阅删改后投给《解放日报》 （1942年4月8日）发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舒群，要求删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在中国的红色文艺史上，“延安文艺座谈会”被称为“划时代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引言、结论两次讲话，后来被中共文艺部门奉为“天条”，以致在作家、艺术家的语言系统中，“讲话”成为一个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艺术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温。

　　这次会议，与萧军的一个建议大有关系。

　　有一次，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哪有什麽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你这个建议好！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情况好吗？”

　　萧军所说“应当有个政策”，是指党对文艺事业要有一套政策，并不是建议党定一套政策让艺术家人人服从。他哪里预料得到，毛泽东接过这个想法，第一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其后果竟是将艺术家们的创造力压得全部枯萎？（记者 高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