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出书揭秘日本窃取钓鱼岛历史。

　　67岁的日本教授村田忠禧最近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书，内容是关于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钓鱼岛问题。村田忠禧的结论是，作为历史事实，被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的岛屿本来是属于中国的，并不是属于琉球的岛屿。“日本在1895年占有了这些地方，是借甲午战争胜利之际的趁火打劫，是窃取而不是堂堂正正的行为。”

　　在这本《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中，村田忠禧用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上的《日本外交文书》，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数字资料库公开的文件，对琉球、冲绳与日本明治政府、中国清朝政府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梳理。

　　2013年6月，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以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听说消息，便主动联系村田忠禧将这本书引进到国内出版。步平对记者说，书中披露的历史事实，他“基本都知道”。“现在日本政府也有些不聪明，比如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实也可以作为他们立场转化的一个台阶。”

　　村田忠禧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2012年刚从日本国立横滨大学退休。他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喜欢用电脑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代会的词汇变化。在这本对日本“不利”的书出版之后，步平有一次问村田忠禧，“你在日本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村田忠禧坦言：“到目前还没有，不过日本警察也在担心，怕右翼来我家捣乱。”

　　2013年11月3日，在为本书中文版发行举行的座谈会上，村田忠禧被在场的中国学者赞誉为“勇敢的学者”、“敢于直言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好朋友归好朋友。”村田忠禧对记者强调，“我一直没说过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本来是中国的，后来被日本窃取了。”

　　民国34年（1945年）3月由内政部地图发行许可、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出版的《中韩日形势图》，其中明确标出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的地理位置，表明这些岛屿为中国领土。

　　“周恩来是很聪明的”

　　记者：关于钓鱼岛的历史归属问题，这本书有哪些新的发现？

　　村田忠禧：这本书主要讲了琉球、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前面是琉球国和钓鱼岛的关系，后面是日本把它划进冲绳县的过程。1885年8月，日本明治政府内务卿山县有朋发现冲绳本岛东部有北大东岛和南大东岛，便命令冲绳县令西村舍三调查和建国标。之后，山县有朋让西村舍三在鱼钓岛、久场岛等地调查和建国标。西村知道这几个岛在清国册封使的《中山传信录》里有记载，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他虽然做了调查但没有建国标，而且当时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也知道这些岛和中国有密切关系，也不赞成设立国标。最后明治政府在1885年12月暂时放弃了把该岛编入日本国冲绳县的方针。本书很具体地介绍了1885年日本政府放弃编入该岛的过程。

　　1894年12月，日本做出钓鱼岛属于冲绳县一部分的决定。为什么九年后日本政府态度改变？唯一原因就是甲午战争日本打胜了，不用听中国清朝政府的意见了。不过，同意冲绳县在该岛设置标识只是日本内阁做出的决议，并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了领有该区域的正当手续。而冲绳县虽然接受了内阁决议，但实际上并没有设置标识。本书利用日本政府公开的档案，把1895年1月钓鱼岛划为日本领土的过程呈现出来，说明这是日本趁战争胜利机会窃取的。《马关条约》是1895年4月签订的。但1894年12月日本已经就把夺取台湾的方针定下了。钓鱼岛跟割让台湾是同时进行的，虽然钓鱼岛不包含在《马关条约》内，但还是日本趁战争胜利夺取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无人岛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最关心的是台湾被日本夺去的事情。

　　记者：这本书里提到中日建交前，周恩来会见秘密访华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专门谈到钓鱼岛的处理问题。当时日本国内有人赞成把钓鱼岛还给中国吗？

　　村田忠禧：先解决钓鱼岛问题然后建交，主张还钓鱼岛给中国这种观点的人很少。日本的政党包括公明党，都认为那个岛屿是日本领土。周恩来认为，这不要成为建交的障碍。首先是建交，两国关系发展好了再说钓鱼岛问题，周恩来是很聪明的。那时候日本国内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声浪比较大。因为美国侵略越南，日本政府也支持美国，老百姓很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那样的情况下，中日建交更加重要。我们今天介绍周恩来的说法非常重要。

　　从日本外务省公开的竹入义胜的笔记来看，周恩来跟竹入义胜交谈时，主动提出钓鱼岛问题，这是我2012年9月写作时的认识。但是后来看别的资料，发现这个说法不对，是竹入义胜先提出钓鱼岛问题。日方故意隐藏竹入义胜说的内容。我想在北京找中方的档案以佐证，想见当时做翻译的王效贤，但她不想见我。我还通过朋友问外交部档案馆，他们也拒绝了。日本外务省把竹入笔记公开时故意篡改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想恢复原来的面貌，但中方不愿意帮助。最后出中文版时，文章里的说法没变，但是用“作者注”的办法给出不同观点介绍，这是中文版和日文版不同的地方。 “多听听日本各方面的意见”

　　记者：当初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村田忠禧：这本书是缘于2003年我在东京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4年6月，我根据那篇论文出版了一本书《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对21世纪人们智慧的考验》。后来，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翻译全文刊登在他们的刊物上。在中国大陆，2004年也有杂志以钓鱼岛争议为主题刊登了我的文章，但在文章中，对中国有利的部分才介绍。

　　新书原计划动笔后到2012年底时完成，但写作工作一直延续到2013年3月，直到6月才最终出版日文版。

　　记者：你的研究里对中国不利的观点是什么？

　　村田忠禧：1945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后，还台湾给中国时，钓鱼岛也本应还给中国，但日方不还，中方也没提。后来美国托管钓鱼岛和冲绳，那时中国政府如果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话，应该抗议吧，但是没有抗议过。

　　当然，日方也只提对中国不利的事情。1961年，日本文部省鉴定的中学地图教科书里，也不存在尖阁列岛。1971年，同样的地图又突然出现尖阁列岛。我认为日中都一样，过去都没怎么关注过钓鱼岛。直到1968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发布海底资源调查的结论性报告后，中日开始主张钓鱼岛是自己的领土。

　　记者：你对中国政府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如何看待？

　　村田忠禧：过去中国领导人，比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很重视将人民和政府分开的思想。中国反对的不是整个日本，而是日本政府的错误政策。其实日本国内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不一定全部的日本人都接受政府的意见，反对的人比较多，日本人也是爱好和平的多啊。所以中国政府需要多听听日本各个方面的意见，不一定要赞成对方意见，但是听很重要。双方受的教育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共识绝对不会马上达成，这一点必须承认。

　　“追求真理和事实就是研究的目的”

　　记者：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的反应怎样？

　　村田忠禧：书出以前，我起码每个月去一个地方做一次报告。大学，民间团体都做过。每场人数并不多，三五十人，多的时候有一百人左右。我也让他们直接看书，让他们了解问题的真相。

　　很多日本人看了我的书也表示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主流媒体不报道，连个书评都没有。今天（11月3日）朝日新闻的记者来了。我问她，你怎么不写书评呢？这本书里有很多新的发现，可以作为一个新闻来做报道的。但是，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很多日本主流媒体，他们都不敢报道，因为这是对日本政府不利的事实。日本大媒体放弃了坚持真理的态度。日本虽然说是言论自由，实际上包括我的观点在内，反对日本政府的意见都不敢介绍。

　　记者：日本历史学界对钓鱼岛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村田忠禧：一般日本的历史学者不说。近代琉球史、中日关系的专家也有一些，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研究成果发表观点，但是他们不敢说。我很有意见，学者要有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但是他们怕政府。在网站上我被网民骂成“卖国贼”，但是我无所谓。

　　记者：你最初从历史角度研究钓鱼岛是什么目的？现在中日关系有三个层面，政治、感情和学术研究，日本的学术研究对政治有什么影响？

　　村田忠禧：追求真理和事实就是研究的目的，没有其他目的。学术要尽量排除主观性，起码我是努力这么做。中国“文革”时期，我还是东京大学学生，知道的信息很少，当时中国介绍的都是对共产党有利的信息，我们单纯地接受了。那时候我们赞扬“文化大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科学的态度。后来我也觉得这样的态度不行，要用客观和冷静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记者：你很早就开始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怎么观察中国当下的时局，这跟中日关系有何关联？

　　村田忠禧：我之前的研究包括中共党代会报告词汇的变化。比如说，过去社会主义这个词最多，现在不包含“社会主义”的“社会”比“社会主义”多；过去“生活”这个词是活动的意思，现在的意思变了，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我还分析过《人民日报》里词汇的变化。比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本来共产主义是提倡国际主义的，马克思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毛泽东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所以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标语，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说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是提倡的。

　　不过，“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只提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很少提及。“文革”之后基本上不提国际主义，只提爱国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日报》已经不提国际主义了。所以我认为现在中日关系不好，日方原因当然有，中方的原因也有，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太强调爱国主义不提国际主义了。从《人民日报》的社论，党的政治报告或者是党章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我不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搞研究”

　　记者：坦白讲，这本书的大部分观点对中方有利，你关心这一点吗？

　　村田忠禧：有利与否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事实、真实。

　　记者：就国家间领土争端而言，从各自国家立场都希望本国多获得一些实际利益。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研究被政治利用？

　　村田忠禧：我不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搞研究，学者站在国家立场肯定会犯错误。过去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学者都是服从政府命令和天皇的，有很多学者赞成侵略中国。中国“文革”时期学者服从毛主席的号召，他们也是犯错误的，没有独立思考，或者说独立思考的人被压制了。日本反对侵略战争的也有被抓的，甚至有被杀的。我们后来也都有反省，吸取教训，不能重复那种只听政府命令的时代。

　　记者：你在书中提出“共有论”，其实也就是“共管”钓鱼岛，为什么？

　　村田忠禧：现在日本认为是自己的领土，中方不接受，但日方现在控制着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一种办法是对半分。你看黑瞎子岛，中俄一半一半分，这是妥协的办法。可以学习中国和俄罗斯、德国和法国怎么解决领土问题。双方的认识慢慢在沟通中增长，中日之间也应该那样协调、增进双方的共同认识，促进年轻人的互访，了解对方，慢慢沟通。共识是慢慢形成的，不会立刻实现，需要一段过程。我觉得妥协是很好的，这个小小的钓鱼岛成为中日合作的障碍很不好，所以用妥协双赢的办法解决是有智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