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50年年底，解放军取得“元江大捷”。 　　

国民党第8军、第26军战败，其中一部从云 　　

南退入缅甸，苟延残喘、拼命挣扎，却又“绝处逢生”。他们割据一方形成了“国中之国”，渐渐成为一支妖娆的“罂粟花”：一支对抗缅甸政府军、武装窜扰云南、走私贩毒、煽动叛乱的武装力量。笔者在查阅外交部解密档案时，发现了外交档案中对这支“罂粟花”覆灭过程的相关记载。 　　

边境线上的阴谋 　　

1959年8月11日，昆明军区的一份加急电报火速发往云南军区，同时上报总参、外交部： 　　

据悉逃缅蒋残匪军正在策划破坏中缅关系，制造中缅军事冲突的阴谋，准备化装我军袭击缅军或化装缅军进攻我军，并令其特务组织收集调查有关中缅边界问题，双方人员越境问题的情报，以便多方进行挑拨。1959年9月16日，昆明军区再次向总参谋部、外交部报送了一份机密级急电。该文详细地补充汇报了逃往缅境的国民党“中委员二组”特务李绍清一伙三次化装为解放军到缅甸境内挑拨中缅关系的活动情况。解密档案记载如下： 　　

李绍清系蒋匪中委二组特务茶树民的部下。现有47人，共有大十响11支、手枪1支、美造手榴弹4枚，假机枪2挺，仿制我军和缅军的军服及其他便衣共22套。8月初李匪带6人化装我军到楚余河地区活动，当地特务王大兴（王系李匪部成员）即向罗孔山官报告解放军曾到楚余河一带活动。对于这一情况，外交部给予了高度重视。10月8日，章汉夫副部长向陈毅副总理书面汇报，提出通过我昆明外事处提请缅方注意蒋军挑拨阴谋的处理方案。 　　

10月10日，我外交部迅速向云南外事处发出陈毅副总理批发的加急电报，请云南方面转告缅方，警惕蒋军破坏和挑拨中缅关系的阴谋。云南省政府外事处于10月16日面告缅方驻昆明副领事吴拉吞，提请缅甸政府予以警惕。 　　

“外交无小事”，一起蓄意制造中缅冲突的外交事件，由于我外交部正确、得当的处理而被及时化解。 　　

档案中记载的李绍清是何许人也，现在已无法查证了，但他身后的这个国民党“中委二组”，却是逃亡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执掌着相当数量的特务组织和正规武装部队。据解密档案揭示，其时在缅活动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已达到了7400人左右。而此类的骚扰、挑拨甚至武装窜扰事件也在边境线上持续了近十年。 　　

那么，这支残军武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中缅边境生存下来的呢？ 　　逃缅残军的“前世今身” 　　

逃缅残军的前身是国民党第13兵团第8军709团，归属于李弥、柳元麟领导。 　　

李弥，字炳任，云南莲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1947年11月任整编第8军中将军长，1948年春，升任第13兵团中将司令官。其部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李只身化装潜逃。后受命重建第13兵团，并率部去云南。 　　

柳元麟，字天风，浙江慈溪人，1907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柳元麟先后担任过总统侍卫总队队副、警卫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直至总统府少将侍卫长，深受蒋介石器重。柳、李二人是同学，颇有私交。而李弥也极力拉拢这位“蒋校长”的身边红人，以期获得蒋的信任，在组建13兵团时，李弥就多次向蒋提议由柳担任他的副手，但蒋均以柳侍卫“总统”责任重大为由未予同意，直到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柳才被下放出任李弥的副手。 　　

1950年年底，在解放滇南的“元江战役”中，李部被解放军击溃，四散奔逃，所辖709团逃到缅甸后，千辛万苦地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得到蒋介石的手令竟是“断决一切关系，自行解决”。残军在缅政府军、当地土匪的多次围攻后千辛万苦杀出一条血路，在缅甸站住脚。蒋介石闻知后，认为其可以一用，又将逃往台湾、其时赋闲在家的残军的老长官李弥派回担当头领，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继续担任副手。 　　

逃缅初期，国民党的这支武装只有千余人马。但因缅甸政府忙于对付国内的反政府武装，无暇顾及这些流亡者，残军在美国和台湾当局不断提供补给、援助的支持下，经过扩充后竟达到近2万人，自称为“云南反共救国军”，占据了面积相当于两个台湾岛之大的地盘。 　　

1951年六、七月间，李弥指挥残军出动6000余人，实施“闪击行动”，侵犯我云南，接连占领耿马、孟连、锰海、镇康等县的部分地区。就在李弥得意忘形地叫嚣“光复云南”之际，我云南军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窜入武装进行围剿和清剿，两次战斗共歼敌近800人。残军一路狂奔逃回缅甸；我军则坚持“不出境作战”的原则，对于盘踞在缅甸境内的残军仅以监控为主，对窜入我境的残军武装则予以坚决打击。

　残军受到重挫后，不敢再造次，便在缅北地区盘踞。为了扩充武装力量、进一步割据地盘，残军需要大量军费维持。档案揭示，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有美国政府这个后台，残军最高能获得每月7万美元的特别补助。但在李弥眼中，这些钱远远不够，他看中了缅北的罂粟资源。 　　

缅甸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人将罂粟引入缅甸，缅北地区始有大量农民种植这种利润极高的植物。缅甸独立后，这种情况也未有改变。罂粟果的汁液是制造鸦片的主要原料，美丽的罂粟花因此被人们称为“罪恶之花”。而用“罂粟花”来形容逃缅蒋残军的罪恶行径一点儿也不为过。 　　

残军历来就与罂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护运鸦片、走私黄金、收取保护费，开创了缅北地区公开以大型武装护运鸦片的先例。“反共抗暴”是主业，走私、公开护运鸦片却成了许多军官乐此不疲的副业。著名的大毒枭坤沙早年还曾在李弥开办的“反共抗俄军政大学”里接受过培训。 　　

在残军武装的运作下，一条从泰北到缅甸再到老挝的贩毒通道渐具雏形，它也是后来那条赫赫有名的“金三角”贩毒通道的前身。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缅北地区的鸦片产量为100多吨；到50年代末期，鸦片的产量已经达到了200多吨。 　　

妖艳的“罂粟花”悄然生长 　　

有了钱的残军更加横行，他们居然置缅甸主权于不顾，煽动地方土司、头人公开对抗政府，如此行径当然为缅甸政府所不容。 　　

1953年夏，缅甸政府调集了8000名剽悍的克钦族政府军，又用重金招募了近4000名印度雇佣军，发动“旱季风暴”战役，将残军总部团团包围，誓要清剿到底。形势危急之下，残军内部对作战的方案大有争论，柳元麟提出了“走为上”的对策，但遭到大部分将领的否决。此后，两军一度激战形成对峙态势。就在残军大部接近崩溃的关键时刻，外线护运毒品的部队火速驰援，彻底击溃缅军。 　　

缅甸政府不得已，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残军的幕后操纵者——美国和台湾当局侵犯缅甸主权，要求残军撤往台湾。台蒋方面无奈地表面允诺。 　　

“撤军”过程中，残军的内部发生了分歧。李弥不愿撤退，不愿自己辛苦打拼来的地盘白白丢掉，认为撤回台湾没有发展前途，故对军令的执行推三阻四；李弥手下的云南籍将领也不愿撤，认为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将与生养自己的故土远隔千里。但柳元麟等“校长嫡系”是“撤军令”的积极执行者。“撤军”的最后结果，残军仍有3000余人滞留。蒋介石对“撤军”不力大为恼火，但又奈何不得“在外之将”，自此不再重用李弥，将其架空，让柳元麟担任实际上的总指挥，加强对剩余残军的掌控，对外则宣称残军已全部撤走。1954年年底，残部的番号改为“云南反共志愿军”。 　　

至此，残军的实力大大削弱，柳元麟也大为收敛，不轻易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反攻云南。每当台湾方面要求上报战绩时，就以小股特务频繁地用“小偷小摸”的方式袭扰我边境，以此向上峰搪塞、邀功，暗地里埋头休养生息，保存实力。 　　

缅政府由于再次应付国内反政府武装而无暇顾及残军。 　　

“罂粟花”又一次残存下来。 　　屡战屡败的“反攻行动” 　　

残军部队“光‘窜扰’，不‘光复’”的情形显然无法令“校长”满意。1957年夏，大陆开展整风运动，政治形势紧张。蒋介石乘势提出要对大陆进行“军事袭击”和“政治反攻”，指令逃缅残军在云南边境伺机组织武装暴动。为此，残军蠢蠢欲动，制定了武装反攻云南的“雨季方案”，意图在当年的10月份——雨季结束前袭扰我境。 　　

柳元麟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圆满：第一、第二、第三师各出动500人，分西、东、中三个方向向我云南车里、沸海、澜沧地区窜扰，其中，西路和东路以强突吸引解放军兵力，中路则乘解放军兵力分散之际捞取“实惠”。计划10月前要举行的行动，到12月份才得以执行，出动的人员也仅有200余人。 　　

解密档案记载了这次突袭的“成果”： 　　

袭扰活动分别于1956年11月30日、12月19日、20日开始，出动约220人，仅西路10余人突入，而东、中两路未敢突入，仅在边境滞留几天，至12月30日全部结束。

西路第一师10余名匪徒突入我境，向板角政府工作组射击20余发，破坏电线杆数根。 　　

为了交差，获取蒋帮信任，吕维英竟捏造战绩：该军各部队均突入我境内，并与我军、民兵遭遇、激战数次，毙伤我军50余人，缴获我官兵服装、肩章、符号以及弹药、武器与大批资料证件等。 　　

事实上，整个雨季行动是一场光打雷不下雨的“闹剧”而已。 　　

东路的第一师张伟成部始终没有进行窜犯前的训练，并借口“雨季案”不够保密恐发生不良后果以及我军在边境云南一侧中国人的解放军增兵、缅军有进攻态势等为托辞，在10月中旬竟然将该师的辎重后撤，以尽量拖延时间。“雨季”行动开始后，该部占据了磨栈山区，此后仅用被收编的当地头人的残余分子和我方的逃缅人员充数，袭扰我境。总共出动了10余人，其余计划出动的150人均在境外担任掩护。 　　西路方面，下辖第二、三师的吕维英部表面服从计划，实际公开对抗。他的理由更加“充分”，称自己患病，拒绝指挥，但为了顾全台湾的“威信”，只能作“有限度的实施”。第二师师长蒙宝业紧随其后，“抱病不起”，并以气候不良、患病者甚多为借口而停止部队集训。 　　

雨季案的解密报告充分揭示了这次武装反攻失败的原因：各匪首间互相倾轧，矛盾甚深，都想保存自己实力，不愿“冒险”。残匪是由大陆溃逃至缅甸的蒋军残部组成，不同派系背景的各部匪首均自谋发展，因此互相排斥。 　　

常言道，上行下效，残军的内部不和的根子还是出在最高领导层。 　　

柳元麟和他的军长们的较量 　　

斯时，残军的最高领导层的“塔尖”是柳元麟。 　　

蒋介石重用同乡是尽人皆知的。柳元麟精明过人，善于察言观色，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在蒋身边侍卫多载的柳元麟也是个权欲极强的人。1954年年底，他在“撤军”事件后获得了残军的实际指挥权，但鉴于当时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仍然是李弥，柳元麟行事比较低调，未有大的“动作”。1957年年底，柳元麟正式担任国民党中委二组“云南省特派员”，真正掌控了残军的最高权力。此后，他不顾残军遭到缅方围剿、解放军严密监控的困境，一上台就动手整顿内部，要求绝对控制权。 　　

柳元麟自恃自己的背景，不屑团结周遭的李弥旧部，尤其排挤以云南人为主的非嫡系部队。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昆明军区向外交部汇报的残军战斗序列图每隔一两年就会有变化。尤其在柳元麟上台后，对人员的调动尤其频繁。这使得原本对这个“空降司令”就不满的李弥的老部下们更加反感。 　　

原先柳元麟手下只有三个军的编制：第一军吕维英部，第二军甫景云部，第五军段希文部。柳上台后，首先发难的是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他有后台，背景硬，参加过抗战、打过反共内战，还在毛人凤的情报局里混过，根本没有把柳元麟放在眼里，公开宣布第一军独立，不听从柳元麟的调动。柳元麟暴跳如雷，连连禀报蒋介石。蒋亲下手令后，吕维英才息事宁人。毛人凤死后，柳元麟即架空了吕部，夺走其指挥权的第一师的张伟成部另外组成第四军。 　　

在“雨季案”失败后，柳元麟终于找到借口以彻底解决“人事纠葛”。矛头首先对准了吕维英。柳元麟以执行作战不力为由，请示上峰对吕维英部进行人事调查。经过批准后，将吕维英调任“元江指挥所指挥官”，夺其军长职务。 　　

解密档案揭示了随后发生的一场“好戏”： 　　

吕维英毫不示弱，拒不执行命令，并构筑工事戒备。1958年7月底，柳元麟调动干训团以及师等部千余人借“演习”的名义对吕维英下手，软禁了吕维英并将其手下副军长吴伯介、团长吕汉三、陈就、梁少卿等高级军官逮捕关押。双方冲突中，柳元麟将吕维英的亲信——第3师7团的李光军部全体缴械。吕维英的职务由李文焕代理。 　　同时，柳元麟以“贻误战机、违犯军纪”为名，免掉和吕维英交情深厚的第二军军长甫景云的职务，以副军长吴祖伯取而代之，并将甫景云的一个亲信营长当众枪毙。 　　撤换了两个军长之后，柳元麟又磨刀霍霍，准备除掉第五军军长段希文。 　　

段希文绝非善类。其资历过人，打仗也有一手，在残军内部威信颇高。他在白崇禧的手下当过师长、军长，还当过武汉警备司令，其统领的部队多由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组成，对其忠心耿耿。他娶了缅甸的景栋族大土司刀材栋的侄女为妻，在当地颇有势力。柳元麟要排挤段希文并非易事。段、柳之间也早有芥蒂。在多次决定残军生死的重要关头，柳元麟的对策总是“先走为上”，与段希文这些想长期扎根缅甸的高级军官们的想法历来抵触。段在李弥掌政时期也曾凭借自己的各方关系，试图排挤柳，以取而代之。

柳元麟对段希文算计已久。早在1957年9月，柳就免去了段所兼任的西区指挥部总指挥的职务，使其手下李文焕部脱离其领导，另外组成第三军。随后，给段希文统率的第五军仅留两个师的编制。 　　

从1957年年底开始，柳元麟数月拖欠第五军的军饷，继而又越过段希文的军部，通知其手下各师团，今后无须通过军部，可直接向总部报领军费。但段希文的部属拒不执行。此计不成，柳元麟恼羞成怒，他干脆下令，停发段希文部所有经费。 　　矛盾总爆发！ 　　段希文立即称病告假，同时擅自调回在中缅边境担任窜扰任务的第五军部队，称柳看不起云南人，宣布独立。柳元麟大吃一惊，忙向台湾告状。双方直闹到1959年4月，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亲自赴缅调解，李弥又加以劝说，才使段希文放弃独立，重归柳元麟指挥。 　　收拢权力的柳元麟如释重负，他的“反攻美梦”也越做越“酣畅”，制定了新的对云南武装反攻计划。1960年7月，台方又将400余人的“特种部队”空运到缅北，加强残军力量。到1960年7月底，残军发展到近万余人。多行不义必自毙！ 　　

高悬在残军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有下落的一天。 　　

铲除“罪恶之花” 　　

逃缅残军能够在中缅边境立足十年之久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缅政府军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中缅边境接壤，地形复杂，我方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环境，为避免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边境问题挑起事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另外，残军的生存策略也很简单。打得过打，打不过就跑，他们还美其名曰“三大步窜扰”。 　　

昆明军区政治部编印的《边陲十年》一书，对国境线上我军与运用“三大步战术”窜扰的敌军之间的战斗有多处记述——逃缅蒋残军对能摆脱我军的追击略有几分得意，他们说：解放军有规定，不能越界追击。可以利用国境线的特殊地理条件，迈三步进云南，跑三步退缅甸。解放军除非是股风，要不，连我们一根毫毛也抓不着。当知道敌人要越境后，部队去早了，匪军一听到风声，就不再来窜扰。等入境后再去，残军还真的抓一把就来个“三大步”——逃回缅境，连个老鼠尾巴也摸不到。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咬住敌人的尾巴了，可是他们拼死拼活地往外跑，只要一过了边境线到了外国就不跑了，而且还站定下来向你破口大骂：“共产兵，好小子，你过来三步，看老爷怎样揍你。” 　　

尽管边境特务活动频繁，但我军严守边防纪律，决不出境追击。在笔者查阅的相关档案文件中，多次出现“不得越境”的相关政策，如，在外交部1958年8月13日回复昆明军区的《复打击蒋残匪意见》的绝密文件中，有如下文字： 　　

为给残匪歼灭性打击，巩固边防社会治安，在残匪向我窜犯时，将其歼灭于我国境内是必须和正确的。但是，我军主动或顺势进入缅境作战，是不妥当的，不能采取此种措施，请军区严格掌握，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出境作战。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残军的伎俩并没有如愿得逞。解放军对窜入境内的敌人进行了坚决、严厉的打击。据昆明军区公开的史料记载：“从1952年春至1966年夏，在云南西南边境线中国一侧，打击小股入窜之敌80余次，歼灭敌人830余名。另外，投诚的官兵有两千余人。”对于境外敌患，我方不断加强与缅甸政府的交流、沟通，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中央政府与缅方经常就残军的动态互通军事情报，进行外交磋商，解决边境上出现的各种问题。 　　

1954年6月，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首次访问缅甸。6月29日，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双方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政府在与缅甸方面的接触中，始终关注逃缅蒋残军的动向，并以联合维护边界的安定作为双方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解密档案中，多处提到蒋残军对中缅边境安全的威胁，并要求缅方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如，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1958年9月26日发送的加急电报中有如下文字，指示时任驻缅大使李一氓在与缅方会谈时需强调这一点：请你在吴努约你谈边界问题时顺便向他（或约见的外交部长）说明以上情况，并表示，蒋残军的上述活动，严重威胁中缅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损害两国关系。同时，为维护边界的安全，希望缅方如果目前还不能立即根本消除这一危及中缅两国安全的因素，首先也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蒋残军在中缅边境上的活动。

此后，双方的高层就边境问题展开多次接触和磋商。 　　

1960年1月，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与周总理亲切会谈。当月28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此后，中缅双方秘密达成联合行动协定——扫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这次作战使得柳元麟部踏上了彻底覆灭的不归路。 　　解放军参战部队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2月两次进入缅境与缅政府军协同作战。我军共歼敌800余名，扫灭敌第一军军部及三个特务组部分、第二、第五师师部、第三军第十四团和孟南特务组全部或大部。柳元麟仓皇地从总部逃走。 　　

这次战斗结束后，缅方将蒋残军在缅境内非法活动的证据再次提交联合国。铁证面前，台方无法再耍滑头，只得再次令逃缅的柳元麟率残余的4500名残军“撤”回台湾。不过“撤军”时仍有一定数量的残余武装不肯撤台，而是逃往泰国自谋生路，残部已无力再对云南边境进行成规模的窜扰破坏。 　　

后记 　　

李弥，返台后被免职，1973年在台北病故。 　　

柳元麟，1961年撤台，1997年在台北去世。 　　

吕维英，被柳元麟排挤后自己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帮助老挝政府围剿反政府武装。结果老挝国内各方谈判妥协后，一致把枪口对准了吕维英。雇佣军伤亡大半，吕维英离队逃亡返回云南向我投诚。 　　

段希文，撤军后不愿返台，率部约1500人撤往泰北，建立了根据地——美斯乐（美斯乐意思是“和平之地”）。但“和平之地”并不平静，残部曾于1966~1972年受蒋介石命再度窜扰我云南边境，再次受解放军严厉打击，后被泰政府收编，用以攻打泰北的反政府武装，损失惨重。段于1980年病死他乡，美斯乐如今已经成为旅游地。 　　与段希文不和的李文焕，撤军后也不愿返台，率残部800余人在泰北的唐窝驻扎、盘踞。 　　

现今，在泰北地区有许多客死他乡的中国人的坟墓，其中多有当年的残军部属，他们的坟头全都朝着北方，回望着永远无法返回的祖国。（亘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