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及大汉帝国的覆亡，还是要先从大汉帝国的缔造说起。历史常识无需多讲，因为始皇帝没有处理好帝国统一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起于微末的汉高祖刘邦像中彩票一样坐上了华夏帝国的皇帝宝座，建号为“汉”。刘邦很好地沿袭了秦帝国的政府组织框架——郡国制，并采用黄老学说（也可称之为道家学说）治国，于是一个新帝国颇具雏形。

    然则大汉帝国伊始，其和平便遭遇到了北方的匈奴游牧民族的打扰和威胁，帝国的长治久安其实还是个未知数，因为民族的“大一统”观念并未深入人心。此时的帝国用危如累卵来形容绝不为过，尤其对于文帝和景帝两朝，外患和内忧令皇帝寝食难安。在如此的情况下，帝国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发展大计，于是有了晁错的“削藩”及“吴楚之乱”。

    因为善用了梁王刘武、周亚夫、窦婴等人，景帝刘启的赌博赢了，帝国的中央集权跟着也加强了许多，于是国家的整体实力稳步增长。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了武帝刘彻时代，就像地主家过“腊八节”似的，该算账的就要仔细算算了。

    武帝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因为铁木真更需要蒙古国人去景仰）。武帝集三代之积蓄，开疆拓土，不仅扩大了帝国的生存空间，还取得了军事地理上缓冲区，使帝国的战略纵深由长城向外延长了两千余里。外患基本上已经扫除，内忧也因一纸“推恩令”被降低到了最小危害，虽然因此广大民众受了很多苦，农业经济所受的打击也颇深，但是，真正的和平时代到来了。

    武帝想要保证帝国军事扩张的胜利，必先使帝国的权力高度集中起来以达到最大的后勤动员能力。于是董仲舒这个人很合时机地出现了，帝国的意识形态在经过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和皇帝的干预下，最后确定了以董氏改造后的儒学为尊，罢黜百家杂学。然则董氏之改造的儒学实则是儒法兼容，或曰“外儒内法”，其实这更应该是出于皇帝的授意。董氏儒学经武帝刘彻的再次改良成了法定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关于对汉武帝刘彻的评价，著名导演胡玫拍摄的《汉武大帝》的电视剧算是很客观的。刘彻的种种文治武功，大大地提高了汉民族的凝聚力，弘扬了民族主义精神。于是因为刘彻，中国历史上得第一帝国诞生了。武帝之后，帝国平平稳稳地延续了三百年。虽然中间外戚王莽搞了一些小动作，帝国很是乱了一番，不过很快宗室刘秀“中兴”了，只不过帝国的首都从西安挪到了洛阳。

    前人曾说，汉帝国的覆亡就是在刘秀迁都开始的。我仔细研读了东汉的历史及一些学者的著作，觉得此论甚是。

    刘秀虽有中兴之名，但与武帝刘彻比起来，还是大大地不如。刘秀中兴有三大硬伤，这三大硬伤直接造成了后来帝国的覆亡。

    先说第一大硬伤，就是刘秀放弃了大部分军事缓冲区。这使得帝国对西域的控制始终不能得心应手，到最后直接放弃了西域的控制权。没有了缓冲区，边境便屡屡遭到劫掠，而面对外族对帝国疆域的蚕食，帝国也只能一退再退。

    刘秀中兴的第二大硬伤就是门阀的崛起。刘秀固然没有像先祖刘邦那样大肆屠戮功臣，但在他获得好名声的背后，也为皇权留下了一个敌对势力，这就是门阀。门阀大多是功臣之后，还有一些是因为学问而知名的学阀。门阀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一旦获得机会，便对皇权提出挑战，而凡遭遇到皇帝年幼，其母临朝的时候，母系门阀更会凌驾在皇权之上，如窦阀、邓阀、梁阀、阎阀等。门阀渴望获得权力，因此要不断侵蚀皇权，到最后汉室衰微，不覆亡都不应该了。
刘秀中兴的第三大硬伤便是重文轻武。相对于前汉，后汉的名将乏善可陈，其著名者，前期有伏波将军马援、定远侯班超，后期则有皇甫规、张奂、段颍。对应于后汉名将的乏善可陈，后汉的文士可谓英才济济。如班固、杨震、李膺等，尤其以党人最著。而党人中，又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士人们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些权力欲望，但是这么多人搞成一个群体，都成党了，你说你们没有阴谋，谁信。当权者不信，皇帝更不信，这个时候“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因为这群人危害了皇权，是帝国稳定的潜在威胁。

    汉之后的历史评论者都对党人报以极大的同情，反而对门阀中的外戚和宫廷内的宦官大加鞭挞，更将他们定性为覆亡大汉帝国的罪魁祸首。而只有极少数的历史学家跳出了身份的局限性，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总结大汉帝国覆亡的原因，真正覆亡大汉帝国的人，正式那些以君子自居饱读诗书的士人。即便客观一点，打个折扣，士人也至少要为大汉帝国的覆亡负上八成责任。况且前汉就有个士人代表王莽篡了一回权，后汉的士人们是有经验可循的。

    而后汉的重文轻武，所“重”的“文”也非汉武帝时期“外儒内法”的“文”，而是更偏重于“纯儒学”，尤其以研习“古文经”的士人，“古人经”是始皇帝“坑儒”的“幸存者”，当然不可能跟法家思想沾上边儿。后汉欲行“王道”，而“王道”早在周王东迁时就已寿终正寝，根本不可能再造盛世了。后汉立国之初所推行的“纯儒学”经过皇帝的干预，大力发展谶纬之学，更倾向于人造神学，甚至有“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相对于前汉初期“无为而治”，后汉前期的“重文轻武”在政治意义上实在是短视之为。
后汉的“攘外必先安内”始终没有成功，因为这“内”怎么也安定不了。门阀一旦成为外戚，就开始**跋扈、耀武扬威，视皇权为无物。士人看了要嫉妒了，凭什么你们能有那么大得权力，国家你们说了算啊，我们比你们更懂治国，我们要比你们有更大的权力才对。于是士人们开始要权力了，这个国家要士人们说了算。阉宦们一看心里有想法了，原来这个国家不是光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得，外戚也可以说了算，士人也可以说了算，那我们这些宦官，天天侍候皇帝、太后，国家也可以轮到我们说了算的啊。三种势力开始争权，士人们攻击阉宦们身体残缺，心理不健康；阉宦们攻击外戚骄纵枉法、忤逆犯上；外戚们攻击士人贪污腐败、互相包庇。于是国家终于乱了。而袁绍领导的州郡起兵对抗中央，彻底将大汉帝国推进了火葬场。（关于袁绍领导的州郡骑兵对抗中央，后再详论。）

    袁绍是大汉第二门阀汝南袁氏的代表，更是当时的士人领袖，当时的士人精英如审氏的审配、田氏的田丰、荀氏的荀彧、辛氏的辛评以及许攸、沮授等等等等，都愿意跟着袁绍混。这个时候袁绍要人气有人气，要实力有实力，假如有人说他要当皇帝，没人不相信的。更何况人家心里正式这样想的。不是早就有谶言说“代汉者，当涂高”么，把这“当涂高”解释成“袁氏”不就行了么，反正谶言的最终解释权归我们士人所有，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阉宦之后曹操的横空出世保住了袁绍作为士人的最后名节，假如官渡之战曹操没打胜，袁绍马上就要做王莽了。袁绍真是很应该感谢他的这位“孟德兄”啊。

    正是有了刘秀中兴留下的这三大硬伤，才使得大汉帝国不能“传千世而至万世”。门阀虽然天天读书，天天讨论孔夫子的“人性本善”，可是一旦他们成为了“执牛耳”的外戚大将军，就不管什么“人性本善”了，先作威作福放纵一番再说，于是窦、邓、阎、梁命运重复而不自知。真正导致大汉帝国覆亡的，正是因为士族门阀的争权逐利。阉宦们看着士族门阀争权逐利眼红，也想多整点儿“黄白之物”，更何况阉宦们还有拥立皇帝的功勋呢，所谓“功大莫若救主”，阉宦们是立了大功的。可是士人们歧视他们身体残缺并且贪污受贿就是士人的错了。大汉律也没有规定只准士族门阀贪污受贿不让阉宦贪污受贿对不对，而说他们身体残缺很明显是人身攻击，搁现在就是侵犯人权。再说了，大汉律也没有允许女人干政，可是女人仗着娘家门阀的势力还临朝听政了，那阉宦干政也是应当的啊，大家都互相比嘛，可是士族门阀“百步笑五十步”就是对阉宦的不公平。阉宦也是人，也有雄心壮志，阉宦也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士族门阀不应该扼杀别人的理想，这是不对的。作为阉宦后人的曹操，不就是很正面的例子么。曹操的屯田政策救活了多少流民，这是士人袁绍所不能比得，袁绍的军队都吃桑葚，更不用说他治下的平民了，估计也只能易子而食了。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记载了这样一段：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
裴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贵）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原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
裴注引王沈《魏书》载太祖拒芬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讬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以上事实证明，作为士人精英的许攸、王芬、周旌、陈逸等，已经做出如此“无父无君”的谋逆之事，假如灵帝拿到证据，许攸等按律是要诛九族的。反倒是作为阉宦之后的曹操要比士人们更懂得忠诚，懂得名节。士人之藐视皇权至此，大汉帝国也该寿终正寝了。

    此浅论仅及大汉帝国覆亡原因之表皮，我之论则谓“帝国之亡，罪在士人”。后学或者浅陋，勉强一家之言。同某些人一样，我也认为读书人要么别犯错，要犯错就会是大错，平民犯错则无所影响国家朝廷，有则改之可也，读书人一旦犯错便不可逆转，严重的身死族灭、祸国殃民。”宋朝后期和明朝后期同样如此，所谓“成于斯，毁于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