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返联合国前后，从1965年到1975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中国不但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信赖的朋友，也逐步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周恩来曾对此感慨地说，如果没有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一声巨响，就没人理睬我们。

　　在二次大战之后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当中，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并不亚于一次海啸。人们在惊叹之余更关心的是它是属于西方的，还是属于东方的，太空竞赛成为了一场关乎国运关乎人心的终极较量。

　　冯·布劳恩(美国“火箭之父”)：控制地球的外层空间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就如同在16到18世纪，英国女王时代的各国王权控制海洋的意义一样，而且如果我们控制这颗星球，我们就必须控制它的外层空间。

　　解说：1957年10月4日“斯普特尼克1号”，被苏联火箭送入地球轨道，这个被称作“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金属球，除了漫无目的“哔扑”猛叫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几天后便跌进大气层烧毁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人类文明迈入太空时代的宣言书，美国人睡不着觉了。

　　问：您去年是不是申请了更多的资金、导弹和人员。

　　答：是的长官。

　　问：你被拒绝了。

　　答：是的长官。

　　问：被谁。

　　解说：在恍然觉悟到大型卫星上天乃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被推上了满是口诛笔伐的听证会，在自视独步天下的美国人的眼里，这不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而是整个西方制度的重大挫败。

　　我检查一下舱内的温度，检查吧，先从散热器开始检查，起飞了，起飞了，飞吧，飞吧。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又铺就了一条新的航天之路。

　　从铁幕后传来了历史性的消息，人类突破了外层空间，而且这个人是个共产党。

　　解说：4年后，在加加林迷人笑容的映视下，奋起直追的美国人再次落败。两度重创之下，连美国报纸都写到，社会主义制度或许也并没有那么糟糕。由大推力火箭和卫星合壁而成的航天系统，既是进军宇宙的手段和工具，也是一套侦查与打击并举的战略武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太空竞赛的背后，乃是一场关乎国运与人心的终极较量。

　　肯尼迪：我相信这个国家应该给自己一个承诺，以达成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在60年代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之安全地返回地面，并非因为这样做容易，而是因为这么做艰难，因为这个目标足以组织并衡量我们最强大的能量和技术，因为这个挑战是我们乐于接受的，乐于承担的，并决心赢得的独一无二的挑战。

　　解说：就在肯尼迪发表演讲的同一时代，大洋彼岸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也在向亿万国民发表豪情万丈的演讲。

　　毛泽东：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作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解说：1960年2月19日，在中国上海黄埔江畔芦苇荡的空地上，一个看似用自来水管焊接的发射架上，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H-7首次指向蓝天。

　　王希季(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我们没有通讯设备，我那个指挥所离那个地方有一百多米，没有通讯设备怎么样呢，靠人来接力，我这里叫个，既叫又打手势，然后他叫，然后他叫，那么叫过去。

　　我们的发电机呢，是在附近的一个解放军军营里面借来的，我们的那个指挥所是草包，一个一个草包堆起来的。我们的这些指挥人员就是在那个草包背后，然后伸出一个头来看看，然后要发射的时候把头低一下，就那么来的。

　　解说：早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酝酿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末，初涉航天领域的中国人，便将文章落笔在探空火箭上，目的是先通过小打小闹，来摸索技术和培养人才。

　　王希季：但是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后来总结经验，就觉得有两个问题必须要注意，一个是放卫星不单是火箭的问题，它是一个大的工程系统的问题。

　　解说：1966年7月15日，两只小狗的名字即将载入中国空间科学发展的史册，小狗名叫“小豹”和“珊珊”，它们乘着中国生物试验火箭，在安徽广德发射升空，一直飞到了70公里的高度，并且活着返回了地面，这次成功的试验，让中国人觉得进入太空并非遥不可及。

　　解说：1964年12月，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上书周恩来总理，认为抓卫星上天的时候到了。两年后的1966年5月，经国防科委七机部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商定，将中国第一种两级液体火箭加固体火箭发动机，三级组成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发射计划定于1970年，并提议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 “东方红一号”。

　　然而三个月后，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中国，1967年11月1日国防科委决定，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转交七机部一院，然而当专家们抱着资料，来到那所中国研制火箭最高级单位的大院里时，却已经连负责人都找不到了。

　　于龙淮(时就职于运载火箭研究院科技部)：有一天早上我和任新民，我们俩就到车间里转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等我出来的时候，这帮人打了一个人，打得头破血流，哎呦，后来我和任副院长，因为我也搬不动啊，我们那个时候也搬不动，后来后面有一个推自行车的，我说你赶快把他送医院去吧。

　　解说：在动荡的岁月里，到处是亢奋的人群在折腾，原本简单的“长征一号”火箭试车问题，由于对立激烈的群众组织封堵着出入口，厂区里急待试验的火箭根本寸步难行，最后竟然闹到了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

　　于龙淮：周总理讲，说你们谁参加651，就是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这个人，名单都给我列出来，我们都给交给中央去了，把这个名单，我们一院哪些人哪些人，这些人业余闹革命，上班时间不能闹革命，这也是政治任务。

　　工农兵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解说：在一切服从政治需要的大环境中，必要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产品质量无从保障，导致事故频发，浪费严重，宝贵的时间被无休无止的内耗吞吃掉了，然而世界上的同行们却并未睡觉。

　　1966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始测试最新型的F-1发动机，这种每秒钟消耗3吨燃料的发动机，在试车时会发生极为可怕的噪声，一旦风向不对或云层较低，附近建筑的窗户玻璃就会被震碎。而作为登月运载的“土星五号”火箭，仅第一级就装上5发F-1发动机，110米的全长，让它看起来活像一艘被竖立起来的驱逐舰，逐渐发力的美国人，开始后来居上。

　　解说：此时中国的航空人连填饱肚子都只能是“自力更生”，各显其能了，不过在办公室里却仍有一批人，在一门心思埋头钻研。有一天，当有一位领导走进办公室里时吓了一跳，原来在过去只描绘图纸的办公桌上，堆放着炸药、雷管等爆炸器材，几个工程师居然正在用吃饭的勺子，给炸弹壳装填炸药。

　　在东风二号导弹第一次危险的发射中，惊醒的人们意识到，如果不是火箭发动机因故障爆炸坠毁，那枚已经失控的导弹不知将飞到何处，因此在箭体中必须安装一种防御万一的，可控制的炸弹。然而在当时全国混乱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单位可以生产，于是火箭工程师自己动起了脑筋，合格的火箭自毁装置，就在那张办公桌上诞生了。

　　1970年1月30日，为发生卫星做准备而试验发射的第一枚“东风四号”中远程弹道导弹获得成功，随后第一颗卫星的正式发射时间，被确定在三个月后的4月29日，然而就在11天后，传来了令日意想不到的消息。

　　2月11日邻国日本将一颗重量相当于“东方红一号”1/20的、柚子大小的探测装置，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宣布成为第四个利用自制火箭发射卫星的国家。

　　陈寿椿(时任长征一号火箭总体设计师)：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措施，就有一条东方红上天最好，如果万一不能上天，一定把它整个都毁掉，千万不要让它唱一个变调的东方红，那个时候谁都交待不了，那不是反革命也差不多。

　　解说：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国产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伴随着这首陕北高原民歌的简单音律，中国成为第五个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只有战略家们清楚地知道，具有发射卫星的能力，就意味着离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不远了。

　　1971年4月，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在《纽约时报》撰文：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到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而中国曾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评价说，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说明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

　　在此前的日内瓦谈判中，由于中美双方立场分歧太大，15年谈判只达成了一个平民遣返协议，最大的挑战或许并不是横亘与彼此间遥远的地理距离，而是如何跨越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巨大的意识形态鸿沟。

　　解说：1970年圣诞节，《人民日报》照例在报眼位置，刊登了一则毛主席语录“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不过当时的中国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一细节变化，被外国记者称为微妙的中美外交“小步舞曲”开始起步了。

　　费正清在报纸上抱怨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不作为的3个月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专机悄悄地在北京降落。此时的北京大街小巷都遍布着“打败美国侵略者及一切走狗”的标语，来自地球另一半的客人，所下塌的钓鱼台国宾馆也不能幸免。

　　1969年尼克松击败对手入主白宫，但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空前混乱的美国，越战失利，社会动荡，苏联趁势崛起。对尼克松政府来说，重建已被打破的国际战略平衡迫在眉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对中国的采取主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之一，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中。在他写下这短话的时候，中国刚在不久前成功地进行了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的发射试验，中国人在国防尖端技术上的突破，开始显露出撬动地球的力量。

　　1968年8月，苏联大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美国政府里的“苏联抑华论”，也给了中国更现实的威胁，必须想方设法加快解除对中国南边的威胁，实现联美抗苏。

　　毛泽东于1969年2月20日，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这为尼克松铺平了通往北京的道路。11月尼克松以“美国经济困难”的理由，下令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固定巡逻，此时距离杜鲁门下令这支舰队侵入台海，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美帝国主义必败，全世界人民必胜。

　　解说：中国把卫星投到太空中26天后的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但很少有人知道，此时在这位领袖的内心深处，却正在考虑如何缓和“20年长期交恶”的中美关系。

　　正是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才有了1971年7月9日到11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之旅。基辛格在北京仅仅逗留了48个小时，而同周总理的会谈就持续了17个小时，达成的最大成果是双方商定了基辛格此次访华和尼克松即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1971年北京时间的10月26日，二次访华的基辛格对给他送行的中方人员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他似乎并未觉察，正是美国对中国核大国地位的承认与和解，措施一些原本害怕得罪美国，而犹豫不定的国家，放心地顺应历史的大潮。

　　纽约当地时间的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提案，只不过此时的基辛格还蒙在鼓里。当这位美国特使在飞机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中国重返联合国前后，从1965年到1975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中国不但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信赖的朋友，也逐步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周恩来曾对此感慨地说，如果没有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一声巨响，就没人理睬我们。

　　陈晓楠：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在隔绝了22年之后，终于走上了恢复关系正常化的之路，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无疑中国力量的大幅提升所带来的战略地位的改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极大的增强了中国的经济、科技、国防实力还有民族凝聚力，也迫使世界各大国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尼克松所说的“改变世界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