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川普就经常打“中国牌”，说中国更希望拜登上台，拜登会对华更加友好。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在，拜登政府的执政团队已现雏形，我们对拜登的对华策略，也能有一个初步预测了。

　　就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川普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这种强硬政策在拜登执政期间不会有太大改变。然而两届政府执行和实施此方针的方式将会有很大不同 —— 如果说川普政府是在用“泰拳”挑衅中国，那么拜登团队很可能会通过“柔道”的方式去达到同样的目标。在未来，拜登团队将继续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开展强硬的对话，但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们私下亦会为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一定的努力。

　　拜登政府第一年的首要任务即是解决美国国内的危机，其中包括战胜新冠疫情（COVID-19），刺激国内经济的V型复苏，协调种族间关系，与其他国家一起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若在任期的第一年，拜登政府无法控制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播，减少感染和住院人员的数量，共和党很有可能会在2022年重新获得国会的控制权，并让他和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失去将来2024年的连任。也就是说，战胜新冠疫情将会是他接下来这一年内最为重点关注的问题。

　　纵观拜登的团队，他与他主要的国家安全官员大多为欧洲派，因此他们在就职第一年里，外交方面的重点关注对象将会是前任总统搁置了很久的俄罗斯、乌克兰、北约和欧盟，而伊朗和朝鲜方面的问题也会重新提上日程，以色列亦会在下一个目标“任务”之中。

　　整个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的外交事务团队均来自奥巴马/拜登（Obama&Biden）团队，而这当中有许多人在美苏问题上投入了毕生的职业生涯，因此他们在美苏问题上面拥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这些人都深度参与处理了与俄罗斯有关的多项敏感危机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美国非洲裔的团队官员以外，其余的官员全部都是欧洲血统，与欧洲或前苏联有着家族、祖传或文化上面的联系。一般情况下，处理自己熟悉的事情总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这些官员亦会自然而然地，将重点放在欧盟和俄罗斯上。

　　美国一直将欧洲视为自己的后花园，而俄罗斯则是总爱在栅栏边上“虎视眈眈”的邻居。但最近中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加上其“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早期成就，会让许多美国外交事务领域的人都对另一位可能会进入其“后花园”的“入侵者”感到震惊。川普政府未能在其欧洲盟友中完全封锁华为，给美国带来一项艰巨的挑战，而美国军工复合体也不会让拜登/哈里斯团队忽略这个问题。因此，对于拜登/哈里斯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为被川普削弱的北约提供支持，防止弱势的北约成员溜走，并减缓中国对美国在欧洲战略利益的潜在威胁。

　　拜登个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恢复与欧洲和北美盟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牢固和信任关系将是他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他用“美国又回来了”来称呼这项政策。拜登“重返欧洲”，会不会导致欧洲加入制裁中国企业的行业？我们还不得而知。如果拜登尝试用“同行压力”来限制中国的灵活性和影响力，这毫不奇怪。拜登更喜欢与联盟和团队一起达成目标，而川普则选择了独行侠的道路。

　　因此，在未来四年中，中国必须对欧洲方向的变数做好准备。

　　至于更直接的对华政策，由于拜登团队仍集中精力在处理新冠疫情、经济危机、种族关系等国内事务上，除非有拜登政府没预料到的外部因素出现，不会立即进行重大调整。尽管目前美国在台湾、香港或新疆问题上有些剑拔弩张，但只要中国政府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大部分问题仍将是“背景杂音”。

　　我经常思考，有多少来自肯塔基、阿肯色、德克萨斯或其他州的美国父母，会同意让他们的子女为一个10000公里以外，台湾华人居住的地区去战斗并战死？或将儿女们的鲜血撒到一个比罗得岛州还小的城市香港，只为了那里的一些中国人之间的内部分歧？然而如果有人去北京或广州，问那里的年轻人是否准备战斗并死去来捍卫中国对台湾和香港的主权，答案很可能为“是”。台湾和香港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得到中英以及世界各国承认的。况且，就算中美在这些地区发生战争，中国军队也有着重要的主场优势。

　　至于新疆，其实鉴于美国人对穆斯林的恐惧，他们对新疆维吾尔族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出于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更多在于为反对中国政府找政治借口。你甚至有可能会见到一些抱怨中国不公平对待维吾尔人的美国人，不能正确地拼写“维吾尔人”这个词，甚至不能从中国地图上找到乌鲁木齐。

　　当然，就中美关税问题而言，我们不应期待在拜登政府的管理下，川普提出的关税会迅速回落。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考虑，针对中国技术和通信公司的施压很有可能会持续存在。

　　对此，我们应该要清楚，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与他相信或喜欢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关系，他做的决定和制定的政策通常只是反映政治利益的博弈，这其中涉及的利益群体包括美国商会、主要国防承包商、以及一些发声能力极强以至于能在国会投票时获得回应的左翼或右翼的极端分子。于此同时，总统的主要顾问亦像是这一大碗面团中的酵母一样不断发挥作用。因此，若我们试图弄清拜登对中国经济的政策和决定，特别是长期计划，就像试图弄清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天里大量蝗虫将飞向何处一样困难。

　　回顾历史，美国国会对外交事务几乎没有兴趣，除非那里有“猪肉”或“培根”（合同、资本、工作）能被带到某位国会代表的家乡或他们需要获得选票的地方。譬如，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中西部国会议员的重要议题，是由于他们的农产品出口原因。同时，全球化以来制造业岗位在“铁锈带”地区流失的问题，使得中国成为了位于“铁锈带”的国会议员眼中的敏感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比其在国内问题上具有更多的自由度，但是由于总统任期的限制、主要总统顾问的高离职率、各种游说团体的潮起潮落等问题，从长远来看的话，所有总统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也不过是一系列针对当前（国内外）危机的应激反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因政治竞选需要所出现的举措。

　　总体而言，拜登/哈里斯团队之所以能以更加务实和文明的方式与中国合作，只是因为没有更多的外部因素迫使他们采取更多极端行动。当然，为了安抚共和党及其极端的右派追随者，以及五角大楼的鹰派，还有左翼民主人士，特别是工会和人权活动家，他们必须继续在公开场合对中国进行强硬的讨论。然而拜登/哈里斯团队亦将欢迎私下能有谨慎的机会，可以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他们亦会想取消川普的反华政策和贸易战政策，只要这行动不会使拜登看起来像是对中国态度“软弱”，正如川普对俄罗斯方面被人诟病的一样。拜登很清楚，共和党人将想方设法寻找借口，特别是“对中国软弱”这一理由，去破坏他的任期和他2024年竞选。

　　在美国商业和军事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拜登/哈里斯政府以及美国国会很可能会继续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加以限制，以抑制中国的竞争力和军事扩张。然而好消息是，尽管拜登总统竞选期间持续遭到反对者的抨击和诱惑，但他仅是将中国称为“竞争者”，却并没有同意或认可任何川普政府曾对中国做出的负面指控。目前看来，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留些回转余地，且看他未来是否能在中美之间营造更融洽的氛围。

　　2021年，中国有大约一年的时机，可以在不被美国的一些政治极端主义者或“纵火主义者”的行为打扰而反应过激的前提下，重新投入于“重建”中美关系中。

　　目前，中国政府对敏感问题还是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例如，中国政府对TECRO（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首席代表萧美琴出席2021年1月20日拜登和哈里斯的就职典礼一事，做出了非常明智和合理的反应。就职典礼属于公众活动，任何拥有入场券的人都有资格参加，所以拜登政府并没有承认萧美琴代表是作为外国外交使团的成员参加本次活动，也未将其视为成员进行对待。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正确的衡量和处理，结果便是这一事件既没成为国际新闻，也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

　　未来，两国政府尚有很多机会，在不付出更多政治代价的前提下，用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去为未来两国政府间的合作建立更坚实的基础。在全球新冠疫情控制、气候变化管控、国际反恐执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救灾领域上，中国政府可以与拜登政府一起参与并协助美国相关方面取得早期成果，建立相互信任，以及加强双边沟通。这将在未来处理更敏感和更复杂的问题时，给各方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的喘息空间。

　　从现在起大约一年后，若拜登/哈里斯团队未能在接种疫苗、减缓新冠感染和住院率方面取得显著的改善，并在2021年秋天开始启动V型经济复苏，那么任期两年后，美国国会将会退回到共和党一方，拜登总统亦将成为跛脚鸭政府。所以，若中国政府和人民能采取任何非政治方式，为拜登减缓新冠提供帮助，这将会为两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打下坚定的基础，并为更长久的合作敞开一扇门。

　　我们可以畅想一些很有潜力的举措，比如允许并鼓励中国的私有资本对美国个人防疫物资与新冠治疗相关医疗设备领域进行资金和技术支持，特别是在美国一些经济不景气的地区，帮助创造就业机会。还有就是当我们恢复国际旅行时，可以组织一些精通英语的数学和科学退休老师（通过J签证）志愿前往美国，帮助经济困难和贫困地区的美国儿童补习，以“追赶”由于2020年的在线学习而落后的教育现状。一旦新冠得到控制，拜登/哈里斯团队将不得不面对教育不平等这一严峻问题，而黑人、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的孩子由于数字鸿沟的原因，在获取教育资源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该项计划可以以反向的“中国和平队（Chinese Peace Corp）”的模式运作，这可以成为两国国民之间更广泛的“人民对人民”的公共外交计划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看，拜登/舒默（Biden Schumer）一同启动的美国经济V型复苏计划，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然而，由于新冠刺激政策中庞大的民生支出，这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将会非常稀缺。中国政府可以将其每年拿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有价证券的一部分钱，重新分配给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市政债券。市政债券使用实体资产来担保投资，其收益会更高，而且它还会带来美国地方政府的善意。

　　当然，如果能有选择性，并有针对性地免除中国资本（包括公共和私有）对美国房地产项目投资的限制，对缓解中美关系也是有益的。这些豁免应仅集中在地方和联邦政府批准的“经济适用房”开发和建设项目中。中方可以通过此类项目，要求部署大量（符合美国标准的）中国建筑材料而受益，也能通过这样的项目帮助中国供应商进入美国市场并建立品牌。

　　比较现实地来看，我们也可以重新将一些以往比较成功的中美合作项目放在“人民对人民”外交计划内，来加强两国之间基层的联系，比如“奥巴马十万强计划”和“中国国家园林”等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期间发起的，当时的中国团队也展示了高度的支持。重塑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潜力和可能性，只是要吸取之前“千人计划”和“孔子学院”的惨痛教训，为两国之间搭建更坚固，更持久的关系。

　　尽管美国两党政客对中国的敌意都根深蒂固，中国仍然不应放弃增进中美关系的努力。永远不要低估美国民间对华友好势力的潜能，就好比要做一个面团，我们只需要一点点酵母即可。中美关系将会是一场持久战，这一路上会有高山低谷，有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的美国总统会不断来来走走，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利益将会越来越大，不要因为政治上的杂音，就放弃两国人民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