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下旬，印军在中印边境强化军力存在。

以边境的第一声枪响为标志，印度在边境冲突中的处境和角色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5月初以来的中印新一轮边境军事对峙，受到复杂多元的背景因素驱使，在维持长时间以后，双方在6月中旬爆发严重肢体冲突，导致非热武器条件下的最大人员伤亡。

围绕新的军事对峙，双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数以万计的士兵开赴前线，并做好了对峙持久化的准备，在此期间，彼此有攻有守，形成拉锯，边境“现状”事实上较2020年5月之前、甚至2017年6月之前，发生了重要改变。

边境冲突导致了若干重大战略和战术后果。

从战略上看，真正的质变在于，印中关系从维持合作的建设性基调转向全面战略竞争阶段；印度为了赢得中国，更积极自觉地加强与美国及地区关键国家的合作，朝着成为印太战略支柱的方向迈进。

从战术上看，印度从边境冲突中嗅到了重要机遇，并从中国陷入苦恼的内外困境中获取额外利益。

两国防长在莫斯科的会晤高度微妙。

会谈中，双方主要是“坦诚地”阐述了本国的立场和政策，照本宣科的意味浓厚，中方提出了三点“要求”，前两条在会后未见成效，最主要的是第三条，其效应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发生作用。

“不刻意炒作和传播负面信息。”

应该说，这是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很难想象印度防长在听到中国同行提出这一要求时，内心会泛起什么样的涟漪。

然而，这条要求的直接结果是，双方此后的会谈做了国际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共同发布联合新闻稿。比如外长会及第六轮军长级谈判，均以此方式表达成果。

然而另一方面，中方的要求并未受到印方真正的尊重。

在防长会后不久，中印边境就发生了45年来首次鸣枪事件。与中方的要求相反，此次枪响之后，大量“负面消息”在国际舆论中广为炒作和传播。

在这个背景下，中印外长级会谈随后举行，会后发布了遵循“不刻意炒作和传播负面消息”要求的“联合新闻稿”，阐述了五点共识。

“五点共识”的新闻看上去令人鼓舞——而这确实是中国舆论界的主流氛围。

此后不久的第六轮军长级谈判再次发布“联合新闻稿”，宣布一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公式，加强现地沟通联络，避免误解误判，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避免采取任何使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然而事后一些情况显示，印度方面的态度和行动十分微妙。

一位印度陆军王牌山地师师长将被委任为中印边境前线地区的14军军长，以替换被认为谈判姿态软弱、即将卸任的哈林德·辛格（Harinder Singh）中将，在第六轮军长级谈判中，印方表现得咄咄逼人，而对边境兵员的新增部署，也在积极动员中。

这是5月初军事对峙至6月中旬的肢体冲突以来印方处境和角色发生转变的明确迹象，凸显出其欲掌握战略主动，采取进攻策略的态势。内阁部长级会谈发挥了催化剂作用。

由于美国改变南海政策方针并在台海改变外交姿态，中国东部和南部周边局势陷入紧张，印中边境冲突加剧，将强化中方腹背受敌的局面。

这是对于印方第一个层面的重大有利因素。

第二个重大有利因素是，随着印中关系因边境问题紧张而使其有巨大动机和理由，与美国及地区关键国家战略走近，深化军事、政治和外交关系，朝着准结盟的方向发展，并依托印太战略使彼此合作制度化、机制化。

印度的外交方针和目标坚定不移，比起美国，在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那里，“印太”概念更为广泛，是印度长久以来外交抱负雄心勃勃的突出表现。

对于美国来说，它是要防范并遏制在印太崛起一个富有敌意的对手国家，因此其目标比较“聚焦”，将印太概念划定为西到印度洋西海岸，东到西太平洋。

而对于印度来说，它是在帮助美国的同时，将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尽可能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因此苏杰生对印太的解释是：涵盖“海湾、阿拉伯海岛国、印度次大陆、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屿以及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海岸”。

领土争议对印度来说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在一些重大战略因素配合下，印方近来显示出利用双边谈判中的一些有利之机，钻中方的空子，将“联合新闻稿”当作约制中方的手段，并在此同时尽可能扩大领土和外交要求，以便将其领土主权利益及地缘战略利益最大化。

印度自视为世界大国，它不甘于成为二流国家，甚至不甘于称霸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而是对更广泛的印太都抱有野心。

美中对抗及地区国家对华敌意和防范心理，正成为其实现国际抱负的历史性机遇，它不会喜欢被其他国家当作棋子，但作为一项棋子，能够在两强甚至多强纷争中，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发展、与中国争雄及扩展全球影响力的目标，那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