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无数人盼望的那样，在再次刷新人们对“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记忆的武汉大空运（为与1月24日、2月2日的两次区别，下文称之为第三次武汉空运）中，运-20不仅首次参加了这场非战争军事行动，更是以6架的规模——在人民空军此次出动的11架运输机中占了多半——牢牢占据C位。

　　来自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的“运-20第一团”，当仁不让地派出4架运-20：其中05号、09号机前往重庆江北机场，08号、10号机前往成都双流机场。同属该师的另一航空兵团则出动2架运-9中型运输机，其中前往西宁曹家堡机场的一架缺乏图像资料，前往张家口宁远机场的是此次武汉空运中最后一架抵达的22号机。

　　而空军第二支运-20部队——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在出动地处中原腹地的2架运-20（01、02号机）前往天津滨海机场的同时，也再次出动了麾下“伊尔第一团”的3架伊尔-76作为补充，它们分别前往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01号、07号机）和沈阳桃仙机场（11号机）。

　　在这次大空运中，继2016年服役报道中的“惊鸿一瞥”之后，运-20再次展示了其相比伊尔-76更加精细现代的货舱内布局，同时为了任务还加装了额外的座椅。另外，运-20尾部的装卸台和跳板部分也首次公开，其设计借鉴了成熟可靠的伊尔-76，特别是跳板布局和收纳方式与伊尔-76完全相同；但由于货舱更宽，因而运-20的装卸台也宽一些，使得末端用于安装跳板的支撑架数量增加了一对，达到14对。

　　除了这些细节之外，正如很多朋友想到的那样，由运-20唱主角的这场成体系、大规模的空运，从直接观感上就堪称带给无数观众的一针“强心剂”。随着11架运输机在地面进行简单检查后陆续再次起飞，回到驻地场站，围绕这场大空运反映了人民空军战略空运力量的规模如何、实力如何的讨论也开始了。

　　对于平时关注人民空军新机换装的军迷来说，空军第二支运-20部队接收新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而屡屡出现在网上的那些卫星图片中，西飞停机坪上已经完成总装的多架运-20，虽然并不是说交付就交付的，但总归都会刷上军徽机号成为人民空军的一份子。空军大型运输机的规模增长，长远看当然是乐观的。

　　已经有细心的朋友发现，第三次武汉空运中，机群的着陆间隔相比上一次又缩短了不少。考虑到机群中有两架无论体型、速度还是尾流特点、着陆特性等方面，相比运-20和伊尔-76都区别明显的运-9（它们也被安排在最后着陆），这对部队的调度能力和塔台指挥水平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空军航空兵部队，领导干部在大项任务中身先士卒、第一个驾机起飞，是非常常见的情况，这次战疫也不例外。纵观这三次武汉空运的报道，包括两个航空兵师的师长在内，大量师、团两级首长都参与到了飞行任务当中。而在他们背后，还有着那些指挥着一次次跨昼夜起降的，保障每一架飞机绝对安全、绝对可靠的幕后英雄。

　　尽管此次运输毕竟是和平时期在境内机场进行的，很多细节上（如无需采用对抗防空火力的大幅度机动、大上升率/下降率起降以缩短暴露时间等措施）肯定不能完全与战场环境对标，诸如护航歼击机/伴随电子战飞机等实战要素更是无需在这时候体现；但这次全面调动空军两个军用运输机师新锐主力的大范围行动，在军事斗争压力不断增加的今天，仍然是我军战略空运力量值得总结经验的一次实战。

　　至于这次空运体现出的种种能力，在那些对手看来究竟是“为了抗疫倾尽全力”还是“为了备战仍有保留”，就让他们为这个问题头疼去吧。对于我们来说，第三次武汉空运既是人民军队一次提气又踏实的增援行动，但它的出动规模、涉及范围和紧迫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打赢这场抗疫持久战，仍非一朝一夕之功。

　　随着确诊标准的改变，湖北疫区确诊病例的数量近期又会有较大规模的上升。而与这件大事儿几乎同步的走马换将与调兵遣将，都可以理解为在战疫新态势、新要求下的必然举措。正如前两次武汉空运都代表着战疫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样，通过第三次武汉空运和高铁等方式，驰援湖北的这一批2600多名我军医疗工作者，又将率先投入与狡猾的新冠病毒战斗的第一线。

　　还是那句话，当我们把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仍然要从自己做起，继续打好每个人每一天的战疫。而对于大家的每日生活来说，2020年2月13日带给我们的最大变化是：以后无论是看电视还是刷手机用电脑，在关于抗疫的种种宣传报道中（包括层出不穷的各种抗疫歌曲MV），当画面里出现我军军机的形象时，终于将不再是清一色的伊尔-7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