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十八年没拍过片子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准备再当一次导演。

他拿到了一个好剧本：《建国大业》。

在《建国大业》的投资方里，不乏中影、英皇、寰亚等巨头，一家名叫DMG的公司，尽管名不见经传，也位列其中。

打动韩三平的，是DMG老板肖文革的一句话：

“我不是来分钱的，而是来帮着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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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公开资料里，肖文革的出身都是一个谜。

他出生在1967年，因此起名“文革”，多年后，感觉时代烙印太强的他，还曾把名字改成了“肖文阁”。

他自称出身军人家庭，曾经在政府和部队工作，而这种经历往往会被当成是“有关系、有能量”的。

1993年，肖文革创立了DMG娱乐传媒公司，两个合伙人，一个叫丹·密茨，对外官宣是来自美国好莱坞的导演；另一个叫吴冰，是八十年代的全国体操冠军，退役后沉浮香港，从武打替身开始，拍了一连串动作电影。

据肖文革自述，三人能走到一起，是因为“都是电影的狂热爱好者”。

但DMG的起家业务，却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从左至右为肖文革、吴冰、丹·密茨

关于要不要干电影，他们讨论了好一阵子，结论是90年代的中国电影刚起步，院线少、观众少、市场有限，最重要的是：审查制度太严。

《红高粱》被批缺乏崇高、歌颂土匪；《大红灯笼高高挂》被批丑化民族、迎合洋人；《活着》差点给枪毙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送审时，姜文浑身紧张，整天拎着一把斧子在院里转悠。

人都快神经了。

所以三个人达成了一个约定：宁可不做中国电影的先锋，也坚决不做中国电影的先烈。

但不拍电影的DMG仍然拿起了摄影机——给企业拍广告片。

这个业务，DMG干得很真诚。用吴冰的话说：

“再小的广告片，也当成好莱坞大片拍，再小的客户，也当成大客户维护。”

靠这份真诚，DMG开始在广告公关行业崭露头角。根据官方宣传，十几年里，美国Summit广告奖、戛纳广告金奖、伦敦国际广告奖提名，DMG把圈子里的大奖拿了个遍。

它的客户，也从最早的嘉陵摩托，一路扩展到宝马、奥迪、耐克、NBA、一汽大众、中国移动等国际大品牌。

但肖文革他们，仍然一直在暗中观察中国电影，等待一个入场的好时机。

多年后，当媒体问到“好时机究竟是什么”时，肖文革和吴冰同时伸出一只手，对着镜头张开了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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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五指的手，代表的是5000块银幕。

2009年，中国电影院线的银幕总数突破了5000块。对于行业，这里面藏着两个机会。

一方面，如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一样，5000块银幕，意味着中国电影的市场规模冲破了临界点，消费者观影需求上去了，中国电影终于可以靠市场养活自己了。

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广告业的资深机构，DMG曾经为许多客户做过电影广告植入，肖文革他们很清楚其中的商业价值——5000块银幕，就是5000块广告牌。

喜上加喜的是，根据肖文革打探来的“内幕消息”，国务院正在制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影视制作行业被列为重点发展行业，过去的审查制度将会松动。

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

为了进军中国电影行业，DMG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在美国成立分公司，收购好莱坞的剧本公司，也包括找一个“打响第一炮”的机会。

那一年的春天，肖文革他们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良机：18年没拍电影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居然要重新拍片了。

打动韩三平的剧本，叫作《建国大业》，反映了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是一部向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

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影片，其实不太能吸引观众。但在电影筹备会上，名导陈凯歌出了个主意：想让更多人进电影院，就要搞全明星阵容。

于是剧组开始到处拉人，一开始大家都不太情愿，但随着姜文、张国立、葛优、陈凯歌、冯小刚等人的加入，影视圈纷纷行动，主动表态要来参演，不少经纪人甚至托人表态：

就是不说话，露个脸也行。

《建国大业》的明星越聚越多，等到周星驰想要参演，另一位导演黄建新回复说：

“抱歉，您连跑龙套的机会都没了。”

最后，《建国大业》剧组集合了172位专业演员，其中明星、名导83位。为了电影拍摄，多部门一路开绿灯，连南京的“总统府”景点都破例让剧组进入。

让片子更有商业价值的是，这些明星都是义演，省掉了巨大的片酬。基本上播了就能火，火了就能赚。

肖文革找到韩三平时，《建国大业》其实不缺投资方。虽然彼此早就认识，但韩三平并没有太强意愿让DMG分一杯羹。

可肖文革只说了一句话，就打动了韩三平：“DMG不是来分钱的，是来帮着赚钱的。”

肖文革拿来参与《建国大业》的资格，是中国电影产业一直想学，却始终没有学到手的盈利模式——在电影中不动声色，恰到好处的广告植入。

在肖文革的操盘下，中国交通银行成为了植入品牌。

在影片里，蒋经国在上海的办公地点，巧妙地设在中国交通银行的旧址。“交通银行”的标识，在电影中清晰可见。

而在影片之外，从电影院到户外广告牌，再到交通银行营业网点的宣传公告栏，都贴满了《建国大业》——中国交通银行鼎力支持的电影海报。

《建国大业》总投资3000万元，最终的票房达到了4.3亿元。随着影片大火，电影本身和品牌都成了赢家。

最大的赢家，则是在圈内一炮而红的D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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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业》，只是DMG的牛刀小试。

在肖文革看来，和好莱坞相比，中国电影的商业模式始终没能“正”过来。

好莱坞最成功的商业影片，票房只占总收入的30%，票房外的价值链占到70%，这种模式，被称为“三七结构”。

而多年来，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却一直占电影收入的90%。

在借《建国大业》的大船成功登陆后，肖文革决心按照好莱坞的模式，从剧本设计、前期推广、话题营销、首映礼直到后续开发，把中国电影的商业模式“正”过来。而他所依仗的，是DMG在广告业内长期积累的雄厚资源。

DMG选择的变现试验场，是根据热销小说《杜拉拉升职记》改编的同名电影。

这部电影最终拿下了超1.3亿元的票房收入，但早在上映之前，DMG出品方就通过广告植入收回了成本。

在影片里，角色开马自达轿车、用联想电脑、用诺基亚手机，去泰国旅游，解压的时候吃德芙巧克力，每份简历上都有招聘平台的LOGO……20多个品牌的植入，让网友评论道：

“《杜拉拉升职记》不是电影，是像电影的广告。”

但肖文革却不以为意，面对批评，他只回应了一句：“票房是广告植入是否成功的试金石。”

凭借公司合伙人丹·密茨在好莱坞的活动，DMG代理了《神秘代码》《暮光之城》《生化危机：战神再生》等一系列好莱坞大片。但由于行业监管对于进口影片的数量限制，肖文革很清楚，代理业务根本做不大。

在出品了中美合拍电影《环形使者》后，DMG决定玩一票更大的：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莱坞大片。

2013年5月1日，由DMG中国区业务整合而来的印纪传媒，与漫威合作拍摄的《钢铁侠3》在国内正式上映。仅5月1日凌晨零点整的首场公映，就收获了2400多个午夜场，一举斩获1250万元票房。

最终，《钢铁侠3》收获了7.54亿元国内票房，位列当年国内票房榜亚军。

作为影片策划、剧本、投资、拍摄、宣发全环节的参与者，印纪传媒打了更响的一炮。

身为DMG的“铁三角”，吴冰在国内被塑造成“中国好莱坞首位制片人”的形象，丹·密茨则在海外成了推动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结合的“好莱坞先生”，本就出身成谜的肖文革经此一战，则俨然成为最神秘的“中国电影新教父”。

《钢铁侠3》的成功，直接推动印纪传媒2013年的净利润飙升到2.76亿元，相较于2012年的1022万元，翻了超过25倍。

这也成为了肖文革跳出影视行业，到更大的市场大捞一票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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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已经停牌半年的四川高金食品，披露了重组方案：将以资产置换的方式，引入印纪传媒。

2015年1月8日，印纪传媒以借壳上市的方式，正式登陆深交所。

借着各种耀眼的光环，以及牛市的到来，印纪传媒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佼佼者。

在5个月的时间里，印纪传媒的股价从上市当天9.8元/股的收盘价，一度高涨至44.6元，总市值接近500亿元。

因为一度持有70%以上的股权，肖文革所持股份价值高达349亿元，首次入选当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并被不少媒体封为“四川首富”。

在最辉煌的时刻，印纪传媒放出的大炮一个接着一个。

2015年，返回美国、担任独立公司美国DMG娱乐CEO的丹·密茨宣布，以6亿美元收购台湾东森电视。

尽管强调收购主体为美国DMG娱乐，属于独立行为，但这个动作，还是被中国台湾当局认为是印纪传媒的意向，收购因此在长达一年的调查后，以失败告终。

2016年，印纪宣布可能收购派拉蒙影业的部分股权；次年，印纪又宣布已筹集2.56亿美元的基金，准备收购美国福布斯传媒100%股权。

这些接连放出的大炮，每一个都格外响亮，但结果基本都变成了空炮：对派拉蒙影业的收购再无后话，对福布斯传媒的收购只拿到10%的股份。

而在这些空炮的背后，印纪传媒本身的业绩，却很令人玩味。

在借壳上市时，印纪传媒进行了业绩承诺：2014到2016年，印纪传媒三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3亿、5.58亿、7.19亿元。

而根据印纪传媒年报，公司这三年的净利润分别是：4.36亿、5.74亿、7.31亿元。

在雪球社区有条评论：印纪传媒的业绩，看起来特别像大学生的成绩单，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

把这些空炮和这些“勉强及格”的成绩单联系起来，共同指向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印纪。

2014年，印纪传媒的应收款项为11.95亿，占总营收比例的48.56%，但坏账计提却只有1496万元，仅占应收账款的1.21%，而余下的11亿，则通过会计记账法则，增加了公司的净利润。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仍然是同样的手法——2015、2016年应收账款分别为12.58亿、15.62亿，仅分别计提4054万、5740万。

但这个手法，却留下了一个漏洞——按照记账法则，已满三年的坏账，必须要全部计提。

2017年，印纪传媒的盖子，终于盖不住了。

这一年，公司的应收账款狂飙到21.55亿元，坏账计提比也升至7.5%，达到1.75亿元；到2018年，公司的坏账准备金再翻一倍，达到3.6亿元。公司在2018年仅录得营收3.62亿元，归母净利润更是巨亏17.86亿元。

财报一出，印纪传媒的股价随之一路狂跌，到2018年4月30日，印纪传媒变更为*ST印纪，股价收盘于2.49元/股，市值仅剩44.07亿元。

但从“电影教父”巅峰跌落的肖文革，却随着股份解禁期结束，疯狂套现成了人生赢家。

2018年1月30日，肖文革将其持有的印纪传媒1.07亿股股份转让给了安信信托，股份转让单价12.75元，套现金额13.6亿元；当年5月，肖文革又分别转让其持有的8142万股，和印纪华城持有的708万股，每股均价11.8元，再度套现10.44亿元。

仅这两次减持，肖文革便已套现24亿元。

而这远远还不是肖文革的全部操作。根据网易清流工作室的报道，自印纪传媒上市以来，肖文革及其一致行动人，频繁质押股权34次，截止2018年6月，已将持有的印纪传媒股票全部质押完毕，质押融资资金合计超过80亿元。

2018年7月，这些质押股票纷纷到期，却根本没有等来肖文革的回购。

而昔日的“中国电影教父”，则在这一年的12月，被北京第三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消费人员名单。肖文革及其一致行动人印纪华城、印纪时代涉诉事项累计涉诉金额高达78.85亿元，其中肖文革涉及的诉讼金额为57.35亿元。

而此时的印纪传媒，已是严重的资不抵债。根据印纪传媒2018年年报，截至报告期，公司流动负债为105.12亿元，流动资产却只有25.98亿元。

2019年10月10日，印纪传媒股票因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024年4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裁定宣告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在公司管理人向法院提交的报告中称：

印纪传媒公司银行账户余额，仅剩371.07元。

从“教父”到“老赖”，肖文革留下了一地鸡毛，从2018年开始，便不知所终。“铁三角”的另两位成员，丹密茨在上市公司中早已难觅踪影，吴冰则长期称病，滞留美国。

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2018年2月，在DMG娱乐工作了17年的美国员工克里斯·芬顿向DMG娱乐公司诉讼，在起诉书中他提到，吴冰和丹·密茨多次表示，“上市让我们变得富有”，但最终却只是老板们变得富有了。

在起诉书中，他还爆料了更多关于“富有”的细节：

比如美国比弗利山庄的豪宅（价值5000万美元），比如包括价值2500万美元的庞巴迪挑战者850，和价值3000万美元的庞巴迪全球Global Express这些私人飞机，以及包括宾利、法拉利、劳斯莱斯在内的多辆豪车。

而肖文革还在2015年5月2日前后，也就是公司借壳上市不久，乘坐拉斯维加斯永利酒店的私人飞机前往赌场，并被永利酒店视为座上宾。

也是在2015年，曾经有记者向肖文革和吴冰提问：到底想赚多少钱？

肖文革没有回应，吴冰则回答说：

“我没想过赚多少才够，反正赚多了就捐。”

还是网友说的好，这个赚字应该改成骗，捐字也应该改成：

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