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访华时反复提及，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影响美国工人和企业。

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耶伦认为是中国政府的产业补贴。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是“低人权优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是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的内需不足。

产能过剩起因内需不足

2018-2022年这五年，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54.7%（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38.2%），远低于美国的82.4%（居民消费占68.1%），也低于欧盟的73.5%（居民消费占52.2%）。就连文化和制度与中国类似的越南也有65.5%（居民消费占56%）。

以汽车为例，2023年中国生产3016万辆，国内外共销售3009万辆，其中出口522万辆。如果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能从38%提高到50%-60%的国际水平，那么国内市场就足以消化产量，不存在产能过剩。

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美国可以容纳一定的贸易逆差，而其他国家则需要贸易大致平衡。2015-2022年，货物出口与进口之比，美国为63%，拉美为99%，欧盟为104%，而中国却高达126%。

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比如2018年有92%来自美国，2023年依然有41%来自美国。2001-2023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是从美国进口的4倍，而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向美国出口只是从美国进口的1.4倍。中国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如此严重的贸易不平衡，严重扭曲了国际贸易体系，尤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最大。

美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比例在1971-2000年稳定在13%，制造业从业人员稳定在1770万左右。但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出现雪崩，从业人员锐减到2010年的1150万，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到2022年的6%，而今年中国“两会”的主题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会加剧产能过剩，会碾压式摧毁美国很多产业（比如汽车产业）。在这种背景下，耶伦这次访华反复要求中国管控产能过剩。

内需不足皆因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

中国的内需不足又是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太低。有两种统计居民收入的指标：一种是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属于“自上而下”宏观收入分配核算的范畴；另一种是住户调查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属于“自下而上”微观收入统计的范畴。

以2021年为例，《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表3-15资金流量表》显示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为68.2万亿元，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114.2万亿元的59.7%，而国际社会占80%以上。而根据《表6-1全国居民人均收支情况》，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为35,128元，中位数更是只有29,975元，分别只是81,370元人均GDP的43.2%、36.8%，而国际社会占60%-70%。二者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资金流量表包含了固定资产折旧，并且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从而严重高估了居民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住户调查不包含固定资产折旧，是净收入的概念，并且可能未能取得对高收入群体的有效抽样。

这种统计差别在其他国家也存在。无论是用哪种标准，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都过低。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官员却将两种方法的数据混淆，将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与国际社会的住户调查数据相比，误以为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国际社会类似，从而否定中国出现产能过剩，或者将产能过剩归因于储蓄率过高。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直线强正相关，这种相关性见于全国1978年到2022年的纵向比较，也见于2018-2022年各省的横向比较。

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

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生物学本能。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从而导致15-64岁劳动力占比从62%提高到2004-2023年的72-75%，而国际社会占64-66%。相对于内需市场，中国“额外过剩”了上亿劳动力，靠出口提供就业，这是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的。中美贸易战后，中国产品占美国进口的比例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也导致中国的就业难，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攀升。

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减少了家庭刚需，加上劳动力“额外过剩”，造成了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2年的62%（国际正常标准）降至现在的43%。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少，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因此中国政府有能力进行产业补贴。

独生子女的家长担心养老，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和富人也保持着高储蓄率。因此，2018-2022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5%（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而除中国外的世界作为整体只有23%，欧盟、美国分别只有25%、19%。

200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题为《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的论文，指出中国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将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将爆发中美贸易战。我当时建议停止计划生育，将经济从依赖出口转向依赖内需，但中国当局却不采纳。

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3%，使得主流家庭连养一个孩子都有困难，加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因此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可以说，中国是以断子绝孙的惨重代价摧毁了美国等国的制造业，对两国是双输。

结论：中国必须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才能提升生育率、发展内需、改善与美国等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