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著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年轻的打工者难以忍受一线大城市的激烈内卷而纷纷向二线城市撤退。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二线城市也变得越来越“卷”，没完没了的加班，遥不可及的房价，以及动辄掏空钱包的消费水平，都足以让打工人梦碎，留下的是满心的哀怨。

　　内卷日趋激烈 二线城市的打工人满是哀怨

　　中国公众号“冰川思想库”11月6日发文，讨论了中国二线城市快速走向激烈内卷的原因，以及当前十分严峻的现实状态。

　　文章开篇就直言，过去被认为生活状态比较“安逸”、“舒适”的二线城市，如今也“正在失去了它的从容”，日益严重的内卷让二线城市的打工人满是哀怨。而导致二线城市越来越卷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快速流入。

　　在2022年，长沙、杭州、合肥等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都在17万左右。杭州官方人士曾透露，“杭州新引进的跨城流动人才中，有超过20%来自北京和上海”。

　　很多年轻人主动选择从一线城市逃到二线城市的“降维生存”想法，主要是为了寻求更舒适的活法，他们以为与一线城市相比，二线城市同样具有较优的资源而房价更低、节奏更慢，生活状态更为惬意、休适。

　　然而，从一线出逃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这条降维生存路线，如今也变得拥挤不堪了”。在二线好的工作同样难以找到，各种内卷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而且打工人的倦怠、内耗感，往往还会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加强。

　　以成都为例写道：网上很多年轻人吐槽成都“卷”，随便一份月薪三四千元的工作岗位，往往都会有一大堆高学历的人去投简历，“研究生的学历还得被企业HR（人事部门）一顿强势地PUA（指通过一些精神控制手段，让下属丧失自我，变得对上司唯命是从）。在舒适、安逸的 “滤镜”被打破后，广大二线城市出现了“一边是大量打工人喊难，一边是外来人口不断涌入”的围城状态。

　　文章进一步指出，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二线城市的人口平均年龄越来越年轻化。例如：杭州的人口平均年龄是38.77岁；东莞的平均年龄只有33.4岁。

　　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进来，可能会让一些城市管理者感到乐观，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人口流入的速度，抢人大战的成绩当成政绩来宣传，却往往忽视了年轻人口流入的真实动因。

　　其实，大量年轻人口流入的背后，也反映了年轻人选择面的狭窄，二线城市的这种“抢人竞争优势”，也可能演变成一种发展局限。因为，当内卷成为常态，“寄託著安逸和奋斗双重想像的二线城市，迟早会进入摺叠状态，难免会有耗光打工人耐心的一天。”

资料图。2008年10月2日，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商业街的一个场景。(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二线城市正在卷疯打工人的路上一往无前

　　早在今年4月中旬，微信公众号“浪潮工作室”也曾发文，讨论过中国二线城市日益严重的“内卷”现象。

　　这篇题为《二线城市，已经卷疯了》的文章指出，在超一线城市的衬托下，很多人眼里二线城市成了“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待遇不错、生活舒适、房价友好，比一线城市宜居，也比三四线城市机会多。然而，当人们真正去到二线城市后才发现，“哪有什麽乌托邦，只有找工作的黑洞”。

　　文中提到，在杭州，一个应届生想要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需要与59个人同台竞争，难度与深圳相当；如果想到杭州做产品工作，应届生更是得面对80+进1的残酷竞争。“高薪岗位确实有，但依旧非常抢手，大多数人都会被这种激烈的求职竞争淘汰掉”。

　　此外，二线城市激烈的求职竞争，还体现在应届生的起薪上。2021年，中国15个二线城市应届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起薪分别是5355和7079元/月，比一线城市同层次的起薪低了20%-30%。

　　文章指出，即使有幸在二线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并不意味著打工者就能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对二线城市工作状况的美好想像，可能在你上班的第一周就碎得连玻璃渣都不剩了”，“大小周、996、上六休一”等等一线城市的做法，现在也已成为了二线城市的“家常便饭”。

　　文中举了一个例子：成都现在已经被一分为二：二环以内的成都“工作稳定，生活安逸閒适”；二环以外的成都，则如同北上广深有飞地之称的高新区一样，晚上9点仍然灯火通明的办公楼和楼下成群结队等待乘客的网约车随处可见。

　　更让人糟心的是，一些公司还做不到基本的劳动保障，不给员工交五险一金。2020年，成都市两级法院受理了1.55万件劳动争议案件，去法院进行劳动仲裁都到了需要排长队的地步，让人直呼“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成都不相信劳动法”。

　　文章最后总结道：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工作强度大、薪资比一线城市低，甚至得不到五险一金的保障，加上买房和租房的压力也不轻鬆，可以说，“二线城市正在卷疯打工人的路上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