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民的名义》，有人看到了反腐，有人看到了官场潜规则，还有人看到了官员出身。当李达康“路转粉”的高潮过去后，网上不少人将同情的目光转向了“农家子弟”出身的祁同伟。那么，人民是不是欠他一个副省长？

在《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是仅有的几个属于毫无背景的农家子弟出身的人物之一。

出身卑微，成功考上汉东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小说中其实没有），结果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农村的司法所，而同学陈海、侯亮平则进了省检察院，后者后来还去了北京。对比之下，祁同伟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

尽管当上缉毒英雄，祁同伟却升迁无望，他于是向曾被自己拒绝、大他十岁的老师梁璐求婚，因为梁父是省领导。就此，祁同伟借助婚姻成功升迁，进入省检察院，后官至公安厅长。电视剧中，梁璐直言自己之所以答应祁同伟的求婚，是因为报复。而祁同伟下跪求婚，则是出于上位的需要，两人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是“各怀心事”，毫无爱情可言。

电视剧里隐约透露，祁同伟当初之所以被分配到农村又久难升迁，应与梁父的刻意压制有关。若真是如此，祁同伟的这一遭遇倒是应该被同情。

或许，就像网友所言：

@骆jina：先是被个疯女人追了三年，拒绝三年，毕业了被整得分到穷山沟，那时候祁也还没绝望，想着只要自己够努力够拼就可以靠自己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是他拼了命，做了缉毒英雄，还是被人打压利用。寒门子弟想出头就得付出十倍千倍的努力，可能最后还敌不过权贵轻飘飘的一句话。

@杰西qzuser75576：就是喜欢祁同伟，想拥抱一下他，太心疼了！真正的坏人是那种莫名其妙欺负人伤害人的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譬如赵瑞龙！但祁同伟不是，他伤害的是挡他路的利益的人！

@鉴婊君：如果梁璐不整他，他凭借自己的能力也能走很远，也许做不到省厅厅长，但至少他会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吧，陈阳就挺好。

不用说，祁同伟前半生的经历，在当今机关事业单位中高层干部中颇有代表性。他们出身贫寒家庭，受惠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中年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因机遇垂青，在事业上有了一方天地。不过他们奋斗过程不易，此间难与外人道的种种艰辛，足以刻骨铭心。他们对祁同伟的同情，或多或少，有物伤其类的成分。

而更多普通人对这种同情的附和，则反映着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阶层焦虑——人们期待社会有更强的流动性，给更多人足够的上升空间。这些情感，都会让人们面对祁同伟们时，有着远比痛恨更复杂的情感。

祁同伟把自己违法乱纪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父辈的贫困，这种自辩之词，是没有是非之心的无耻；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父辈所代表阶层的羞辱。我们不否认成长经历对人的影响，但是，早年的贫穷决不可能成为身居高位之后贪赃枉法的理由。

而反过来看，像《人民的名义》剧中的赵瑞龙，父亲是副国级高干，成长于钟鸣鼎食之家，不一样无恶不作？类似的，还有剧中人物省油气集团老总刘新建，按眼下说法，也是“根红苗正”的官二代，不也一样贪得无厌？

可同情其被权力伤害，并不意味着就必须理解他的“政治婚姻”。

婚姻上的动机不纯，尚可说是个人自由，而成功上位后的站队、阿谀逢迎、大搞官场潜规则谋求继续升迁的做派，就令人难说“同情”了。此时，背靠省委常委岳父的祁同伟，已不再是往日那个被伤害的贫寒子弟，而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况且，人民并不欠出身贫寒的祁同伟一个副省长的职位，再说，权力的欲望是无限的，做上副省长，是不是又要继续谋求正部级？就这点而言，所谓的同情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可供对比的是，同样作为农民子弟的李达康，则完全走的是另一条凤凰男的逆袭之路。既专注于GDP，也能够在前任领导公子的项目面前守住底线，虽说也因此晚一些晋升为省委常委，但就官员的职业境界来说，李达康和祁同伟比起来，高下立判。

或许不能否认，无论是祁同伟的“政治婚姻”，还是李达康对GDP的痴情，都不乏受到其出身的影响。但李达康如履薄冰，把底线之上的规则用到极致；祁同伟则四面逢迎，把潜规则用到了极致。在违规和突破底线上，祁同伟已然走得更远。

有网友是这样说的：

@大头丁lei：王大路替达康顶罪，下海经商成为富翁。有能力者在哪都是有能力但是祁同伟却偏激了。

@AlwanysDevil：那种自怨自艾，抱怨着整个世界都不公平的人，怎么样都不会感到舒服的，为什么祁同伟在觉得受到天大的委屈的时候，没有想过换另一条路去走呢？因为他骨子里还是充满了对权利的渴望和追逐。

@禺山人：那么说祈同伟的堕落是有理的吗？落泊之后就要为出人头地而干阴谋诡计之事？就要干千夫所指之事？就要干腐败之事？就要干杀人越货之事？就要干对抗组织对抗人民之事？

@音维寂寂：三观有问题吧，什么经历都不是你腐败杀人的借口！猴子虽然骄傲自负，横冲直撞，但是非分明，法与情分得很清楚，他有什么问题？

@红娃子的小窝：官二代就一定无能吗，有背景就一定是害人精吗？不一定吧！我觉得候亮平不讨厌啊！祈同伟的苦出生不能成为他侵害别人的理由啊！

@好彩啊好彩：请不要拿出生农民，家境贫穷，苦读书，想出人头地，来做为你违法乱纪的理由。

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也经常出现“出身贫寒”、“农民的儿子”等自我定位，甚至过去还引发了出身贫寒的官员是不是更易腐败等话题。类似的官员心理和由此引发的公共话题可以理解，因为在一个急速转型，又面临阶层流动性障碍的社会，像祁同伟这样的凤凰男形象，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但将官员出身与其行为相联系，从人性角度似乎无错，却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出身差别对人性之恶的不同诱发，本可以也应该由制度的规制来降到最低。所以，在对权力尚缺乏根本约束的社会，所谓官员腐败的“出身论”，要么是身份社会的某种遗留，要么只能是制度缺失所造就的伪问题——正是因为制度未能有效遏制权力，才让人性恶的一面被放纵。

可以同情祁同伟的出身，也可以同情其在婚前被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中，但对于其后来不择手段的官场轨迹，一句同情显然过于奢侈和轻佻。按照这一逻辑，那些现实中声称自己“穷怕了”的贪腐官员，是不是也应该被同情？那些迫于贫穷而犯罪的底层者呢？出身卑微的人不是不该有阶层跃升的冲动，但一个能让阶层合理流动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通过制度的整体进步来实现“逆袭”，靠泛滥的同情，不仅无济于事，反倒会遮蔽真正的问题。

当然，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中，祁同伟身上的凤凰男痕迹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而相对来说，像侯亮平夫妇这样的“上层”背景则要弱化得多。这种表现差异，也未尝不是现实世界的一则真实寓言：上层的一切似乎总来得理所当然，而底层的不堪和人性之恶却总要被赤裸呈现和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