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

50多年前，父亲彭柏山（1910～1968）因与胡风先生有私交而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前，我写下了父母的惨痛经历，以《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名出版。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在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他们的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噩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又重新上路，拿着《他们的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一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回归五四》里说得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质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憷，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嘛，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就来了，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1952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有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需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辞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地狱还有多远？

二

我喘着粗气从惊恐中挣扎出来，2010年6月我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正是从丘东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风先生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作品就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非常有个性，他的文字和叙述，也区别于当时的“抗战文学”，但是他的人物却在抗战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1941年的战斗中牺牲的。鲁迅先生把丘东平的作品，放在30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聂绀弩伯伯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又把东平称为“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上是沾满了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却联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情感，一直到文章发表了，父亲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率，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

可是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艺创作会上说：“丘东平作为战士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风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为作家，死了就死了。”当我读到这段冷漠的文字时，我想起1979年秋天，我看见的周扬，那个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他显得有点疲惫，但也显得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难把这个形象和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了权力对人的腐蚀，看见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种，在权力之下，人心、文学都丧失其原有的价值。其实当初正是周扬发现了丘东平，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鲁迅先生，可是不久丘东平就不能接受周扬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给胡风先生创办的《七月》，甚至在战争中，他都与胡风先生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20多年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天才的年轻作家，这个死难烈士。这时，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1964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80多岁的老母亲。那时候丘东平的妻子在1950年斗地主的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婆批斗（因为当年作为烈士亲属，农会分给她两亩地，她和老母亲都种不了这个地，雇佣了一个长工），批斗之后，她受不了这个委屈自杀身亡。聂伯伯拿出100元钱交在老人手里，然后轻轻地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刘少奇、陈毅写信，东平过去做过他们的秘书。”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刘少奇和陈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这样渐渐地走入这个“圈子”，渐渐地在了解这些人和事，渐渐地明白文学在他们的生命里是占有多么神圣的位置，而情感又曾经是多么刻骨铭心地留在他们的友谊之中！也是渐渐地认识到，政治运动是如何在摧残着我们的文化，摧残着我们的人性，摧残着我们的良心！

实际上，这些胡风分子互相都不大认识，他们只是作为作者和编者胡风先生之间，有着个人的往来。对于我父亲，除了胡风先生，几乎就没有和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有过任何私人交往。一直到运动结束，这些“分子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大家想见见面，说我这个冤枉，到底是和什么人“集团”在一起了？要受那么大的折磨！没有想到这一见，真把他们纠结成一个“集团”，他们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这以后，他们自觉地互相交往，通信、拜访、郊游，总之全国各地的“分子”们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帮衬着，既艰难又快乐地走完了他们的余生。

三

在这些“分子”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阿垅先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负伤，转入地下后，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阿垅是“七月”派的代表诗人、理论家。当他被关押了十年后，才被提审判刑。宣判的当天，法院四周如临大敌，站满了警察。因为隔夜在找阿垅先生谈话的时候，他依然不服从判决，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签字。但是，在法庭上，当他看见年轻的作家林希也被卷入胡案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

林希回忆说，当他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我进去之后就站在旁边，这时阿垅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们两个人的目光交错，这一下对我的震撼太大了。啊呀，我违心地做这个，这个他妈的不是人的证，我又看见了我所最尊重的前辈，我的感情简直没法控制。这时候法官提出，‘林希面对法官！’我就冷静下来，说我和阿垅是怎么认识的，他对我说了哪些话，使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证词都是按照官方审定的。然后休庭十几分钟，一会儿宣判，我们就进去坐在边上。阿垅重新出庭，阿垅确确实实是挺着胸膛，抬着头阔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这个那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阿垅你有什么说的？’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给你重复阿垅的话：‘我放弃上诉，一切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完了。那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永远不会消退的人格力量！”

宣判结束后的第四个月，阿垅先生在监狱里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恰好混淆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了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行崩溃了。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是绝不可能被压服。”

信，是最后从公安部的档案室里退回给阿垅家属的，信纸的抬头上，标写着档案馆的登记号码。那已经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了，阿垅先生已经在监狱里患癌症，于1967年3月15日去世。当我从阿垅儿子陈沛的手上，看见这张用铅字打印出来、泛黄的信纸时，我看见的是一个站立的灵魂，是用鲜血写下的最后诗句。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往下淌，我觉得在阿垅先生面前，我的眼泪太轻，太微不足道，也太廉价了，以至于它淌落下来，会是对阿垅先生的亵渎。

阿垅先生不相信眼泪！

四

只有在贾植芳叔叔面前，我敢大胆地追问他，因为他是最随和的一位老人。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他交了胡风先生这样一个朋友，他后悔吗？贾叔叔连思考都没有，接着我的提问就说：“从不后悔！”我再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大教授，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我说毛泽东，55年把我们抓进去了，66年我们都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被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一二·九运动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回来参加抗战，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是的，都看见了，后来的日子里，我是他们生活、学习的见证人。现在，胡风分子们一个一个去世了。我带着自己敬畏的心情，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完成《他们的岁月》的再版。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渐渐地明白的，就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殊的文人，因为他们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