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参与劫掠北京城的不但有各有士兵，还有以梅威良为代表的各国传教士。

　　1900年8月15日，包括美国在内的5国联军冲破了北京城，解除了义和团对使馆区长达55天的围困。解救出了1000多外国士兵和平民还有聚集在使馆区的5000多中国基督徒。这些人中有70名美国新教传教士，梅威良(William S.Ament)就位列其中。

　　与义和团围困使馆区相比，更惊心动魄的是联军占领中国之后发生的“抢劫盛宴”。外国士兵、平民和传教士闯进北京的宫殿、寺庙和商店抢走珠宝、毛皮、丝绸、贵重瓷器和金银，为了避免被奸污的命运，有些中国女人投井自杀。北京城内外到处是中国人的死尸。

　　美国军队的司令官查飞说：可以肯定的说杀死的没有一个是义和团拳民，无害的苦力和劳工，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成了替死鬼。

　　如果说1860年的劫掠基本上限制在圆明园及其周边地区，在1900年，劫掠范围则包括了整个北京城、颐和园，甚至直隶省内的每一个城镇。1860 年的劫掠只持续了两三天，而1900年的劫掠从7月底攻占天津后开始，直到10月，北京的劫掠还在进行。随着惩罚性远征逐步发展到直隶各地，劫掠持续的时间更长。

　　查飞将军禁止他的下属劫掠，但是效果甚微。英国人辩护说“劫掠是以最传统的方式进行的”，每个星期日英国使馆都举行劫掠物品拍卖会。一个美国外交官的火车车厢里装满了抢来的财物。

　　解围之后，大多数传教士都被送到附近的盟军要塞，或者护送回国，但是梅威良和其他少数传教士留了下来重建教区，保护劫后余生的中国基督徒。“我应该留在这里，收拾残局，”他写道，“必须把我们那些可怜的教民安置好，就像为我们自己寻求赔偿一样维护他们的利益。”

　　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梅威良在义和团运动中是个英雄，就在使馆区被围困之前，他两次出入义和团频繁出没的地区，保护那些他通过20年的传教努力才使其皈依的中国基督徒。其中一次他星夜出城，随身只带着猎枪，去通州解救了20个传教士和100多中国基督徒。用他一个同事的话来说，梅威良是一个“完美的传教士”。他汉语熟练，无所畏惧是天生的领袖。

　　围困解除之后，大约有200多中国基督徒在梅威良的护翼之下，有些信徒躲藏了起来，但是多数人被义和团拳民所杀。幸存者失去了一切——房屋、田地和家庭成员。梅威良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总部，他的家和教堂都被义和团烧毁了，义和团还玷污了他教堂的墓地，他的三个孩子都埋在那里。8月16日，盟军到来后的第二天，他冒险走过北京一片狼藉的街道，征用了一个早已逃离的蒙古王公的府邸，把他的基督徒们安置在此，俨然成了当地社区的领主。

　　“我成了一个有影响的人，”他写道，“附近的中国人对待我就像侍奉王子，他们给我送来鸡蛋、鸡肉、鸭子和大量葡萄。”梅威良扮演起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对那些曾经伤害和杀害基督徒的人施行报复，对顺服的邻居给予保护。一个传教士写道，“他手拿棍棒，驱逐其他劫掠者，有可能是外国人、中国人或者是外国士兵。”

　　9月，梅威良带领一队美国士兵去乡村寻找和惩罚义和团的拳民，进展并不顺利，领队的上尉称他“嗜杀成性”并且试图阻止那些中国基督徒的劫掠。他们杀死了一个中国基督徒并且误杀了一个无辜的中国老人，梅威良对美国士兵的“软弱”极其厌恶。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查飞心怀疑忌，不再把美国巡逻队派到城外和传教士们一起行动。

　　梅威良毫无畏惧，没有军队的护卫，只在几个中国信徒的陪伴下，他开始走访北京以南50公里以外的涿州——他的旧教区。已经认识多年的当地中国官员看到他非常高兴。占领当地的德国和法国士兵不加区分和选择的烧杀劫掠，把中国人当作标靶来练习枪法，“德国士兵，”梅威良写道，“比恶魔还厉害”。梅威良在 “对中国人充满同情”和“应该实行强硬手段”之间摇摆不定。

　　与马克·吐温的“战争”

　　梅威良对自己的成就非常骄傲，跟在北京的美国记者大肆吹嘘。他仿照英国大使馆的做法，组织劫掠拍卖会拍卖他抢来的物品。很明显他对外国士兵的野蛮行径和传教士的劫掠的报道在美国引起的公众愤怒一无所知。这些报道谴责梅威良是一个嗜血的劫掠者，一个记者说，“梅牧师看上去像个好人，但是我可不愿意尝试他的方法。”

　　1901年1月，梅威良的麻烦更多了，他被涿州的法国士兵和耶稣会传教团逮捕，被控敲诈勒索一个当铺商人。一个记者报道说，这是因为法国人怒火中烧，因为梅威良从40个村庄里劫掠到了价值超过6万美元的东西。当法国人再到这些村庄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到了梅威良那里。美国人对梅威良的被抓表示抗议，之后梅威良获释。法国人否认曾经逮捕过梅威良，但是这个故事出现在美国的媒体上。

　　传教士在中国的罪行引起了一位名人的关注，他以马克·吐温的笔名为人所知。1901年2月6日在《北美评论》上，马克·吐温发表了题为《致黑暗中的人们》的文章，辛辣讽刺梅威良和美国因为占领菲律宾和参与镇压义和团而深深卷入的帝国主义政策。

　　美国公众的愤怒令梅威良非常震惊。这个勇敢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他为自己挽救中国基督徒的行为而自豪，忽然在美国公众眼中变成了一个恶棍。美国势力强大的传教士团体声援梅威良，要求公众对马克?吐温针对梅威良牧师完全错误的中伤进行还击。美国驻中国外交官代表自己讲话说，“传教士并没有劫掠。他们发现自己有2万贫困的中国基督徒需要照顾，那里没有政府，没有权威组织。冬天就要到了，需要采取某些措施，非常紧急，最后对财富的安排，现在看来无疑很公正。”

　　就在美国公众的愤怒狂潮中，梅威良回国为自己辩护。一开始他看起来像“自焚”，他对记者使用“霸占”这样的词，告诉媒体传教士投机谷物等类似措施。他的上级组织，美国国外宣教会命令他闭嘴，希望找到能扭转公众情绪的策略。

　　美国国外宣教会教育梅威良要遵守媒体的规则，随后才允许他宣讲自己的故事。梅威良是一个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之人，如果没有成为一个传教士他会是个成功的铁路商人。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梅威良还向听众吹响了号角，号召基督徒冲向充满机会的中国去传播上帝的福音。四百个商界领袖听罢站起来热烈鼓掌。美国国外宣教会年度会议在马克·吐温的老家举行，3000多人转而去听梅威良的讲演，在15个月里，作为传教英雄和被马克·吐温恶毒诽谤的人，梅威良走遍美国和加拿大到处讲演。

　　梅威良和传教团在与马克·吐温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波士顿杂志》的社论标题谴责马克?吐温是“误入歧途的幽默家”。《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写道：看起来我们都错怪了梅威良牧师。甚至最先敲响对梅威良谴责战鼓的《纽约太阳报》也后退了。

　　梅威良1902年回到中国，带着他那美丽的妻子继续他那传教士的使命。1909年1月6日梅威良死于旧金山，终年57岁。

　　出兵打击清政府和义和团是体现西方帝国主义道德理念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之后，联军对北京的野蛮占领和到处劫掠激怒了美国公众，马克?吐温对梅威良的谴责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热衷宣扬的所谓“白人的责任”，并开始自省：基督教国家真的有权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强加给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