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对1950年11月20日至12月10日陆战第一师在古土里、下碣隅里、柳檀里地域与中共部队作战行动的详细研究验证了《中共部队的攻击战斗》（ORO-S-26,EUSAK，报告日期1951年1月5日）中提出的所有主要的结论。不过在 Kunu-ri的战斗中这很少发生。我们的士兵很少配备超过两颗手榴弹，这是根据1950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期间美国第二步兵师在Kunu-ri 地区与中共部队作战的经验来对中共部队的战术方法与武器使用的评估分析。

    在中共部队对抗陆战第一师的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包围并穿插割裂过该师任何主要单位，并且除了一些外围阵地外，也从没有突破攻占过任何主要防御阵地。所以，他们的战斗单位并不如和攻击第二步兵师在Chongchon河东岸时一样地全面展开，因此能够观察中共部队在全然多变战况下作战的特点的机会就比较少。

    由于第二步兵师在Kunu-ri周遭与陆战第一师在古土里周遭战斗时的环境状况完全不同，不但地形不类似，而且我方部队和中共方面各部队始初的布阵也不同，要把这两个作战行动作一个全面比较并不恰当。在（本报告中）如果有做比较的地方，完全是为了要强调衬比中共部队的特徵与能力。

    武器与构工

    整体来说，跟陆战第一师交战的中共师团的装备并未比在同时期与第二步兵师交战的中共部队好多少。主要的差别在于跟陆战第一师交战的中共诸师团似乎在粮食和弹药补给上极度短缺。在中共部队与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中，当共军自固定位置开火时，机枪手和手榴弹兵似乎从来就没有缺过弹药，而且可以看到在火线上的部队后面有长串的士兵搬运弹药。在长津湖区作战的中共部队则正好相反，参与战斗的中共师团似乎很快就耗尽所携带的弹药，由于没有再补给，他们的作战效率就此消失。当他们耗尽弹药撤退时，其他新的师团会移上前来递补阵线，而这些补给耗尽的师团则从前线消失。指挥的陆战师长奥立佛·P·史密斯少将曾经记述到这个现象，而且也从许多团、营长口中证实。战俘口供显示这些部队中大部份是在11月13至16日间渡过鸭绿江，正好跟陆战第一师开始从基地港口向北前进大约同时。在渡江后，他们以全速向作战地区急行军前进。看来他们似乎只想要赶快将部队向前移动，即时到达陆战第一师的纵队附近，以便在陆战第一师把大部份兵力用在攻击长津湖区时切断该师的主要补给线；也因此这些中共部队对于诸如有效补给等重要课题方面并没有妥善安排。跟这个假设吻合，并且陆战第一师下属各单位都注意到的是，他们的中共敌军都是一成不变地以单线攻击，没有使用其他不同的战术。这不但在师级单位如此，甚至到营级或连级都一样。每个单位被赋予一个选定的任务，他们似乎都在剩余战力许可之下尽力达成这个任务。但当他们被击退无法达成任务时，中共部队会显得茫然毫无计画，无法重新组织起来转移攻取其他可能的目标。士兵们会从战线上撤退，涣散地坐在原野间。即使如此，战俘的口供中显示出了中共士兵一般的智力不低。不单只在军官之间，就连一般受审讯的士兵也都能说出他的连、团、师、军团、以及集团军的番号，并且知道上级单位的计画与意图。陆战第一师也就是从被俘的中共士兵口中首先听到中共部队计画“在该师的两??。这项情报是当这两个团还在北进途中获得的。但是真正特别让人困惑的是这些战俘没有阶级的概念，这些战俘会称自己是“士兵”或“军官”，但说不出自己的军阶。如果中共部队中有士官的话，他们也无法表明自己的阶级。

    在陆战第一师的作战中，有六次战斗时攻击的中共部队有轻型炮兵的支援。每一次所使用的炮数不超过二或三门，发炮数也是寥寥数发。总体来说，敌人攻击的火力依靠自动武器，主要是.30口径的机关枪（包括路易斯轻机枪与哈乞克斯机枪）；冲锋枪、步枪、及轻型木杆手榴弹则是中共步兵的主要武器，这个现象不论是在对陆战第一师周边防线的攻击或是他们自己阵地的防御战斗时都一样。除了曾经在手榴弹上绑上引爆索作成诡雷外，在这些武器的使用上并没有什么出奇的新意。这些诡雷被安装在阻绝道路的路障上，长长的引爆索则拉回到路旁的散兵坑中。这些诡雷时常失败，因为在散兵坑中的中共士兵往往在有机会引爆诡雷前就已经被杀。有一次更是因为手榴弹的安全针冻住而失败。在防御的时候，这些中共部队会在山头阵地建构防弹掩体，以双重粗树干绑在一起做墙，顶上以木头做盖，再加上两尺厚的泥土石块为顶。这些工事可以抵御空中攻击，除非是火箭直接命中。他们用骡马将这些建材运到高处，当中共部队在周遭地区展开后，骡马会被移到远离（美军）主要补给线的荒野地区。当美国空军开始扫荡周遭地区时，几乎看不到什么骡马。当中共部队在古土里以北及下碣隅里以西切断陆战第一师的主要补给线，以便孤立并消灭该师时，他们用上了大量的路障，以及少数的爆破手段。沿着（美军）撤退路线，在一些最敏感的位置上，炸药被有效地用来切断交通。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炸断位于古土里以南、1081高地山脚不远处横过发电厂水管的工作桥。这座桥位于一个落差1500英尺的峡谷之上，如果不能修复的话，任何车辆都不能通过向南撤退。该师早已预料到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在不浪费纵队的宝贵时间下尽快架桥通过这个空隙；一座预制桥早就由空军运来跟纵队一起行动。即使如此，中共部队还是以少量的炸药造成了最大的阻碍。如果敌军有足够的炸药的话，整个路线上像这样的机会比比皆是。整个主要补给线就像是在山壁上开凿的狭窄栈道一样，只要造成几处大山崩，它就会完全毁损无法通行。但是，虽然中共部队已经盘据这个地区超过一个星期之久，他们并没有尝试这类大规模的炸山行动。在此处，以及更北面位于下碣隅里和柳潭里之间的路段上，中共军手上的炸药似乎只够用在几处可以很容易地以少量炸药爆破的小型桥梁上。一般实体路障是由石块、泥土、及杂物堆成平均2英尺半到3英尺半高度，并不太坚牢的阻绝障碍。大约半数路障地点的侧翼有火力掩护──通常是在侧面岭线上布阵的一、两挺机枪，或者是迫击炮。在没有掩护的路障地点，即使侧面高地还没有被（我方）前卫完全扫清，在步兵纵队先头的推土机通常就已经把这些障碍物推开一旁了。不过，还是有些路障地点被由侧旁高地射来的自动武器火力，以及逼近到轻武器有效距离的狙击手强力而持续地封锁的例子。这时车辆会被击毁，纵队停顿，并且沿着路边演变成一场人员和物资的持续消耗战，直到中共部队被（我方）优势火力与运动压制住为止。

    纵队中的秩序

    在有关这个话题的事例中，德来斯戴尔特遣队（TF Drysdale）11 月 27 日夜间在古土里与下碣隅里间路段的经验会是最有教育性的例子。这支小型的特遣队由英国突击队、一个陆战连、以及一个步兵连组成。他们在收到中共部队已经切断通往下碣隅里的主要补给线的报告后由古土里向北出发，尝试打通补给路径。它先扫清了古土里以北紧邻主要补给线的脊线，然后乘坐卡车前进。一支补给车队原本预计要接受它的保护，紧接它的后方前进。在特遣队的最前端有一个中型战车排，最后端在卡车纵队之后也有另一个战车排担任后卫。这支纵队在古土里山岭线以北开阔地区撞入了中共部队（估计约3营兵力弱）的伏击，它的溃散主要得归罪于其中装甲部队的运用态度。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在这个事例中，行动与反应等等几乎就跟三天后在 Kunu-ri 与 Sunchon 路段之间发生在第二步兵师纵队上的不幸遭遇如出一辙。当那些装甲薄弱的车辆进入敌人火力走廊时的安全完全依赖着运动的快速程度时，坦克车却在中共部队开始对它们厚重装甲不痛不痒地射击时停下来还击。这造成了整个车队的停顿，并且让卡车部队被从侧面射来的火网痛击却无法反击。跟坦克部队的多次争论与恳求都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并不受特遣队指挥官的节制，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行动造成后方车队的损伤的情形也无动于衷。为了避免整个特遣队被摧毁，步兵单位的军官们（包括一名空军前进观测官）不得不起而干涉战车部队的行动，要求他们不要还击而继续前进。在车队最后方的人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引起整个车队瘫痪的原因并不是中共军的炮火，反而是自己的坦克部队。最后，特遣队中大约有半数脱身，也丧失了约50% 的车辆；补给车队全军覆没，人员不是伤亡就是被俘；引起同伴这场大灾难 的战车部队却安然脱身，毫发无伤。

    那些能看到这支小小特遣队遭遇伏击与溃败全貌的人都同意，失败的主因不在于中共军炮火的效果，而是在于战车部队自身缺乏管制，它与后随的卡车部队间缺乏通信，以及坦克部队不了解他们打打停停的战术对于后面车队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对于美军装甲部队与摩托化部队在陆上共同行动来说是个相当新的问题。它的共通点可以从德来斯戴尔特遣队和第二步兵师纵队的相同经验中看出。它们也许应该被更进一步地仔细研究一番，因为从中可以发掘出许多重要的教训。而且，只要敌人继续采取横过后方切断撤退路线的战术，这个情形就可能再度发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的是，除非能够仔细地评估这个问题，并且订定果断的标准作战计画来确保纵队中战术上的整体行动，战车部队的存在对于一支经由狭窄道路通过敌方控制区域的摩托化纵队并不见得能保证有额外的保护作用，它反而可能增加了纵队的脆弱性。在机动性是安全前提的行动中，原本以为是个防盾的单位却拖累了整个部队的运动，在第二师的事例中，装甲单位散布在整个纵队之中。德来斯戴尔特遣队中则是用来掩护纵队的前头和尾端。由于两者在开始行动前都没有事先确认管制与通信的方法，结果也是同样地凄惨。

    中共军的大目标

    虽然在陆战第一师的整体行动中，德来斯戴尔特遣队算不上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它是中共军在对陆战第一师攻击中根据其整体目标获致战术上区域性成功的一个例子，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德来斯戴尔特遣队的经验。在这个例子中，就如同中共军在Kunu-ri以南攻击第二步兵师的行动一样，敌军的主要目的在于诱使我方攻击兵力作最大限度的延伸，然后切断主要补给线，当主力部队开始对其后方的压力做出反应的时候，再以包围的态势摧毁主力部队。陆战第一师防止了这个事态的发生。陆战第一师不论在攻击或是防御的行动中，总是以最大的努力保持阵线的稳固，这包括了它最初北上长津湖区与西向柳潭里的攻击，以及后来向南撤到真兴里的行动。德来斯戴尔特遣队的不幸在于它受命打通从古土里到下碣隅里间的主要补给线；在此事件后，虽然中共军切断了古土里与下碣隅里（陆战第一师师部）间，以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第五团和第七团作战区域）间的主要补给线，陆战第一师不曾再尝试以兵力不足的部队打通补给线。它暂时接受了这个状况。在此后陆战第一师各单位以要塞的观念来防御自己的阵地，但是也采取必要的反击行动来打乱中共军的阵脚，并且不轻易地让中共军不付出代价就取得寸土。实际上，陆战第一师的纵队等于是在敌人控制区域中以一连串的坚强据点所构成的。对于这些据点的补给与伤患的撤退都是由空中进行，飞机跑道的建构早在中共军开始在长津湖区现身之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正如本文后面会再度讨论的，在它的四个主要据点中──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真兴里──陆战第一师极度强调（防御）组织的深度以及地区中各部队的整体性；有时甚至为了保持阵线较大的严密性而把紧邻的高地弃之不顾，任其落入中共军手中。这样的抉择后来证明收获极大，并且没有引起我方太大的损失。中共军在对这些坚强据点的持续攻击中损失惨重。在这四个区域中发生的都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共军的攻击从开始时极度猛烈，强度逐渐地减弱，直到最后他们再也受不了，从前线撤退；这时虽然他们人数仍然还有许多，并且在白天可以看到四散在原野和山岭间，他们却显得十分被动消极，也没有持续有组织的攻击行动。坚决果断的防御影响中共军攻击士气的效果可以从陆战第七团F连令人惊异的例子中看出。F连独力据守从下碣隅里的师部到柳潭里的第五团和第七团所在地之间的一个隘口，完全被孤立在阵地之中，守了五天五夜。在这段期间，这个连被大约两个营的中共军重重包围。第一晚，他们的阵地遭到猛攻并有一角被突破，但是在天明前又重新夺回。第二晚时，敌军以和前晚约略相同的路线及兵力攻击，也再度被击退。第三晚，虽然F连已经有许多伤亡，但是中共军的攻击也显得软弱无力。接下来两天中，虽然在F连阵地的目视距离内可以看到有大量中共军的活动，但是却没有采取任何攻击行动。到了第五天早上，第七团的一个营前来援救F连，但在离F连不到1000码处遇到中共军强烈的抵抗而停了下来，此时F连虽然已经死守阵地5天，却仍然士气高昂，他们用无线电跟该营联络，准备主动派出一支巡逻队替他们领路。这个例子并不是罕有的特例，这是充斥在陆战第一师战斗行动中的典型精神。“我们一直觉得是占了上风，并且当敌人想要打上一仗时我们总能将其痛殴一顿。”史密斯将军谈到其部队的行动时说道。从陆战第一师主要作战地区各连和各排行动的仔细分析中，以及从火线上所看到中共军的损失与反应中，都可以支持他的看法。就他们所见所想而言，（陆战第一师的士兵）相信他们在各场战斗中都是胜利者，他们自信是主要凭着自身的战斗力而获致这样的结果。他们对那些对于他们行动嗤之以鼻的新闻报导感到愤慨 [ 译者注：指的是从撤退以来到这篇报告撰??陆战第一师在敌人控制地区过度延伸，因此不得不由其他非陆战队的单位施以援手才能逃脱。在记录上再加这一条就足够了：自第五团和第七团从西面的柳潭里撤出并接近位于长津湖南端的下碣隅里的师部防御阵地开始，陆战第一师对于其本身抵御更大中共军压力的状况与能力感到十分有信心。从那时之后，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如何能保存实力，并以最少人员和车辆的损失驱离南面主要补给线沿路岭线上的中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