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西班牙因住房问题爆发大规模抗议，导火索是一位87岁老太太被从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中驱逐。本文作者是就读于巴塞罗那大学的华人博士生，日常在大学课堂给本科生上课。她一边听学生们抱怨“租房太难了”，一边听华人房东老林盘算他的分租生意经。本文将带读者感受西班牙年轻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了解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房东们如何看待租金与租客，以及代际之间真实的碰撞。

10月28日，西班牙托莱多省乌尔达镇附近，一列高铁追尾了前方因信号故障紧急停车的列车，事故造成69人死亡、180余人受伤——九个月内，这已是西班牙高铁上的第二起致命事故。次日，马德里交通部门外聚集起抗议的人群，对铁路安全的不满持续发酵；《纽约时报》形容，西班牙正经历着一场“反复出现的噩梦”。

而在那场事故之前，另一种不满已经率先在巴塞罗那与马德里的街头集结——这一次，是关于住房。西班牙年轻人对住房问题的不满通过一位87岁老人之死被不断放大。

10月5日傍晚，巴塞罗那租户工会（Sindicat de Llogateres）组织的游行于7点30分左右从乌尔基纳奥纳广场出发，最终在格拉西亚大道和格兰大道的交汇处结束。大学站与游行的起点仅相隔两站地铁，抗议者队伍中许多年轻的身影正是从那里赶来。

同一时间，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扎营的抗议者们迎来了他们的第十个夜晚。从9月26日夜里算起，帐篷的数量不断增加，直至溢出广场，沿着阿雷纳尔街和普雷西亚多斯街一路排开。营地的朋友告诉我，和巴塞罗那的游行队伍类似，在马德里安营扎寨的抗议者中青年人同样占比庞大。

然而，点燃这场青春风暴的却是一位87岁的老人。

“玛丽卡门令”背后的“意难平”

自1956年起，玛丽卡门便一直住在马德里丽池区的一套公寓中。这份租约最初由她的父亲签订，后来先后转给母亲和她本人。在过去的70年间，房子的产权曾数次易手——从最初的私人家族，到西班牙大型房地产集团伦塔公司（Renta Corporación），再到2018年6月被投资基金乌尔巴赫斯蒂翁（Urbagestión）收购。虽然新业主曾先后提出多份新合同，但因月租金始终高于其退休金收入，玛丽卡门继续按照旧租约每月支付500欧元，直至2026年9月23日被强制驱逐。

马德里太阳门广场扎营（作者提供）

马德里丽池区住宅（作者提供）

尽管大批年轻人为玛丽卡门鸣不平，但也不乏对其遭遇无动于衷者。她的租约属于弗朗哥时期法律保护下的“旧租金”。1994年新《城市租赁法》规定，子女二次继承的旧租约只能再延续两年，除非继承者的残疾程度高于65%；玛丽卡门2005年成为第二继承人，被认定的残疾程度为50%，旧约待遇因此在2007年终止，最高法院于2025年3月维持了这一判断。此后法院执行又历经波折，直至第四次尝试才完成驱逐。

所谓“旧租金”（renta antigua），指1985年以前签订的城市住房租约：弗朗哥时期留下的法律将租金冻结在极低水平，这样租户就几乎不会被驱逐，房东往往要等上数十年才能收回房子。1985年西班牙以法令形式放开租赁市场后，新签合同不再享受这类保护，老租约成了“历史遗留”；1994年《城市租赁法》又限定了老租约的继承期限。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如今全国仍有约16万个家庭生活在这样的老租约之下——玛丽卡门这样住满70年的老租客，已是这条制度链条走到尽头时的注脚。

9月29日，西班牙政府紧急通过两项住房法令，意在进一步利好租客，内容包括保护弱势家庭免遭驱逐、租约可申请最长两年的特别延期等。依照程序，此类紧急法令须经国会限期确认——10月2日，两项法令先后被国会否决，随即宣告失效。而玛丽卡门本人则在10月7日逝世。

尽管这项法令在诞生几天后即被国会否决，它还是留下了一个名字——一些本地人动容地将之称为“玛丽卡门令”。

然而，想起游行中那些年轻的面孔，我不禁感到疑惑：他们与玛丽卡门拥有更为遥远的代际差异，为何反而会将后者的困境认作与自己有关，并倾向于通过集体行动表达这种认同？

答案或许藏在另一个问题里——对许多年轻人来说，一份住了70年、每月只要500欧（约人民币3700元）的租约，几乎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奢侈品”。玛丽卡门失去的，也是他们求而不得的：一个不会被随意涨租、不会被轻易收回的家。

马德里，人们哀悼去世的87岁的玛丽卡门（作者提供）

离家的困境：迟到的成年与想象中的未来

一周后，在一节给本科生的课堂结束后，我与学生们在闲聊中提及玛丽卡门事件。他们今年大三，年纪普遍二十岁出头。刚一听到玛丽卡门的名字，便迫不及待地表达自己的支持，并积极地向我分享了更多即将进行的、巴塞罗那的抗议活动。

“租房太难了！”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讲述着入读大学后租房的经历，几乎包括了诸种西班牙常见的租房困境，比如因为学生身份而难以与具有稳定工作的租房申请者竞争、房源宣传图与实物不符并被黑心中介坑骗、房东不合理的“押二付一”甚至“押三付一”要求、按房间出租的合租房不给办居住登记、签订合同后才发现房屋质量问题等等。而在以上所有困境之外，所有人无从绕开的，是巴塞罗紧俏的房源与极度高昂的租金。

事实上，这所大学的本科生绝大多数都来自加泰罗尼亚大区，甚至巴塞罗那市区或周边城镇的本地生源亦不在少数。对于他们而言，在家中居住似乎是最经济也最顺理成章的选择——面对如此严苛的市场，不租房不行吗？

这群年轻人异口同声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在社会学中，成年并不只是达到某个年龄，而是涉及一个人如何获得独立生活的资源、承担社会角色，以及在制度条件下规划自己的未来。其中，成年过渡期涉及教育结束、进入劳动市场、离开父母家庭、建立独立住所、形成亲密关系等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对于住房拥有率冠绝西欧、家庭文化盛行、家庭主义福利体制根深蒂固的西班牙人来说，独立的生活空间可谓是建立自主成年身份的开始。

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拥有房产的门槛一路抬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推向租房市场，而租房又将他们推向了更晚的独立。根据西班牙青年理事会今年公布的数据，2025年，16至29岁青年的独立居住率降至14.5%，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西班牙年轻人平均要到30.2岁才离开父母家。

在家庭主义福利体制下，住在父母家既是缓冲，也是一种难以启齿的挫败。友人在马德里读书的博士生同学已在太阳门广场营地上驻扎多日。多年来，他一直栖身于父母的屋檐之下，对此满怀感激的同时，一直渴望一个独属于自我的栖身之所。

在这群学生中，索菲亚算是相对幸运的那一个。她来自巴塞罗那的一个中产家庭，虽然是在本市就读，但还是自大一起就独自搬进了学生公寓，每月约1200欧（约人民币8900元）的租金皆由父母支付。

索菲亚居住的学生公寓信息，一个22平米的单间要1195欧元/月（约人民币9000元/月）

“但我仍然对未来感到焦虑，”她说，“我不知道毕业后我会找到一份怎样的工作。回家住，还是在外租房？那份工作的收入能够支付多少房租？”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如今，西班牙全国平均月租达到1,176欧元（约人民币8800元），而年轻人的平均月净工资约为1,191欧元（约人民币8900元）。对于想独自租下一套住房的年轻人而言，房租几乎吞掉了所有月薪。

在聊天时，我的学生埃莱娜（Elena）曾玩笑般地说道，“我也想有一份租约住一辈子”。

在如今的西班牙青年文化中，“拥有一份固定合同”（tener un contrato fijo）、“被‘转正’为长期员工”（hacerse fijo）已成为年轻人聚会中的常常讨论的议题，疫情以来愈发升温的“考公热”更是此类文化导向的直接呈现。许多年轻人为编制（plaza en propiedad）备考数年——而西语中“propiedad”的另一个含义正是“房产”。

玛丽卡门事件后，政府于9月29日紧急通过的两项法令中，每五年（房东为法人则七年）自动续约、房东无正当理由不续约须作出赔偿的条款，也正是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代际诉求的回应。在巨变中成长的这一代西班牙年轻人对未来难有笃定，而在这一集体心境下，一份价格合适的“长租合同”不仅意味着长期居住关系，它也隐喻着一份不会被随时收回的承诺、一种安顿的人生状态与有安全感的未来。

隔着一层的西班牙：华人房东与留学生

我的华人朋友老林难以理解因这起驱逐案而起的舆论与席卷全国的抗议行动。他在将近二十年前来到西班牙，如今在游行终点的两个街区之外拥有一家店铺和一套出租房产，三个房间的租客都是中国留学生。“500欧，在Retiro住了几十年，那个老太太已经占尽了便宜，”他说着向我展示Idealista（西班牙最常见的租房平台）上马德里丽池区的另一套待出租房源，标价是每月3100欧（约合23000元）。

“幸好没有通过。”提到被国会否决的住房紧急法令，老林将之称为西班牙政府的又一部“强盗法令”，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对我细数了西班牙政府从放任占房到特定区域限价等若干政策。

“又不是只有年轻人难——我也要经营店铺，我也压力大，难道中年人就不难了吗？”回忆起自己初至欧洲时的境遇与过去二十年的打拼，老林将年轻人们不约而同选择的、站在玛丽卡门一侧的立场归因于“他们被政府养坏了，不去思考如何奋斗，只想不劳而获。”

而有趣的是，当我追问“究竟是政府‘养坏了’年轻人还是‘秃鹫基金’破坏了租房市场”时，老林却问我：“‘秃鹫基金’是什么？”

事实上，在过去一个月围绕玛丽卡门案展开的立法与政治辩论中，“秃鹫基金”被左右翼政党争相提起，几乎成为新闻上最醒目的热词。以腐肉为食的秃鹫擅长在衰败处觅食，而“秃鹫基金”（fondos buitre）这一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呼正是指那些专门寻找被低估、陷入困境或有较大折价空间的资产，通过低价收购、债务重组、诉讼或转售等方式获取收益的投资者或投资基金。

老林不知道的是，要求玛丽卡门接受新租金、最终通过诉讼收回房屋的业主乌尔巴赫斯蒂翁，就被不少政客指责为是这类机构持有人。因此，在随后围绕住房紧急法令展开的政治辩论中，“秃鹫基金”成为了各党派争论的核心，左翼指责右翼包庇资本，右翼则指责政府借此转移视线。

对“秃鹫基金”闻所未闻的老林自然更不知道，他口中的“强盗法令”从一开始就区分了个人房东与法人房东，而后者所包括的伦塔、乌尔巴赫斯蒂翁等机构持有人，才是政策话语中真正要限制的对象。

不过，无论对政治辩论所知几何，在新法令的命运尚未明朗之前，老林仍然像往常一样，等待着今年最后一位租客的到来。

自七年前开始出租第二套房产后，这份租赁生意便持续为老林创造着不小的收益。三个房间的租金分别是650欧、650欧和700欧，总计将近15000元。除了面积和条件，阳光资源也是定价差异的因素之一。在西班牙，天井房与阳光房的价差早已是租房市场里人人皆知的价格逻辑。

天井房示意图

唯一令他扼腕的是店铺事务繁忙，导致无暇经营短租。谈到邻居晓辰将住房改造为民宿并大获成功时，老林再一次惋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我试图用新法令对季节性租赁的限制宽慰他，老林却对政策的影响力不以为意。“晓辰的房子不是在Airbnb上那种，都是直接发在国内社交平台。”

华语游客构成了晓辰稳定的客源。旅游旺季时，房间甚至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并付款。没有第三方平台抽成，连交易方式都多为微信或支付宝转账。

和晓辰一样，老林的所有租客都是华人。

头两年老林曾租房给非盈利移民，“那些人不能工作、没有工资单，在Idealista这种本地租房软件上很难租到房子”。但随着出租经验增加，居住期限更短、经济来源背靠家庭的留学生群体开始受到他的青睐。

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们在老林这里有着极高的信誉——至少他的租客中还未有拖欠租金者，对于押二付一的规则都爽快接受。前年起，老林更是发现了“营销的秘密”，在社交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时只说“巴塞学生公寓招租”。

他的房子当然不是学生公寓。在西班牙的租房市场上，“学生公寓”通常指商业学生公寓，如前文提到索菲亚居住的Xior。在巴塞罗那市区，此类公寓以studio（带独立卫浴的小套间）为主，均价在1000欧（约人民币7400元）以上。但老林有不同的理解，“我这里都是租给学生的，怎么不能算学生公寓？”。

留学生们——特别是数量最为庞大的硕士生们——在西班牙只需学习一年。因此，在老林如今的时间尺度上，一年常常意味着一个租赁周期，而租客离开意味着重新定价、重新出租的机会。

对于本地年轻租客们来说，以一年为单位的租约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明年是否还住得起这里，合同结束后要不要重新找房，以及离开可能意味着又要搬运家具、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下，租房的成本既包括每月支付的租金，也包括一次次重新安排生活的代价。但对于留学生而言，短暂的停留与房东对灵活定价权、退出权的追求一拍即合。

十月的西班牙，高铁事故与住房抗议指向同一种失望——生活成本攀升、公共服务一再缺位，积攒的情绪最终在街头找到了出口。玛丽卡门走了，但关于房子与安定的追问仍在继续：老林照常等他的租客，年轻人还在寻找一份不会被随时收回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