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丽高雅的画廊经纪人和一位帅气又富有的心外科医生相爱了，在他们斥巨资举办的婚礼上，身着一万四千美元婚纱的新娘告诉自己的好友，她昨天和丈夫“试过了”，但对方无法勃起。

这是2000年在美国播出的电视剧《欲望都市》第三季里的情节。10年后，身在中国的我在大学宿舍里看到了它，还记得故事的主人公夏洛特后来形象地将自己的“无性婚姻”比作一只“假的Fendi包”，王子和公主最终离婚了。

《欲望都市》剧照

这个故事给我不小的震撼。不到二十岁的我，不仅震惊于性在婚姻中的位置，甚至开始第一次认真思考“婚前试试”的必要性，也惊讶于电视剧主人公谈论性时的开放态度，仿佛那件隐秘、禁忌，令人羞耻的事物，只是件和刷牙洗脸一样的小事。

那之后时间流逝，我也到了剧中人的年纪，看身边的同龄人恋爱、同居、结婚、生育，早知道在现实生活里，“食色性也”的问题，有时会比电视剧里描述得更复杂。更重要的是，十多年过去，我们的社会里，性似乎也不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人们在手机上左滑右滑，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一次和陌生人的约会，我们购买性玩具，讨论性偏好，在社交媒体上学习卫生棉条和安全套的使用，也分享细节丰富的“吃瓜”文档，这似乎是一个“性开放”的时代。

但令人惊讶的是，当关于性禁忌和管制越来越少，关于“性萧条”的讨论却开始流行起来。

2025年，由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起的第二次“中国私生活质量调查”发现，有固定伴侣的人当中，45岁以上的女性，性生活频率每月不足一次乃至全年没有性生活的，大概有一半，同龄的男性这个比例也接近40%，而36到45岁的中青年群体中，占比约为五分之一。

年轻人的性行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2020年，研究者就已经发现，即使有伴侣，“00后”的性活跃度仍低于“80后”和“90初”。当时受访的18至25岁年轻人中，约20%的男性和17%的女性有过“约炮”经历，到2025年，同一年龄段受访者中的比例已分别降至8%和约4%。

类似的情况并不只出现在中国。美国心理学家珍·特温格在《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1925—2025）》一书中提到，2021年，18至25岁的“Z世代”男性中，约三成在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是上一代男性同龄时的两倍，同龄女性的比例则约为四分之一。

2018年，《大西洋月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性衰退》（The Sex Recession）的文章，谈论美国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性行为减少的情况。和珍·特温格一样，作者的困惑是，在性观念最宽容、避孕措施最普及、联结工具最过剩的时代，为什么现实中的肉身接触与浪漫承诺反而迎来了断崖式收缩？

我们的采访，也是从这个疑惑开始的。

“如果我们还不清楚‘性萧条’最重要的观察指标是什么，那么就很难使用它。”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同样对这个流行说法持怀疑态度。2000～2015年，他曾主持四次全国性随机抽样的性关系与性行为调查，是中国性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告诉我，美国性科学家金赛曾提出一个“性总量”理论，即“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人类的生理学意义上的性，不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变化的仅仅是‘性释放’的途径越来越增加或者减少，或者越来越不同”。因此，讨论“性萧条”，首先要弄清楚究竟在衡量什么。除了婚内性行为，人们还可以通过婚前、婚外、同性、自慰、虚拟等多种途径获得性满足。如果只统计某一种性活动的频率，就很难判断性是否真的在减少。

不过，潘绥铭也提示我去思考另外一种可能性：“‘性萧条’这个词，有没有可能说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现实，而主要是一种情绪发泄？它说的究竟是‘性’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难？”

过去三周，我在线上线下找到了一群对性深感困惑的中年人。他们有的深陷于“无性婚姻”带来的痛苦与困惑中，有的在结婚、生育后，才感受到“自己体内某种东西在觉醒”，有的终于离开了令人不适的生活处境，却发现性的自由，有时也和更复杂的健康、道德和情感风险绑定。

电影《美国丽人》(1999 年)剧照。影片讲述了一对中年夫妇遭遇的性和情感危机

在这些受访者中，宋林（化名）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他是位不到40岁的“80后”，生活在北京，过着在外人看起来相当“正常”甚至普通的生活，但在他的手机里，有一份夫妻性生活次数记录表，最多的年份平均每月两次，少的年份每月一次或完全没有。即使在次数相对较多的年份，他也不认为自己的亲密需求得到了满足。“一次低质量的性，只能算是‘人工授精’”，宋林深感痛苦和压抑。

类似的对质量的追求，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性”在中国社会中角色变化的一个缩影。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在作品《性之变：初级生活圈中的常人梦》中曾谈到，20世纪80年代后，性逐渐不再与生育绑定在一起，爱情成为评价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性、爱、婚也开始相对分离，我们逐渐步入了一个“性化”的时代。

但随着性越来越变成一件“自己的事”，人们却开始无所适从。它不再必然地关于生育和家庭，却成为身体、欲望、羞耻、自我评价、外部关系的。什么是合理的性，谁应该拥有性？我的欲望的产生方式对吗？旧的规矩还在，新的脚本却未必兼容，越来越多关于性的困惑随之诞生。正如亲密关系研究者沈奕斐观察到的那样，女性开始大方地表达欲望，却仍受矜持、贞洁的传统要求束缚；男性被期待尊重女性的感受，又担心自己不够有“雄风”。性咨询师也发现，从到医院“治疗性功能”，到找咨询师“优化性体验”，中国人的性需求正在变得更加精细、复杂。因此，潘绥铭把最近的十年称为“性焦虑时代”：各种性的现象并没有减少，但是人们越来越担心它的不确定性。

对这种不确定性的顾虑，也成为一些年轻人减少性行为，甚至回避亲密关系的理由。

我的同事冉佳宁就找到了一群认为性“可以有，但不必要”的“95后”和“00后”，他们或受困于忙碌的学习生活，无暇思考一件“功利性不那么强的事”，或被目的性过强的两性匹配模式扼杀了浪漫，又或是不愿承受任何不可控带来的风险。正如一位大学教师观察到的那样，“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希望关系简单、清晰。当被升学、就业和未来去向占据心力，他们已经不愿承受一段关系里的试探和犹疑”。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亲密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性，正在从“人生必需品”，变成诸多生活经验中的一种。

而李晓洁对情趣用品市场的采访和观察，也展示着另外一种变化。20多年前，国内情趣用品店还是街角灯光昏暗的小店，商品大多围绕男性欲望设计。如今，女性已经成为这一市场的重要消费者，外形可爱的情趣玩具被摆进明亮的商场，导购甚至会拿着女性生殖器官模型，向顾客讲解身体构造和产品的使用方式。“独自的性”慢慢变成一件可以被公开交流的生活日常，以男性欲望和纳入式性交为中心的性观念，也开始受到挑战。

5月23日，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情趣用品店（视觉中国 供图）

只是，性愉悦可以通过产品获得，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却不能因此自动解决。在孙若茜对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的专访中，谈到了自由与爱欲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现代人越来越强调个人自主与安全，每个人都希望掌握自己的生活，但爱欲恰恰意味着另一个人的进入，以及对自身生活的改变。同时，自由选择伴侣，也可能变成不断衡量收入、学历、职业和家庭背景的过程。因此，“自由的浪漫之爱，只是历史的偶然例外”。

起初，我以为这又是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故事。工业化和信息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让越来越多属于“本能”的东西由社会组织系统主宰，疲惫不堪的现代人，已经无力应付更“耗能”的生命任务，不得不将性需求和性好奇暂时搁置。但到最后，我发现，每一次谈论性时，人们不仅在谈论自我，更是在思考关系。因此，那些关于性的迷思，或许指向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当我们越来越能够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仍然渴望另一个人的参与？

“性的根本内在矛盾有一条就是：明明是两个不同而且独立的个体，却非要捆绑在同一个婚姻里，这岂不是‘自讨苦吃’？”潘绥铭曾这样调侃。的确，人类可以不发生性行为，也可以独身，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建立关系。只是当下的我们，是否还能感受到对另一个人的好奇、欲望、信任和依恋？是否还愿意接近一个具体的人，接受他与自己的不同，承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也许，这比性发生了多少次，更值得我们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