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周五继续刊登“毛泽东：沉重的遗产”系列文章。这一期的文章着重关注毛泽东时期的“枫桥经验”在习近平时代如何重生。

法国世界报表示，今天的中国领导层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治理原则。相反，他们从中寻找可以继承的政治遗产，甚至毫不犹豫地把其中的一些方法运用到今天的治理之中。毛泽东时期的“枫桥经验”就是一个例子。

1963年，浙江枫桥镇被毛泽东树立为典型，用来推广群众运动和基层解决矛盾的方法。在习近平时期，这套所谓的“枫桥经验”逐渐变成了一套大规模的基层监控系统。

“枫桥经验”的来历

枫桥原本只是浙江省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让它闻名全国的，是1960年代初的一些政治事件。当时，中国刚刚经历“大跃进”造成的严重饥荒。毛泽东在党内受到一定程度的孤立，一些较为务实的领导人开始调整政策，例如允许农民出售部分农产品，以恢复经济。

为了重新取得政治主动权，毛泽东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被怀疑不够忠诚的地方干部和前地主等人列为主要的教育对象。

在不少地方，教育的方法简单粗暴：往往是抓捕、审判甚至处决。但在枫桥，方法有所不同。

据称，当地一名前地主陈义林长期拒绝参加集体劳动，甚至在经过20多次的批斗和假装处决他的场面后，他依然继续写“反动诗歌”。但是，在讨论和劝导活动中，经过当地群众不断的教育和鼓励后，他最终“改造”成功。

这个故事在1963年秋天传到毛泽东的耳中，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就此诞生了所谓的“枫桥经验”：不把所谓的“阶级敌人”交给上级处理，而是在当地通过群众的不断批评、教育和劝导来“改造”他们。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全国性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之中。此后，中国领导人很少再提及枫桥，直到习近平重新关注它。

快递员也被视为日常监控网络的一部分

习近平曾在2002年至2007年间在浙江任职，并于2003年到访枫桥，了解“枫桥经验”。成为最高领导人后，他开始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枫桥经验”被重新定义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它要求地方干部在地方层面就把问题给解决掉，也要求普通居民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是只依靠国家安全和公安机构。

因此，群众动员扩散到了全国，各种群众性志愿组织在全国发展起来。北京有“朝阳群众”和“丰台大妈”等组织，广州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的志愿者队伍。他们负责留意社区中的异常情况，并向有关部门提供信息。

2018年，枫桥还建立了一座陈列馆，展示如何利用居民、警察、摄像头、无人机和社区调解员监视和发现异常情况。如今，外卖员和快递员也被视为这种日常监控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每天穿梭于社区之间，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居民家庭。

法国世界报指出，这种大规模的群众基层监控甚至延伸到了偏远地区。《世界报》记者发现，在云南一些距离枫桥约2000公里的乡镇，居民家的门上都贴有“枫桥经验”的标牌，并公布一名当地“模范居民”的联系电话。全国还有2000多个派出所被冠以“枫桥”之名。如今，“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安和监控体系的标签。

把“枫桥经验”向海外推广

法国世界报还指出，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把“枫桥经验”向海外推广。

2025年，中国向与其关系日益密切的所罗门群岛介绍安全治理模式时，也提到了“枫桥模式”。当地警方表示，相关活动包括人口管理、家庭信息跟踪、社区监控和指纹采集。这说明，这套源自毛泽东时代的治理方式，如今已经被重新包装，并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