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周审议《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这是2010年该法施行以来首次大幅修订，时隔整整16年。

草案首次以法律明文界定“国防动员”：为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与发展利益遭受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同时把先进技术与新兴领域力量纳入动员范围。

从企业、科研机构、数据，到先进科技与新兴产业，未来都可能被纳入一套更完整的“平时建设、战时转换”体系。

中国地方国动办早已先行，成为日常应急演练的一部分

现行《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7月施行，至今已经16年。在领导管理体制、军地职能配置等方面，已与军改后的现实脱节。2021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决定在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

组织层面的调整更早落地：2022年底至2023年，各省、市、县级“国防动员办公室”（国动办）陆续挂牌，多数在原人民防空办公室基础上运行。官方当时总结，这让地方行政体系与军事系统形成更常态化的业务对接。

一般到重大历史事件或者纪念日时候，中国各地地方国动办会发布短信来提醒民众今天是什么日子，随即像是日本投降日、台湾光复日等都会有防空警报响起，在线下，则会有相关工作人员发放资料进行科普。

从“国防潜力”到“经济社会实力”：北京正在扩大动员想像

过去谈国防动员，容易让人联想到征兵、物资征用、交通运输、医疗救护等传统项目；但新的法律概念直接把“经济和社会实力”纳入国防实力的转化过程。

俄乌战争所呈现的长期消耗、无人机大量运用、卫星与通信系统、军工产能、能源、运输以及民间科技企业的支援能力，都让“一个国家究竟能动员多少资源”重新成为军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盛顿与北京的战略竞争不只改变了中美关系，台湾成为中美之间操弄与争夺的筹码。针对性地进行大规模两栖作战演习，会升高海峡两岸的敌意，让中美在台海问题上形成螺旋式升级的互动过程。（图／新华社）

河北省在今年7月7日发布有关国防警示工作的提醒简讯。（田畅提供）

因此，这次修法新增“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其意义并不只在于增加几个新名词，而是把科技与产业能力纳入国家安全动员的法律框架。

不过，草案没有逐项列出人工智慧、无人机、机器人、低轨卫星或其他具体产业的动员方式。因此，AI是否会被明确列为国防动员资源、民间企业需要承担什么义务、政府可以在什么情况下调取企业技术或数据，都还要等待后续配套法规与实施细则。

中国国际供应链供应会展示的多款机器人。（美联社）

“数据”也被纳入国防动员，真正敏感的可能是这里

草案二审稿明确提出，国家可以依法收集、使用与国防动员密切相关的数据，同时保障数据安全；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对象也被要求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新增，是“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官方尚未逐一界定“新兴领域”涵盖哪些项目——人工智慧、无人机、低轨卫星、机器人等是否及如何纳入，目前仍属空白。

一个地区究竟有多少可调度的运输设备？有多少民用无人机与相关操作人员？哪些工厂具备特定零组件或芯片生产能力？哪些企业拥有大型算力、通信或物流能力？

和平时期，这些资料可能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门与民间企业；战时如果仍要逐一盘点，动员效率势必大幅下降。因此，把“国防动员潜力”进一步数据化，实际上就是试图建立一张国家级的战时资源地图。

军地权责重新洗牌：不是让军队管一切，而是让责任链更清楚

草案进一步明确县级以上政府部门与军事机关依各自职责负责国防动员工作，而国家及地方国防动员委员会则负责组织、指导与协调。

尤其在2015年军改后，中国军队与地方行政体系的权责重新调整，原本适用于旧体制的法律规范逐渐出现落差。此次修法因此可视为将过去数年的体制改革正式“法律化”。

现行制度强调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组织、指导、协调国防动员；修订后则强调国防动员委员会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履行组织协调职能。

在未来，国防动员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政工作，而是被放进中共“党领导一切”的国家安全体系。

是不是代表中国正在为台海战争“备战”？

随著近期共军对台策略不断升温之际，北京方面则试图通过“国防动员的概念”强化民众对于“统一”的紧迫性，但现实中似乎民间对于“对台一战”似乎并不抱有极高的兴趣，也有海外观点指出，由于目前中国国内经济和失业率攀升导致整个社会像一个高压锅一样，急需要外部摩擦来降温。

从法律文字来看，国防动员的适用范围涉及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与发展利益等多项威胁，因此理论上不只适用台海，也可能适用其他重大安全危机。由此看，这套制度并非为台海量身打造，但如果台海爆发高强度、长时间冲突，它确实可能成为北京进行全国性战时动员的重要法律工具。

尤其当现代战争越来越依赖民用科技、物流、通信、能源与工业产能时，“军民融合”的概念就不再只是国防工业问题，而可能延伸到整个经济社会体系。 

中国这次修法或许不是其中某一条涉及台湾的文字，而是北京正在用法律、组织与数据，逐步降低“从和平走向战时”的制度摩擦。而这场竞争，早已不只是军队之间的竞争。它更像是一场国家整体动员速度的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