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日公布一系列数据，凸显经济已露出疲态。旅美中国时政评论员邓聿文发文表示，要问中国经济有多疲软，看看“钟才文”持续发声的动作就知道。8月22日至25日，“钟才文”连续4天在《人民日报》刊文，4篇文章的主题虽各有侧重，中心意思却很清楚：中国经济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差，有韧性、有新动能，政策也有空间，要坚定信心。

邓聿文写道，“钟才文”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谐音，中财委则是中国经济的最高决策机构，它以“钟才文”的笔名连续刊文，本身就说明，北京认为现在到了需要安抚市场、稳定预期的时候。

中财委为什么现在要密集喊话？直接原因是刚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明显变差，出口和高科技制造虽然仍然强劲，但主要国内需求指标几乎都在恶化。另一原因则是政治时间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24日将要访美，10月中共又将召开二十届五中全会。对北京而言，接下来2个月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容忍经济继续明显下行的普通时期。习近平访美需要1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经济背景，五中全会召开前也不能让经济悲观情绪持续蔓延。因此，“钟才文”此时出场，既是在解释数据，也是在管理预期。

问题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靠几篇来自最高财经决策层的文章，就能改变预期，托住信心的经济。

中国上半年GDP成长4.7%，的确落在全年4.5%至5%的官方目标区间内，这也是“钟才文”一再强调的理由。 但7月的数据再次说明，中国经济现在更值得注意的，不只是成长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已经进入一种“痉挛”的状态。

邓聿文写道，所谓痉挛，并不是说经济一直衰退，更不是说马上就会发生全面危机。它指的是，一个原本应该相互协调运作的经济机体，不时在不同部位发生异常：房地产风险刚被暂时压住，消费又掉下来；地方债务风险压住了，民间投资继续收缩；出口很好，国内需求却跟不上；高科技制造高速增长，传统行业却陷入价格战；1个月资料稍有好转，下个月又有新的问题冒出来。

北京并非不知道这些问题。近几年来，从房地产救市、地方化债、降息降准，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整治“内卷式竞争”、改善民营经济环境，各种政策不少。 7月政治局会议也再次提出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稳定房地产和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可问题在于，这些政策往往能够暂时压住一个症状，却很难让整个经济摆脱痉挛。

原因恐怕不只是政策力道不够，更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底层逻辑已经改变了。

新加坡经济学家陈光炎最近提出1个很有解释力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在存在“两个经济”：一个是人工智慧（AI）、电动车、电池、机器人、半导体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一个则是房地产疲软、地方债务高企、人口收缩、家庭消费低迷和消费信心不足构成的传统宏观经济。

北京越来越重视前一个经济，因为在决策层的政策排序中，短期成长、就业、消费和居民福利已经不再是唯一甚至未必是最高目标，在未来20、30年的中美战略竞争中积累国家综合实力，被赋予了越来越高的优先顺序。这个观察正好解释了为何北京明明知道内需不足，却始终没有把大规模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放到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

邓聿文指出，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现在这种痉挛状态，归根到底必须解决2个问题。

第一是收入。不是发几张消费券，也不是一次性的以旧换新补贴，而是让一般家庭能够形成持续的收入成长，让居民部门在国民所得分配中得到更多。如果收入没有稳定成长，扩大消费就始终只是一个政策口号。

第二是预期。老百姓不只要有钱，还必须敢花钱；企业不只要能够融资，还必须愿意投资。这取决于市场主体如何判断未来的就业、房价、企业经营环境、政策稳定性。收入决定有没有能力消费，预期决定愿不愿意消费和投资，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如果北京的长期战略竞争仍然压倒居民部门的短期修复，那么这2个问题都很难根本解决。北京可以继续把资源投入AI、芯片、先进制造，也可以由此产生一批世界级产业，但如果居民收入、私人投资和消费长期疲软，中国的“两个经济”就会继续分化，供强需弱的问题也会继续存在。这正是“钟才文”连续发文难以真正安抚市场、提振信心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经济现在真正缺乏的，不是权威机构更多关于信心的文章，而是产生信心的经济条件。如果北京仍将同美国的长期竞争和国家实力积累，置于居民收入成长和预期修复之上，那么，中国经济恐怕也将长期困在这种反复发作的“痉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