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4日，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MSL）核心研究员余家辉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推文——他要离开Meta，自己去创业了。从2025年6月底加入，到2026年8月14日宣布离开，满打满算一年零一个多月。距离他带团队刚刚更新的Muse Spark 1.2发布，仅过去8天。

一年前，扎克伯格亲自下场，开出被传高达1亿美元的天价薪酬，才把他从OpenAI挖来。一年后，这笔钱也没能留住他。这则消息迅速在AI圈炸开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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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eta这一年：

从零搭建Muse全家桶

回顾余家辉的职业履历，堪称AI学术与工业界的“黄金样板”。1995年出生于浙江慈溪的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随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师从“计算机视觉之父”黄煦涛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学生时代，他便先后在百度美国研究院、英伟达和谷歌大脑实习，极早地踩中了计算机视觉与大模型融合的行业风口。

毕业之后，他的每一步更是踩在行业最前沿。在谷歌DeepMind任职期间，他一路晋升至资深研究科学家，不仅是Gemini多模态部门的联合负责人，还对PaLM-2小模型的架构设计做出了核心贡献。此后，他转投OpenAI，以研究负责人身份深度参与了o3、o4-mini以及GPT-4.1的研发，并担纲GPT-4o的感知技术负责人，主导了这一现象级多模态模型的核心攻坚。


正是这样一份简历，让扎克伯格在2025年的人才争夺战中，把余家辉列为首要目标之一。

当时有网友调侃：皇马花8000万美金从曼联签下C罗，Meta花1亿美金从OpenAI签下余家辉。虽然Meta CTO后来澄清，1亿美元并非人人都有，而是包含股票、奖金和绩效条件的整体薪酬包，但余家辉无疑被装进了“亿元先生”的故事里。



加入Meta后，余家辉与赵晟佳、毕树超、任泓宇等原OpenAI研究员一同加入Meta新组建的超级智能团队。没过几天，扎克伯格正式宣布成立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MSL），由Scale AI前CEO Alexandr Wang负责。

余家辉进入的TBD Lab，是MSL旗下最核心的模型研究团队之一，负责研发Meta下一代前沿模型。他是创始成员，也是多模态方向的负责人。

这支团队的任务并不轻松，在Meta已经拥有Llama系列模型的情况下，要重新搭建一套面向下一代前沿模型的技术体系。

但余家辉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

2026年4月，团队推出了Muse Spark，这是MSL成立后发布的首款基础模型。随后，Voice Mode、Muse Image、Muse Video相继亮相，产品线从文本延伸到语音、图像和视频。其中，Muse Image在Arena文生图、单图编辑、多图编辑三项测试中拿下第二名，仅次于OpenAI GPT Image 2；Muse Video在文生视频排行榜上排名第三，跻身第一梯队。

就在余家辉宣布离职前几天，Muse Spark刚刚更新到1.2版本，进一步强化了编程、长程Agent任务和多模态能力。

Meta研究员Zhiqing Sun透露，余家辉也是把他招进Meta的人之一，两人曾在旧金山一家餐厅吃饭，余家辉就是在那里说服他加入TBD Lab。一年后，轮到余家辉自己招进来的人把他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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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辉离职背后的终极命题

在离职声明中，余家辉留下了一个颇为神秘的答案。他坦言，随着时间推移，自己越来越被某个问题所吸引。这个问题关乎人类未来，却至今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而现在，它已占据了他全部的关注。

至于新公司的名称、具体研究方向乃至合伙人阵容，他则一字未提，只表示：“更多信息，等事情逐渐成形后再分享。”这番回应无疑吊足了外界的胃口。



究竟什么是“将深刻影响人类未来、目前却少有人探索的问题”？

一时间，猜测纷至沓来：有人认为是AGI安全，有人指向具身智能，也有人推测是某种全新的AI架构。不过，截至目前，余家辉本人并未给出任何进一步线索，所有的猜想也只能暂时停留在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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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抢人”到“留人”，

Meta面临严峻的人才流失

余家辉的离职并非孤立事件。事实上，自去年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成立、点名11位关键人才（其中包括7位华人研究者）以来，这支被寄予厚望的“华人AI天团”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已出现明显松动。

今年2月，前苹果AI基础模型团队负责人庞若鸣确认离开Meta，转投老对手OpenAI；几乎同一时间，研究科学家张鹏川也官宣离职加入OpenAI，主攻世界模型与机器人方向。算上如今出走的余家辉，当初的7位核心华人成员已有近半数选择离开。据研究论文平台统计，Meta至今已累计流失了超过200名知名研究员，其中不乏高薪挖来的中坚力量。



这一现象引发了外界的深刻反思：当Meta给出的薪酬待遇已经超越行业均线，甚至开出令人咋舌的百万乃至亿美元级综合薪酬包时，为什么依然留不住顶尖大脑？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大厂组织架构的频繁变动。超级智能实验室成立以来，业务方向与汇报体系数次调整，研究员的探索方向往往容易随着商业战略的摇摆而被迫改变。对于追求极致前沿的顶尖人才而言，无法纯粹地深耕认定的方向，远比单纯的薪酬高低更难以让人接受。

其次，技术路径的吸引力存在差异。对致力于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长线研究者来说，资源倾斜与落地节奏的高度契合至关重要，而大厂的战略永远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短期商业KPI。当顶级研究者渴望主导真正“少有人探索”的长期主义课题时，大厂的条条框框便成了无形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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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才争夺到创业出走，

AI产业的底层逻辑正在重构

余家辉的离职，不仅是Meta一家企业面临的阵痛，更折射出整个全球AI行业人才流动风向的剧烈变化。

回看两年前的硅谷，行业主旋律还是大厂之间不计成本的“抢人大战”。巨头们通过翻倍年薪和巨额签字费互相挖角，坚信“谁拥有最多顶尖人才，谁就能拿下AGI先机”。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基础模型底座日趋成熟，创业的技术门槛和算力壁垒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创业者不再需要从零开始搭建庞大的通用底座，而是能够聚焦于垂直场景、智能体或前沿技术细分方向，打造出独特的差异化价值。

与此同时，AI行业的价值分配正在向落地期和应用层下沉。对于顶级科学家而言，选择离开大厂独立创业，不仅能够摆脱繁琐的内部博弈、完全掌控技术路线与产品节奏，更能通过长期的市场回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华人AI研究者在此次浪潮中扮演了极为活跃的角色，他们凭借深厚的技术积淀和惊人的执行力，正不断开拓新的技术边界。

对于Meta而言，核心骨干的相继出走或许会在短期内对其多模态迭代节奏带来微妙影响，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大厂靠单纯的金元攻势和堆砌团队来垄断创新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当AI产业从早期的基础模型军备竞赛，转向多方向、深层次的垂直探索，人才的多元化选择与自由流动，恰恰标志着这个行业正走向前所未有的成熟与充满活力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