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指出，真正有善良品质的人，是那些为他人的苦难发声、为弱势群体呐喊、为某些不公而抗争的人。如果你什么都没做，甚至连你的亲人孩子受到欺凌都不敢声张，那么你就没有资格说自己善良。

时事节目“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和作家聊流亡德国的前新疆警察张亚博的人生故事，讨论中国人的罪责、同理心与忏悔。

袁莉表示她在做这个报道的过程中也非常的矛盾，也有很多的困惑，因为张亚博反复跟我说自己没有迫害过任何人，他只是在执行命令。他是这个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小螺丝钉。他用“服务”这个词，是因为他说当年做警察的时候，他很相信人民警察为人民——为人民服务。

袁莉说，张亚博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他信天主教，他又这么有勇气出来说话。但是就是他这样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二战以后对纳粹集中营很多看守被审判的时候，他们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是一个看守”。

查建英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群体，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绑架在这上面，然后绑架之后我还要感恩。稍微对我好一点，我就感恩了。而且这种还不只是共产党文化，而是王族文化，以及奴性文化。

中国人为什么缺少道德上的罪责感?

袁莉介绍说，德国哲学家把guilt——罪责感分成4种。一种是刑事罪责，就是你是否了实施了可以让法院来审判的犯罪。一种叫政治责任，是一个人和他所相处的政权及其政治行为的关系。还有一种叫道德上的罪责，就是一个人怎么判断自己的选择和服从。还有一个叫形而上的罪责，就是面对他人遭受巨大暴行时，明知却没有尽力反抗所承担的人类连带责任。她认为中国的讨论基本上还是在第一层——刑事罪责。对于政治责任——自己和政权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一些讨论但不是很多。对于道德上的罪责——自己做了这样的选择，我就有罪，讨论更少。还有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或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就是我们作为人，人之为人的道德原则，很少涉及。

查建英认为，源头是国家的制度当权者在遮蔽这件事，不让人们有反省的可能、机会和能力，因为通过教育就使得小孩也不知道、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善良是主动为正义发声和行动的勇气

专注社会、知识等议题的知名博主安争鸣(Stella An)不久前也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谈到相关话题，她从“在中国做YouTube会死吗”谈起。安争鸣认为：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做YouTube”这件事本身——李子柒、“办公室小野”等千万级订阅的创作者都活得很好——危险的是发表与主旋律不符的言论、制作带有批判性的内容。无论你选择哪个平台，都要面对相同的风险。

在中国做YouTube会死吗?

安争鸣批判了“惹不起躲不起”这套生存哲学：当个体选择沉默、退让来自保时，实际上是在把作恶的权力让渡给强权，而躲避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往往还会助长压迫者变本加厉。

安争鸣举例说，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抱怨，说我一生善良，没干过什么坏事，为什么人间疾苦没有一件事放过我。其中有一个高赞评论是这么回答的：大部分普通人其实都称不上善良，我们拥有的只是懦弱和无能。真正有善良品质的人，是那些为他人的苦难发声、为弱势群体呐喊、为某些不公而抗争的人。如果你什么都没做，甚至连你的亲人孩子受到欺凌都不敢声张，那么你就没有资格说自己善良。“在我看来，善良不是被动的不作恶，而是主动为正义发声和行动的勇气，真正的善良是需要付出代价、需要面对冲突、需要承担风险的。那些只求自保去标榜善良的人，实际上是混淆了善良与懦弱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