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常因推动国家走向全球经济而被人们铭记。但在中国民众之间，他的逝世也引发了人们对其直言不讳与敢作敢为风格的怀念，这与当下政治环境的拘谨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政治表达实施着严格掌控，对领导人的公开悼念活动也有着缜密的规范流程。朱镕基于周三逝世，享年97岁，官方主要媒体刊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讣告。预计习近平及其他领导人将在未来几天出席正式的遗体告别及悼念活动，不过具体细节尚未公布。

中共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讣告中重点强调了朱镕基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先是担任副总理，后担任总理——如何部分放开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推动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讣告还指出，朱镕基“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

在中国，一些人以更为大胆的措辞赞颂朱镕基留下的政治遗产及其直率的性格。

高层领导人的逝世已被人们当做一个契机，来怀念过去那个更具活力与希望的时代。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许多人深情地回忆起朱镕基时而豪爽洒脱、时而针锋相对的个人风格。

“他们面临改革的机遇，他们把握改革的步伐，他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坚，”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周四在微信上撰文悼念朱镕基那一代人时这样写道。他在文中并未直接提及朱镕基的名字。

许多网友回忆起朱镕基当年那一场场从容应对的记者招待会以及字字珠玑的表达，这耐人寻味地提醒着人们：现如今，即便是高级官员也往往只是在复述最高领导人的话语。

一些人引用了朱镕基对腐败官员发出的警告，这段话展现了他痛下决心解决该问题的铁腕态度。“我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朱镕基在1998年的一次会议上说。

还有人引用了朱镕基对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期间对溃决的劣质防洪工程的斥责。他怒骂其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

对朱镕基的官方悼念活动可能将遵循既定的规格。党的讣告在篇幅和版面位置上与2023年去世的前总理李克强以及2019年去世的前总理李鹏基本相当。

在中国，前领导人的逝世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2023年李克强突然去世时，网络上以及他的家乡安徽省出现了大规模的民间悼念。在专家看来，这种情感的倾泻是公众对这位政治生涯受挫官员的同情表达。

对朱镕基而言，出现类似且高度瞩目的公开悼念活动的可能性较低。他属于更早一代的政治人物，且早已淡出公众视野。此外，自2023年以来，对言论的管控也进一步收紧。

在中国对朱镕基的赞誉中也夹杂着理性的认知：人们意识到他并非一位毫无保留的经济自由化推动者，他的承诺——无论是清除腐败还是减轻农民负担——也并不总能化为现实。

“朱镕基曾大声疾呼‘农民负担太重’，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直到他卸任，‘农民负担太重’依然为心头之痛，”在微信上流传的一篇关于朱镕基总理任期遗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中国经济转型方面有大量著述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朱镕基将精力集中在争取全球企业上，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关注有所不足。

他说，朱镕基限制了此前十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乡镇企业的资金流，迫使其中许多企业倒闭，从而扼杀了农村发展的势头。

“我们在进行评估时，必须把中国农村发生的事情纳入考量，毕竟农村人口当时占到了中国总人口的70%到80%，”黄亚生通过电子邮件评论道。“朱镕基是一位改革者，但他实现改革的方式比人们通常塑造的形象要复杂得多。”

在国外，朱镕基最被人铭记的事迹是他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展开谈判。但在中国国内，人们同样记得他让中央政府对财政收入有了更大的掌控权。这一转变为主政者后来的大规模投资项目铺平了道路。然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却常常陷于财政拮据的困境。

“朱镕基是一位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矛盾性的领导人：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追求与持久的政治控制并行不悖，”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学家朱利安·格维兹表示。“朱本人很反感西方试图将他套入熟悉的‘自由化’典型模板。”

朱镕基去世，中国人哀悼一个更加开放、充满希望的时代

1998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告诉一档调查新闻节目的工作人员，自己是该节目的忠实观众。他甚至表示，该节目为他提供了改革的思路。

随后，他对中共关于媒体应该强调所谓“正面报道”的宣传原则提出了质疑。“‘什么叫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他反问道。“我看51%不也行吗？”

“没有这样的节目，群众的声音反映不出来，”他说。

朱镕基并不是在呼吁建立独立的新闻媒体——这是党所不允许的。毕竟，那档调查节目是由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但他明确表示，他认为批评性报道不是对政府的威胁，而是实现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周三，97岁的朱镕基去世后，中国民众纷纷转发这个故事，以及许多其他事迹，将他描绘成一个直言不讳、独立思考的人，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杰出的总理”。

朱镕基曾于1998年至2003年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任内担任总理。作为一名强势的技术官僚，他是中国一些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变革背后的推手。他推动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为随后20年的非凡增长奠定了基础。但这些改革也导致了大规模的下岗潮，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并留下了持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人们的哀悼不仅仅是为了朱镕基本人，也包含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那时的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官员们可以公开承认国家存在的问题，未来似乎更加繁荣和充满希望。在怀念那个时代的同时，许多人也在对当今的中国做出评判——如今的中国变得对世界更加封闭，对批评的容忍度更低，人们对未来也远没有过去那么有信心。

在微信朋友圈——相当于Facebook时间线的半私密社交平台——我的信息流里充满了前记者、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的悼念。

一位投资银行家发布了一张朱镕基的黑白照片，并回忆起“那个国家正处于上升期的时代”。他写道，这段共同的记忆似乎“在今天显得格外珍贵”。“能亲身经历那个时代，我们已经很幸运了，”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回复道。

还有人发布了朱镕基和他的上司江泽民的照片，两人俯身靠近，低声交谈、开怀大笑。一些评论说，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展现出人情味的一面。这些画面令人回忆起一种政治氛围，比起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僵化的氛围显得更加宽松、融洽、更有人情味。

微信上的许多帖子来自我认识或采访过的人。为了避免给他们带来麻烦，我隐去了其中一些人的姓名。一名律师甚至要求我不要再通过微信联系他，转而使用Signal等加密通讯应用。

在中国更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微博和小红书搜索朱镕基的名字得到的结果寥寥无几，且主要来自官方媒体。周三下午，我在小红书上搜索，只返回了25个结果。一些普通用户隐去了他的名字，只发布了一张照片，或者含蓄地提到“那个时代”，或者“他”。

在朱镕基将媒体称为“群众喉舌”和“政府镜鉴”近30年后，关于其本人去世的公众讨论似乎受到了严密的管控。

当局深知，对前领导人的哀悼可能演变成对现任领导人的批评。2022年江泽民去世后，人们追忆起他那个时代相对的开放和乐观，隐晦地与习近平进行比较。微博限制了评论，并删除了一条感谢江泽民允许中国民众观看《泰坦尼克号》的热门帖子。

次年，前总理李克强意外去世，他承诺中国将继续向世界开放的视频遭到删除。称他为“人民好总理”的评论也遭到了审查。

到了朱镕基去世时，审查机构似乎下定决心，不能让人们对另一位改革时代领导人的怀念演变成对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公投。

常驻多伦多的中国政治评论员卢以恒（音）认为，这种怀旧情绪中蕴含着苦涩的讽刺。中国人曾经纠结于改革时代的种种弊病，设想新一代领导人能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但谁能想到，”他在X上写道，“今天，只因为我们没有走向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就已经让我们感激涕零？”

这种预期的逆转激发了许多悼念之情。在就业普遍不稳定、消费低迷以及党对私营企业加强管控的背景下，一些人似乎最怀念的并不是繁荣本身，而是那种相信艰苦终将带来更好未来的信念。

一位高管在微信帖文中回忆起自己在1998年大学毕业时的情景，当时就业岗位稀缺，政府正在裁员。他写道，回过头来看，那一年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的谷底。“艰苦并不可怕，”他写道，“只要还有希望。”

然而，这种怀旧情绪掩盖了朱镕基改革的残酷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黄亚生告诉我，当时有超过3000万国企工人失去了工作，而其中许多人下岗时，中国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网。他认为，朱镕基后来通过痛苦的改革来解决某些被他的早期政策所加剧的问题。

“他的经济遗产非常复杂，”他说。“他用左手创造问题，右手解决问题。”

一位姓金（音）的深圳居民在微信上写到：在朱镕基时代，他的家人不仅失去了工作，还被债主不断逼债。

然而，那个时期的流行文化却敦促工人们将他们所受的苦难视为一种必要的牺牲。一首热门歌曲告诉他们要“从头再来”，而一部在全国播出的喜剧小品则宣称：“我不下岗谁下岗？”

朱镕基曾说，他希望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做成了几件实事的“清官”。而金先生看到了这种抱负的另一面。“纵观历史，”他写道，“那些让老百姓受苦最深的，往往是那些决心办大事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