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是外科医生、弗莱明倡议执行主席，并担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全球健康创新研究所所长。

原文编译如下：

下次医生给你开抗生素时，不妨问一句，这种药是从哪里来的。

对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答案往往要提到中国，而且经常不止一次。原因是，为西方提供大量药品的印度仿制药企业，本身又高度依赖中国生产的原材料。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2026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全球使用最普遍的抗生素阿莫西林，大约94%的关键原材料由中国供应；中国同时占全球抗生素原料药出口的近一半。

在美国获批的药品中，将近700种至少依赖一种只能在中国生产的化学品。 

这份报告认为，这种依赖带来的威胁“堪比稀土问题”，而且存在“在和平时期被武器化”的可能。

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这并非假想中的风险。2022年至2023年冬季，美国和欧洲曾出现阿莫西林短缺。由于这种药价格太低，生产企业几乎没有扩大产量的经济动力。

事实证明，一条完全按照最低价格原则建立起来的供应链，确实像战略研究人员警告的那样脆弱。

现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下一次短缺不是因为市场一时失灵，而是由地缘政治冲突或大流行病引发，会发生什么。

掌握这些关键化学原料生产能力的国家，就会多出一项可以影响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

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源是一种单靠自由市场信念无法修复的市场失灵。

抗生素是一类非常特殊的产品，使用得越少，价值反而越高。最重要的新型抗生素必须尽可能保留，只在必要时使用，以延缓耐药性产生。

这意味着销量必须保持在很低水平，制药企业也就无法靠销售收入收回高昂的研发成本。

于是，市场作出了市场通常会作出的选择：退出。

诺华、阿斯利康和赛诺菲先后退出抗生素研发。阿卡真2018年推出一种新型抗生素，不到一年就破产。

资本转而流向癌症药物和减肥药，因为这些领域销量越高，投资回报也越高。

世界卫生组织（WHO）目前统计发现，面对不断演化的细菌，全球研发管线中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抗生素已经不足12种。

人们当然有充分理由警惕没有期限的政府补贴。但这不是给制药企业发福利，而是在修复一个无法给公共产品合理定价的市场，而且我们早已承认，医药供应本身就是战略领域。 

我们储备石油，也在努力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还把稀土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但抗生素比这些都更加基础，因为整个社会能否让病人活下来，很多时候都建立在抗生素之上。

解决办法本身仍然可以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这应该会让一些人更容易接受。

英国已经开始通过订阅制为抗生素付费。政府不再按照每张处方支付药费，而是每年支付固定费用，换取在需要时获得药物的权利。

这样一来，即使某种抗生素按照设计本来就应该尽量少用，企业仍然能够从中获得回报。

美国提出的两党《巴斯德法案》采用的也是同一种思路，付费购买的是药物的可获得性，而不是销售数量。但国会一次又一次任由法案夭折。

这是战略想象力的失败。同样一批不断警告中国可能利用供应链影响力的议员，却不愿拿出相当于国防预算中很小一部分的钱，重新建设至关重要的国内药品供应能力。

还有第二个成本更低的办法，如果由我选择，我会首先采用这一办法。

现在很多抗生素实际上是在“盲开”。医生并不知道感染究竟是不是由细菌造成，就直接开出抗生素，因为能够迅速判断病原体的分子检测价格太高。

一次检测可能需要几百美元，而如果不做检测，直接开的抗生素可能只需要几美元。

只要改革诊断检测的支付方式，让感染检测能够像处方药一样方便地获得报销，我们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减缓耐药性发展，同时降低抗生素需求。

这种政策很少见，因为既能省钱，又能同时提高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停下来。

中国已经主导抗生素制造基础，而且经过十年的药品监管改革，目前中国大约占全球新药研发管线的三分之一。

西方仍然有机会在创新上超过中国。中国在首创新机制抗生素研发方面仍然落后，如果美国愿意，这是完全可以利用的机会。 

问题在于，西方已经忘记了如何生产自己发明的药物，如何建立合理的支付机制，又该如何真正把这些药投入使用。

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但前提是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抗生素不是一种只需要寻找最低采购价格的普通商品。

抗生素属于关键基础设施。

我们最好在下一场危机逼着我们接受这个教训之前，就开始按照这种方式对待抗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