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种田？

　　2026年7月14日央视新闻《焦点访谈》对湖南省江华县的基层农业干部和农民，展开了监督报道，题为《种在纸上的水稻》。

　　怎么回事呢？小小一个江华县，是不是田间地头藏了重大腐败，以至于惊动了央视？

　　基本事实如下：

　　江华县有基本农田32万亩，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省市将该县水稻种植面积任务确定为39万亩（早稻12.9万亩，中稻13万亩，双季晚稻13.2万亩），作为硬任务。

　　从统计局数据、台账报表上看，该县完成了这个任务，然而，央视记者使用无人机航拍发现，虽然道路两旁可视范围内种植的都是水稻，在可视范围之外，不少农田种植的则是烟叶、罗汉果、芋头、南瓜、苦瓜等经济作物，并不是水稻。查阅当地账本发现，领取水稻目标价格补贴的田亩数为23.8万亩，与任务数差了15万亩。

　　节目中，《焦点访谈》认为江华县农业干部和农民，在玩数字游戏，欺骗上级。

　　看完报道，我第一感觉并不是觉得江华县干部和农民干了多大坏事。

　　农民为什么不种水稻？难道是因为农民蠢吗？

　　真实的原因是，种水稻辛苦，却不赚钱。以早稻为例，一个典型的种粮户成本是：田租200，种子90、撒肥一亩200，撒肥人工18、割稻倒伏100（未倒伏80）、耕田100、杀虫杀菌100（用飞防打）、除稗草35，以上加起来是843元。他能收入多少呢？如今稻谷是0.85一斤，按照亩产1100斤算，是935元。

　　一季下来，满打满算100元不到，自己的劳动和管理成本还没有计算进去。

　　与之相比，种植芋头、南瓜、罗汉果等，收入明显更高，如果是种烟叶，则更高了。一户农民，如果勤劳种植烟叶的话，收入一二十万很正常，并不低于到城里打工。而且，种烟叶一般来说是和水稻轮作的，烟叶收成后还可以种一季晚稻。

　　《焦点访谈》中的农民们，固然在上报水稻种植任务面积时多报了，但是在领取农业种植补贴时，他们没有多报，而是实报。他们没有欺骗财政资金的动作。

　　他们所做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让自己多收入一些，一是让下任务目标的领导安心。

　　如无人机拍摄的镜头看，江华县并没有抛荒，他们种植芋头的农田得到了妥帖的照顾，长势很好：

　　在我看来，是这些“硬任务”给农民和基层干部添了麻烦，而不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给上级领导添了麻烦。

　　2024年时，被检方指控受贿8.13亿元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审。这位书记大人任职贵州时一大政令就是“玉米革命”：举全省之力禁止贵州农民种植玉米。

　　“你敢种，我敢铲，坚决不留苞谷秆。脱贫要幸福，不要种苞谷”。孙志刚在省委层面，对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做出“战略安排”：2018年，贵州全省必须把玉米种植面积从1100万亩减少到600万亩。

　　为此，孙志刚采取“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监督检查、追责问责。省农委牵头督促考核，对作风漂浮、弄虚作假、工作不力和进展缓慢的，要进行通报或约谈。压力层层向下传导，一些基层干部没办法，采取了违法措施：农民种植玉米被发现，将免去三年的合作医疗补贴。

　　如今看来，孙志刚主导的这场“玉米革命”颇为荒唐：一个人当上了省委书记，就自以为什么都懂，处处指手画脚，比农民还懂得农民应该种什么。这让我想起《我爱我家》的一句台词：“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那时的编剧是真敢说啊。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荒唐吗？最关心农民利益的是农民自己，这片土地适合种什么，种什么收益大，农民会自行判断，即便一时判断不了，也会迅速从周围学会。

　　所以，想要农民多种水稻，那么，最应该做的是增加种植水稻的收益。一边是水稻价格停留在几十年前，一边又强令农民种植水稻，这种政令能长久吗？

　　从新闻专业角度， 《焦点访谈》这个报道只看到对县、乡、村三级展开调查，却没有调查采访制定任务目标的部门，了解他们依据什么来给江华县下达39万亩这一水稻种植目标“硬任务”。

　　这个任务一定是科学的、正确的吗？ 如果在厘清这一问题之前，湖南省因为《焦点访谈》这则报道就启动大规模的追责，追责江华县的基层农业干部，我以为，对农业工作未必是好事。

　　“纸上种田”是形式主义，可是，许多形式主义造假行为何尝不是被逼无奈呢？形式主义的背后，有没有官僚主义呢？

　　另外，我对报道中的预设前提也颇为疑惑：水稻是粮食，难道芋头、苦瓜、南瓜就不是粮食了？它们不能吃？农民种这些经济作物威胁到粮食安全了？

　　将“粮食”概念缩小到“水稻”，真的好吗？

　　种田这种事，还是得尊重农民的意愿，各级政府能做的是因势利导，而不是横下暴令。古今中外的教训无数次地在证明：一个社会的饥荒，往往是来自于人祸，而不是来自于天灾。只要不胡作非为，粮食安全就不是问题。

（示意图）